在温州市苍南县一个叫金乡的小镇，有一位清瘦的中年男人在此隐居了10多年，平日里养着一池子锦鲤，偶尔会到镇上买买鱼食。他已被很多人遗忘，但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叶文贵”曾经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不足两万人的金乡镇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铝制徽章制品集散地。从黑龙江插队回来的青年叶文贵却没有办铝制品厂，而是独辟蹊径，约了17位亲友，每人投资400元办起了铝板加工厂，为徽章企业提供原材料。

这家不起眼的小工厂4个月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赚的钱远远超过了生产徽章的同乡们。而在旁人的惊羡目光中，叶文贵的PVC薄膜厂建成投产，每吨边角废料1000元收进来，加工后2600元卖出去，产品供不应求。

“最紧张的时候，当时一天能挣两万多元，做起来像印钞票一样……”叶文贵现在站在曾属于他的红砖厂房外，淡淡地说。

几年间，这个青年先后办了5家工厂，“赚不完的钱，办不完的厂”是他给那个年代留下的创业名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的厂里转了3圈后，留下一句这样的评语：“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

1984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很特别的消息，个体户叶文贵就任苍南县金乡区副区长。“个体户当官？！”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个爆炸性的新闻。而短短3个月后，说自己“不会做官”的叶文贵就挂冠而去。这一年，叶文贵才34岁。

1987年3月10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批准，叶文贵的金乡包装材料厂开始发行股票，成为中国最早发行股票的私人企业之一。德国《明镜周刊》派出记者史德安专程到金乡采访他。

同年，全国评选出了100名优秀农民企业家，但是，到北京领奖的只有99位。

唯一没去领奖的当选者叶文贵，正在开始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疯狂行动——研发中国第一辆电动轿车。

“当时就是想搞个车子玩玩。”叶文贵一边整理着泛黄的造车图纸，一边回忆说，“当时全中国一共有16家轿车厂，自己一个轿车牌子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试试看，自己造一个中国人的牌子。还有一个理由：汽油车有污染，电动车没有污染。”

1988年初夏，温州最著名的企业家叶文贵“消失”了。他在当年温州最好的饭店包了一个套房，开始招兵买马。来自航天、造船、冶金等行业的各路专家来到温州，“天天在那儿画图”。那是一场与全世界电动汽车研究者同步开始的竞赛。

1989年2月的一个傍晚，一辆像玩具铁皮车的小汽车悄悄从温州市区开了出来，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异样。车里面坐的是叶文贵和他的3个同事，这是他们造出的第一辆电动轿车“叶丰零号车”。从研发到上路，只用了短短的6个月。

“当时我们一路开上山，我看到下面万家灯火，往远处一直看到瓯江边，全看到了！我觉得自己造出一个‘破车子’，能坐4个人，高兴坏了……”叶文贵说。

而在同时，世界各大汽车厂商也进行着电动汽车的研发。电池寿命短、车开不远，渐渐成为各国研究者的共识，远在中国南方一隅的叶文贵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1989年2月，他专程前往美国考察电动车技术，开始研究动力革新。然后，他在温州市龙湾经济开发区的25亩土地上，邀请了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国内33所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前来共同研发中国第一辆混合动力汽车。他的财富就像流水一样，投到了无底洞般的研发中。

1990年10月，叶文贵成功推出“叶丰—Ⅱ”号车。这是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混合动力车，它拥有容量强大的蓄电池组，一次充电可行驶200多公里。同时，装上了叶文贵自行研制的专用双缸水冷汽油发动机。在当时，“叶丰—Ⅱ”的技术已占世界同行业领先水平。

在此4年后，德国大众公司混合动力汽车研发成功。又过3年的1997年，日本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研发成功。

1990年10月，一张金字证书从北京寄来，“叶丰—Ⅰ”电动车被国家四部委评选为“国家级新产品”。次年，在深圳的中国电动汽车研讨会上，叶文贵和他的汽车一鸣惊人，和别人“装个电动机，放几个电瓶”的样车不可同日而语。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了叶文贵的面前：他没钱了。几年来，叶文贵投入电动汽车研究的资金已超过2000万元。

温州苍南县金乡镇原党委书记金钦治回忆：“他当时想得很乐观，觉得如果拿到国家专利，国家扶持，他能够上去的。结果资金拿不下来。”

事实上，叶文贵并非没有机会获得投资。1991年，温州市政府和深圳某部门曾进行过一次谈判。当时，深圳方面提出把电动车事业变成温州和深圳共同开发的项目，但温州方面不同意，说“技术不能转让给深圳”。

无奈之下，叶文贵开始出卖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产业。从工厂、房产到果园，在金乡镇私营经济最兴旺的时候，他一个又一个地卖掉了自己的产业……

1993年8月，“叶丰—Ⅲ”号车面世。同年，叶文贵收到了来自“北京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的信函，同意叶丰牌电动车作为未来奥运场馆的使用车。他依然抱有一线希望。

同年夏天，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万里迢迢来到了金乡，他的名字叫罗耶·凯勒（RoyKaylor），是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电动汽车专家，想合作生产或加工。这是叶文贵获得投资的最后机会。

但双方的谈判却在成品车挂什么牌子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我说我要挂我的‘叶丰牌’，他说不行。他说，挂你的‘叶丰牌’进不了美国、欧洲市场，非得用他们美国的牌子。我想，我这样不是白干了吗？我替美国人打工了。”叶文贵说。

他放弃了。一周后，美国投资者离开了。

1994年秋天，“叶丰YF—HEV”车型试车。这辆有着漂亮流线型车身的概念车，一上路就吸引了无数人好奇的目光。而当时的叶文贵已是山穷水尽。

1995年5月1日，叶文贵送走了帮他画完最后一张图纸的最后一位工程师。然后，他拿自己用了多年的大哥大手机换了一头毛驴，从此闭门谢客，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0多年过去了，当摄制组造访时，生满杂草的老车库里，那辆在今天看来依然“外型前卫”的第四代红色样车，还能开动。在它身上，曾寄托了叶文贵半生的梦想，耗尽了他的千万资产。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传奇企业家说：“对于做车来讲，我认为自己已经成功了。别人从做买卖的角度，说我钱投进去就得有投资回报，但这是不好比较的。”

叶文贵已年近花甲。如今，比他晚10年起步的同学、徒弟都已坐拥几千万元，有的甚至是亿万身家。但他的夫人说，他的一生相当于别人活了十辈子，非常精彩。

不久前，在家过了10年闲逸生活的叶文贵，接到国内多家汽车工业集团的邀请，希望共享他的独家专利，重新开发。这个难得的机会，也许能帮他续写未竟的汽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