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和犹太人的不同文化背景与人生哲学，可以拿人们面对一枚果实时截然不同的态度来作分析。

在中国，人最关心的，首先它可以吃。但到底谁吃，有三种态度：一是自我克制，把好处让与给别人——“孔融让梨”；二是把它作为礼品与别人互让——“投我 以桃，报之以李”，“投我以木瓜，报之琼琚”；三是争夺享用权，为了自己抢食而不顾别人，甚至置人于死地——“摘桃子”，“二桃杀三士”。

第一种态度引申出来就是道德伦理，便有所谓“重义轻利”的原则；第二种态度推广到人际交往中就是“礼尚往来”，“礼轻仁义重”，情义、恩情也是由可吃可占的利益体现的；第三种态度放大了就是阶级斗争，形成政治权力结构。

犹太人自然也要吃果子。但在《圣经》里却有一个果子不能吃的禁忌：上帝规定伊甸园的“智慧果”不许吃，亚当夏娃受魔鬼引诱而偷吃了“禁果”，便犯了“原 罪”，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下到人间承受苦难，而这种原罪会世世代代传承。我们从人道主义立场来看是不能接受的，那果子明明能吃，吃了还长智慧，上帝凭什么 不让人吃；上帝凭什么给吃了的人惩罚，更有甚者，凭什么把原罪加于所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无辜者身上。这种文化岂只不人道，简直蛮不讲理。

翻开旧约圣经，上帝创造人类之后便发生的这一幕，构成后来整个犹太教、基督教的逻辑起点。在这部书里，上帝扮演着一个专横、残暴、嗜血的主宰者角色，人类 必须对它绝对服从，稍有违逆、放纵、疏忽便会遭到重罚。有人统计，上帝前后处死的人达27万之多。就是宗教这种对人的欲望、利益乃至生命自身的当头一棒式 的否定，给现实的人生带来极大的精神恐惧，引出了原罪观念，形成超越人的现实享乐的彼岸信仰。因此，基督教的逻辑起点就是禁欲主义。

“让梨”所代表的中国道德主义立足于世俗生活，旨在克制自己的欲望，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无论是争抢还是谦让，是政治、道德还是情义，总归是围绕吃 梨子展开的。所以，中国思维立足于直接的功利主义。人们关心的以及最终落实的都是物质消费，是既定物质利益的再分配，即你吃还是我吃。尽管农民在长期的探 索中也形成了关于梨子的丰富知识，但只停留在直观经验层面。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都属于经验层面的成果。

“禁果”所代表的 西方禁欲主义却从根本上否定肉体的欲望，形成一种对于彼岸世界的敬畏与信仰，这又带来人们更多超越对象本身实用功能的纯粹好奇心的探索，不为多吃、多占几 个果实。尽管近代西方人认为，知识可以为人类谋福利（培根），但知识是相对独立的，探索真理本身就是人的精神追求。这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而知识的增 长反过来促进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于是现代社会获得更多又大又甜的文明果实。这是西方后来居上的奥妙。

犹太人出身的马克思曾批评说：犹太 人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他们的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金钱。但是，犹太人以赚钱的成功来验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以获得自己内心苦 难的解脱。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世俗利益中寻找精神的解放。中国人即便敬天神，也只是为了谋求世俗享乐。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清教徒的精神与规范化、律法化的近代犹太教相近，敢于冒险、进取的精神，尤其是那种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普遍复兴于清教徒的资本主义精神倾向里。

可见，理解犹太人的文化秘密，可以找到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