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广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过着稳定而安逸的农耕生活，其四大（或许三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成为现代技术原始基石。犹太人因为其苦难的生活 遭遇而对现实生活的彻底绝望，他们在死亡的恐惧里形成了坚定的精神信仰，其文化关怀不在生存而在死亡，把永生的希望寄托在宗教的彼岸，为此他们形成并贡献 给世界以超越现实、精神至上的彼岸信仰。

犹太人常以其智慧、执著、精打细算成为各地最富有的人。中国人在海外也因其勤劳、务实而富有，尽管大富豪不太多。

一个是最虔诚、最保守、最封闭、最有内在力量的民族，一个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直观主义、世俗享乐、随遇而安、乐观开放、宽容豁达的民族；一个是最顽强的固体，一个是最强溶度的溶剂。历史上他们曾有过文化的相遇：

一支数千人的犹太部落流落到波斯，又漂泊到印度孟买，再辗转从“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泉州，然后经扬州到达宋朝的京城汴梁。中国皇帝以他对外邦人素有 的宽容与怀柔（皇帝们在外人心目中通常比在国人心目中要好得多），赐给他们一块土地住下来，让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却并不干预他们的信仰；中国百姓称这些 “以色列”人为“一赐乐业”，大概是说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的漂泊者得到皇帝仁慈的恩赐，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在以后几百年的漫长时期里，这些犹太人严格遵 守自己的信仰和戒律，上教堂，行割礼，守安息日，不吃猪肉，宰牛羊要挑去脚筋（因此，百姓称他们的宗教为“挑筋教”），实行族内婚制。

但是，由于他们在这里受到其它地方所没有的善待，反而失去了恪守传统的心理张力和理由，于是他们渐渐地接受并逐步融进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开始尊孔祭祖，参 加科举，甚至与汉人通婚。1866年美国传教士到开封发现了他们，但预言他们将在半个世纪内会被彻底同化。民国初年，还有上百人隐约可现其远古的特征，不 久，这个古老民族终于彻底融入中华大家庭里。

还有一件事情，30年代纳粹迫害犹太人期间，欧洲再度沦为犹太人的地狱。而在东方，古老的 中国却是唯一没有限制地容留着犹太兄弟的国家，上海一度收容的欧洲犹太难民25000人，直到二战结束后才离开。不过今非昔比，这回让老朋友光顾，与其说 是我们雍容大度的召唤，不如说是我们贫弱无力的让渡。

以色列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而今这个的国家，已跻身世界20个最发达国家之列。 从全球70多个国家100多个民族里走出的犹太人，语言、习惯甚至血统都有了很大差异，却保持着高度的民族凝聚力，还复兴了早已死亡的古希伯莱文字和语 言。尽管他们处于一百倍的穆斯林人口包围中，立国之后旋即爆发战争，但几次中东战争之后，居然强无敌手，游刃有余了。

那以后，中国也在 政治上站立起来了，然而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我们多少有点步履蹒跚。我们把自己的落后归于臭名昭著的“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但耐人寻味的是，以色列不 仅自称“犹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有一种叫“基布兹”自愿共产主义组织，其公有程度远远超过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国营企业。人们过着公社式的大家庭 生活，土地及全部财产共同占有，不属于任何成员或家庭；共同劳动，集体食堂吃饭，各种工作的待遇完全相同，生老病死完全公共负担；每人除一些零花钱外，连 工资都没有；在外工作的人也自觉把工资的主要部分交公，并接受统一分配。所有决策都是由体现全体成员意志的民主程序作出。基布兹存在了近一百年，是以色列 工党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说到底，人们关于制度革命与体制改革的一切理由，通通基于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观念。我们在中国传统的背景下很难发现它的局限，很难想到用全新的文化理想重建社会。对此，犹太人能够给我们启发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