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美国逐年飞涨的医疗费用，大家都在相互指责，却一直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奥巴马医疗体制看上去解决了穷人的医疗问题，但不过是一种“劫富济贫”的政策，最痛苦的却是中产阶级。美国医疗支出在GDP中占的比率是全球最高的，怨言也是最多的，这非常无奈。

我刚从医学院毕业就欠了14万美金学生贷款，拿到行医执照后已经欠了16万贷款，这还不包括车贷，当然，我必须找一份足以获得偿还能力的工作，比如说10万年薪，有这份工作也不容易，除了交纳近4万美元的各类税，我还得养家，养车，租房（这点我羡慕中国医生，他们父母为他们供房），我一家三口过的紧巴巴的，好在父母不用我赡养。我终于自己贷款开了小诊所，我太太当了我的护士，光是设备就花了三十多万美元，责任保险每年高达5万美元，好像一切都上轨道了。不过，这是一条拼搏的轨道，我每天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机器人那样工作。

收入很高？但成本也很高，广告费、护士费、租金、设备折旧，简直让我发疯了。美国病人都依赖保险看病，没有保险的不来看，有保险的没病也来看，虽然60%的病人根本不必治疗也会自然康复，但我还是给他们开药治疗。不如此干活不下去，这么干良心自责，我选择这么干。没办法，医药公司整天给我“免费药”让我发给病人，发的越多我获得的免费药就越多，客户也就越高兴，来的也就越勤快。我每开出100元费用账单给保险公司，最多只能收回20元付账，而且连这点钱还得看保险公司眼色，犯了他们的规矩就会入黑名单，难以行医了。

我来到广州，不巧也得了流感，于是去了一个大医院就诊。那位门诊医生看我是国外来的，马上说很可能得了一种叫登革热的病，应当住院进一步检查。我自己是医生，当然知道得的不是登革热，但也不好当面驳斥他，于是打听了费用。他说检查需要三天观察，大概需要1万人民币左右。当然，如果真的有问题那费用就难说了。嘿嘿，这套我十分在行，让病人一进门就喝一种“特效万能药水”，客人就不好意思离开了，即使离开也必须支付那杯药的诊费了。我最后唯唯诺诺地离开了那所医院，去找我在另所大医院行医的舅舅。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有舅舅帮忙，我马上找到了广州最权威的专科医生，花了不高的诊费就搞清了病情。不过，中国的药并不比美国的便宜多少，很多是没有实际作用的中成药，这大概是以药养医的结果吧？我刚上医学院时，教授告诉我们，“医生是最崇高的职业，永远为人类福祉奋斗”，我真太惭愧了，至少我在美国和中国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医生。

有位中国同行问我如何解决这个大难题，如何降低社会医疗成本和客户怨言？天啊，我即使是奥巴马也依然无奈啊。不过，我对于古巴和朝鲜的医疗很好奇，为何他们都没有这种问题呢？

中国读者总喜欢把朝鲜和韩国对比说明“社会主义很不好”和“资本主义很好”，这不，最近一位女士写了篇博客，说到了朝鲜看到人人都从中国买了大包小包带回朝鲜，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错误的。我不懂经济学，不过，我想反问：“难道朝鲜人会比那些没有钱买大包小包东西的叙利亚和利比亚难民更贫穷吗？”显然，能买大包小包总比向联合国祈求空运好些吧？韩国的GDP是朝鲜的四十九倍，可是韩国依然有乞丐，韩国依然依赖美国防御朝鲜，韩国医生们一点也不比朝鲜医生对社会的贡献更多，朝鲜人的人均寿命远高于俄罗斯的。当然，中国最落后的贵州和最先进的北京人均寿命也相差无几。

我不是经济学者，但至少明白GDP这个东西是最具有蒙蔽性的概念，它只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活跃度”，但却完全忽略了一个国家经济的“浪费度”，比如，在美国一个感冒病人要花300美元才能医治一次感冒，而古巴人只需3美元不到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美国和中国医疗政策问题，当然这是和背离社会主义原则有关联。比如，在古巴住院一晚只需5.49美元，在美国却需1994美元；古巴疝气手术只需14.59美元，在美国则需12489美元；在古巴髋部骨折修复72.15美元，在美国需要花费14263美元；在古巴肾脏移植只需4902美元，在美国则需要花至少48758美元。更让人不解的是，古巴儿童夭折比率比美国和加拿大都至少低25%，人均寿命和美国与加拿大持平，难怪查韦斯当年为何要去古巴治病了。我不喜欢卡斯特罗，但不得不喜欢伟大的古巴医疗水平和贡献精神。

古巴医院手术间

古巴妇科检查有部分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