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息被封锁、事实被掩盖的情形下，误读甚至曲解别国别人，还有情可原，可是，当事实清晰、证据俱在的状态下，依然自说自话，就是蓄意掩盖和歪曲了。其实，当大环境只有一种声音、当结论只有一种被允许复述时，无论什么样的客观事实都不管用。而当社会处于狂躁不安时，理性必然成为缺项，人的思维也变得无比单一，情绪化代替了一切。文革就是这样一种时期。

　　文革前夕，中苏已经公开论战，表面上还在维系的兄弟友谊也被撕破，但中苏蜜月刚过去不久，社会主义兄弟友情也是昨天还存在的事情，一切报道、一切数据、一切文件也都是白纸黑字。可在情绪化的浪潮中，在敌我分明的阶级斗争思维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内，什么事实都显得微不足道，只要能揭露、批判苏联，怎样曲解也在所不辞。

　　1961年4月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还称：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账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4月10日，《人民日报》还刊有一篇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如此清楚的事实，可几年之后却成了“3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了。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确实片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来个合同，其中，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然而，这些合同和专家都与三年大饥荒时中国最难忍受的饥饿无关。过去一说起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贫困，也总是将“帝国主义的封锁”列为主要原因。可谁都应该清楚，中国自古就是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国家，长期实行的是闭关锁国，长项就是农副产品加自己的手工业。而老百姓在改革开放前感受到的最大困窘并非重工业，却是粮油布线肉蛋和豆制品，好像什么都要票证才能限量供应，连小农经济的最长项花生、瓜子、香油、花椒、大料、黄花、木耳、芝麻酱，都只有过年过节才配额供给。直到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被取消，商品经济重新得到确认，人民切身体味到的紧张、困难也就顿时不见了。事实上，在人民生活仍然贫困的时代，援外金额就已经大大超额了。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曾说：“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可见，那个年代的“帝国主义封锁”与我们的贫困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交恶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令我想到了当年苏联对中国所做的一切。其实，在互相关系恶化的时候，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继续保持大规模的援助与合作，这是常理。中苏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也认为当时双方都有责任，可以说，那时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许多认识是错误的，而这种认知错误还是在事实都很清楚的情形下发生的，只要稍有讲理性，只要细心分析，就不难得出准确的结论。可惜，在情绪化和一言堂的驱动下，误读、曲解一直延伸，有人对中苏那段历史的错误结论直至今天还没有改变过来。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实际上当时还是有很多人作为“批判用”而看过这部片子的，我也看过节选。但我们一见那种拍摄方法和叙述角度与见惯看惯的纪录片截然不同，再加上先入为主的批判意识，就认定为毒草，满腔义愤油然而生。改革开放后再看这部作品，感觉完全变了，因为我们走出了文化荒漠，具备了美丑的鉴赏能力，也在于我们自己已经重新看待了那段荒唐的历史。当年对安东尼奥尼的疯狂批判，从那些批判文章和《中国》这部影片的实际内容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根本不属于文化的隔阂与碰撞，而是一种歪曲，甚至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相反，我们今天再看《中国》，却发现影片对“文革”还有些许“美化”的痕迹。一位对中国甚至对扭曲的中国也抱有善意和同情的伟大导演，却可以被一个荒唐的时代误读成相反的人物，想来不禁令人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