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看到有人讲中国可以说不，然后一群人跟着一起兴奋，觉得很奇怪，因为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中国一直在说不，并且还不止说不，而是挥着拳头喊打倒，扯着嗓门上街示威，站在使馆门口唱红歌，连马路都改做“反帝路”、“反修路”了。可以说，将不发挥到了极致，一直闹到与全世界叫板，只剩下一个“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一个“同志加兄弟”，一个“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其实，到了最后，连这几个国家也在明里暗里与中国较劲了。

　　因为老在那里说不，尤其到了文革，连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被打入敌人阵营，不说不的国家日益稀少，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关系十分紧张，距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越来越遥远。文革后期，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一批从前受批判的外国首脑也相继来中国访问受到礼遇，实际都是为了摆脱孤立的局面，当然也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对付设想的死敌苏联。

　　1978年中国实行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说实在话，改革就是因为不改就过不下去了，而开放也正是因为再不打开国门就无法生存了。这是当时上下的共识，那时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再这么穷下去，就会“被开除地球的球籍了”！不过，30多年来，讲改革的原因、说改革的好处、提改革的成就比较多，一说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实际都在说改革，而说开放的少，好像改革开放前，对外关系没什么问题。事实上，改革开放就意味着过去的国内机制体制需要改革，而对外的封闭状态也要彻底改变。改革与开放是互相依托、相辅相成的，没有改革就无法开放，没有开放，改革也无从谈起。完全可以说，这是自19世纪上半叶以后的又一次开眼望世界

　　之所以会开放，就在于终于发现世界并不是我们在阶级斗争思维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里，所认识的那样。开放，实际上是在对外关系中摒弃过去的阶级斗争思想，抛弃多年的偏见，纠正长期的误读，用一种新的眼光、新的交往方式、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解读世界。中国大陆要发展经济，要由穷变富，要改善人民生活，不能不引进资金、技术和专家，而这些资金、技术和专家并不来自过去的兄弟国家、友好国家，那都是些穷得叮当响的地方，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才具有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专家，在各个领域，他们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因此，对那些过去一直认定的敌人，不能只说不了，还要说是才行。

　　中国实现的开放，除了引进，还体现在出国，正因为出国，我们才了解到一个真正的外部世界，改变误读而带来的结论。到了1978年，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了，文革前有人还能去苏联和东欧国家，文革期间也中止了，文革后期只有极少数有特殊关系的家庭，其子女才有可能被派到外国学习外语。由于印尼、缅甸、越南等地的大规模反华排华，大批华侨曾经相继涌回祖国，但由于不堪政治运动，1970年代又不断提出出国探亲的要求，70年代后期他们的要求被准许。当我看到那些饱受政治迫害的叔叔阿姨带着一家老小黯然神伤地离去，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年他们是被迫回国，如今又被逼离开，真不知家国在何处。那时还听说有很多人逃港，有人居然还逃到苏联、朝鲜，而且其中多数还是些家庭出身没问题的人，也觉得很奇怪，但只认为他们是忍受不了艰苦劳动的锻炼。1978年以后，移民、留学大潮不断涌来，还有很多探亲不归甚至出访不归的，特别是每次为了出国，所有人都是削尖脑袋，使尽浑身解数，这让我终于明白了外国的真实情形。

　　我们了解外国是从家用电器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初，只要出国，或是海外亲戚回来探亲，所有人都希望能借此机会买到或得到几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照相机。当时还流行外币兑换券，一种只有外国人、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才能拥有的货币。改革开放前，友谊商店、宾馆，中国人也是不准进入的，但当时我们也没有进入的欲望，只觉得那里都是些特务、间谍、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子，非常危险可怕。改革开放初大家都想进去一探究竟，是因为知道那里有外面买不到的紧缺食品，还有从没见过的进口商品。为了能买到友谊商店和宾馆里的商品，大家通过各种关系搞到兑换券，然后想方设法跑进去。有人是靠护照，那时中国人难得有一本护照，这是身份的象征；有人是靠回国探亲的亲友，有人是托外国人。我就认识几位日本留学生，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导师经常托他们代购大米和食用油。我希望留学生体谅老师的苦衷，因为这些东西在中国是凭票证限量供应的。那时兑换券还能进入火车站专供“外宾、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购票室，买到外面很难买到的火车票。

　　现在许多中国人，尤其是80后、90后，很难想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几十年里，中国与外国的那种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带来的是极度的自尊，也伴随着极度的自卑，当初对资本主义国家妖魔化的最终结果恰恰是美化和稀奇化。1974年的一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那时街头很少见到外国人，有一次我在路口看到一位交警站在一辆外国使馆的汽车旁，严厉训斥那位开车人：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决不允许你们胡作非为！其实也就是为了一次偶然的交通违规，却说出了如此宏大的道理。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当时在各种文件里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叫不准“尾随围观”，见到外国人，特别是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老百姓居然像看动物那样尾随，还要围观。我记得北京崇文门在80年代初开了第一家马克西姆餐厅，用餐的都是外国人，因为那里紧邻北京火车站，所以常常有各地进京的男女老少，衣衫褴褛，成群结队地趴在餐厅玻璃上长时间往里张望，弄得里面的人难以下咽。近30年成长起来的人更想像不到，在很长的时间里，外国人在中国购物、住宿、交通直至在旅游景区休息都设有专门的地方，这些地方中国大陆人是严禁出入的。那个年代，外贸商品和出口转内销这两个词在中国大陆人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凡是外贸的商品肯定比供应国内的货品强，外国人没看上的产品转而卖给中国人，即便这样的东西也是抢手货，那些能弄到外贸商品的男女都被认做是有关系有背景有能量的人。

　　开放后发展起来的中国，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让中国人与外国人在社会上趋于平等，而这在1980年代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过去是侵略者的日本，早在文革期间就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始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新时期。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形象不再是鸠山、猪头小队长，而是大量涌入的技术、专家、货物、贷款和各类援助，处处可见日本援建、投资的建筑和公司，日本广告更是无处不在，可以说，中国人最早从日货里知道了什么叫现代化，大到马路上的汽车、工地上的吊车、大楼里的电梯，小到棉签、纸巾、洗发水、护发乳、打火机、原子笔，家庭用的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照相机，单位用的打印机、复印机，什么都是日货，那个时代几乎非日货莫属。

　　开放之初，欧美是观望，台湾还没对大陆解禁，能够引进的只有日本以及英国治下的香港的商人和资金，还有那些海外华人。那些港商里有不少是过去偷渡逃港后发迹的人物，曾被称为“叛逃”，那些海外华人过去都是些被抹黑的“海外关系”，他们的亲属因为他们的存在而饱受歧视，如今都最受欢迎，个个变为坐上宾。为了招商引资，各地对日商、港商、海外华商尽情招待，大开方便之门。那时绝没有人想出要抵制什么，招还招不到，引还来不及，怎么会去抵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