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以后，我家接待了一位国外亲戚介绍来的美国女孩朱丽娅，20多岁，她在中国游历了3个月后回到美国，四处演讲，介绍中国情况，她的介绍都很善意，连不好的地方也认为可以接受，唯一受不了的就是中国人大便后不擦，因为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没有卫生纸。

　　　　开放初期来中国大陆的游客、专家、留学生、访问学者，最多的就是日本人，有一位日本留学生临回国前憋不住了，终于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普通饭馆里的酱油瓶和醋瓶的造型如此难看？而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许多日本人互相私下聊天时都说过，但谁都没有问过中国人，因为他们以为中国的佐料瓶都是这样的，问了很不礼貌。

　　在美国、日本这两个高度发达富裕的国家，年轻一代不可能体味到什么是极度贫困。公共厕所没有卫生纸，现在的中国多数人还能知道其原因，而过去许多大众饭馆的酱油瓶和醋瓶为什么都要打成缺口后才敢摆在桌子上，恐怕连今天的中国人也已经难以明白了。所以说，即便开放了，即使来到了中国，假如只是外表上看看，仍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

　　就像这些外国人来中国只看到了表象一样，开放以来这么多年，虽然出国大潮不息，外国人在中国各地游览、生活、定居也已经不再稀奇，但对世界对外国的误读，实际上并未减少，有时候对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反而更严重了。其实，观光、移民、游学等等，尽管比那种全然无知得出的结论会少一些误读，但还是难免误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占大多数。有的人在国外一辈子都未必可以准确地解读这个国家，就好像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生活了几十年，也不一定就真的读懂了祖国，而中国的各地方、各民族相互间也长期存有许多误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自日本、美国的著名汉学家为我们讲课，阅读他们的书籍，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研究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举世公认的研究日本的佳作，但她在写这部著作时，压根就没去过日本。因而，对一个国家的了解和解读，细心的研究、广泛的阅读、来回的比较、理性的思索，是必不可少的，有时这种阅读和研究超过了简单游历，因为人的经历是极其有限的，看到点、见到木的时候比较多，而要了解面和林，就不能不倚赖深入阅读，借鉴别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我多次在欧洲旅游，发现很多打工的、开饭馆的都属于半文盲状态，不要说所在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就连对自己的祖国也是一知半解，甚至还有除了家乡温州和青田，哪儿也没去过，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在罗马遇见一家饭馆老板，来自福建的夫妻二人告诉我当初花了30多万人民币来欧洲，最先去的阿尔巴尼亚，以为那里属于欧洲，肯定很富裕，去了以后才发现不对，之后又迁往塞尔维亚，还不是想像中的欧洲，最终才来到了意大利。一次在莫斯科，陪同我的翻译是莫斯科大学学习俄罗斯现代文学的硕士生，一聊天，萧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甚至索尔仁尼琴，一概不知，原来她在这里天天忙于当翻译，赚钱，还没来得及读书呢，以前对此也毫无兴趣，随便选了个专业。还有一次在俄罗斯游览，中国导游在当地已经9年，一路上都在批评俄罗斯上下，遇见一位大学生在路边卖书，硬说人家是从图书馆偷来的，可事实上书内并没有任何图书馆的标记。最后在机场他自己却因顺手牵羊，在安检口偷拿别人的电脑被警察逮捕，多亏我们花了100美元行贿，才将他释放出来。这样一些人，尽管出了国，怎么能不误读呢？

　　实际上，即便大量阅读后的结论，即使是专家的看法，其解读也只是一家之言，还有其他观点甚至相反的看法在等待我们。因此，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群体，都不要轻易断言。尤其在面临对抗时最容易情绪化，其误读往往也最多。一个成熟且开放的社会，了解别的国家和民族，避免误读的方法就是从多层次、多方面、多时期地去解读，而任何解读都是相对的，凡是将结论说满说死说绝对的，都是误读，最后反过来还会被别人误读，被耽误的依然是自己。

　　开放至今，我们对世界对外国的误读，一是来自阶级斗争式的旧思维，一是来自根深蒂固的成见，一是来自舆论的误导。从时间上看，开放之初，由于自己过于落后，所以在国门渐开之时，一切都觉得很新鲜，虚心解读、互相比较、寻找差距的占多数，那时的误读更多的是将外国想像得过于美好，并且分不清国家、地域、民族之间的区别。从中国发展加速、国力日益强大、人民收入不断增加后，自以为是、盲目自大、不再虚心求解的越来越多，甚至将自己的缺项、弱项，都不再看作是缺和弱。这一时期的最大误读，就是以为全世界都只认钱，只要有钱了，自己就有理了，身上的一切也都没错了，直至认为世界也要靠自己口袋里的那点钱去拯救了。可事实证明，国外的多数普通民众最看重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文明素养，如果素养差，你就是再有钱，国家再强盛，在他们的心目中，依然没有站起来。

　　“友好国家”的称呼可以说是阶级斗争思维的特产。事实上，按照“友好国家”的划分概念，几十年来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友好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更为常见，有些铁哥们最后翻脸翻得更厉害，反倒不如那些“不友好的国家”。因为政权、领袖会更迭，社会、政党会变革，各阶层人民的意见也是依据现实变化而变化的，即使同一个政权同一个领导人，也同样存在变数，现实利益才是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大的评价砝码。非洲和拉美国家最典型，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物质利益诉求强烈，与大国、强国、富国的关系变化多端，无所谓友好不友好。可在过去的诸多误读中，这些穷国都被列入“友好国家”，连马季在文革中说的相声《友谊颂》都是这样一种思维，“夸嗨利尼！”成为无数人的美妙向往，以致多年来国家和个人利益在这些国度经常打了水漂儿。最近非洲一些国家老百姓极其政府部门对华人利益的激烈反弹正说明现实利益才是这些地方对外交往的主导，而不是什么精神上、口头上的“友好”。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据我从小的记忆，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立场，但因为他们都被划为“修正主义”，所以其功绩也被有意无意地淡忘，最后成了“非洲兄弟抬着我们进入联合国”这样一种艺术化的说辞。国内舆论过去常年也存在着意识形态歧视，只要外国人在华犯事，如果是美国人、日本人，肯定毫不留情地说出国籍，即使华人，也一定会标明是“美籍”、“日籍”，但假如放在所谓第三世界的身上，大多会避讳具体国籍，而只说“外籍”，显示出鲜明的“阶级感情”。

　　中国与俄罗斯如今的交往不存在障碍，大量中国人赴俄罗斯各地做生意、定居、旅游，但误读不断。这种误读有的是意识形态情结加历史遗忘的结果，显得十分可笑。在媒体上时常看到或普京或俄罗斯民众或俄罗斯媒体或俄罗斯学术界对斯大林对苏联历史对苏联解体的看法，不过，诡异的是，今天这一种说法出来了，过几天有人又会反驳说根本不是那么说的；那一类说法被介绍了，过些日子又有人说这只是少数人的看法，不代表主流。真假虚实，最终也无定论。这大概表明，中国的说法在俄罗斯舆论中不占位置，是对是错也没人跨国关心；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关心政治和文化的人太少，没有人会出面为同胞指谬或更正。我还发现，周围的人以及同我一起赴俄罗斯访问的人，对俄罗斯的政治概念极其模糊，潜意识里似乎仍然将俄罗斯视为与中国社会制度一样的国家。其实，俄罗斯从苏联解体起就已经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国家了，依照我们的政治划分，叫做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根本的分歧，只有利益的纠葛。所以说，作为认同俄罗斯现实制度、身为俄罗斯现实体制的领导人，无论普京说了什么，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与斯大林与苏联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是最准确的事实。而且俄罗斯有个政治迫害遇难者纪念日，每年都有重要的纪念活动，这也是明确的事实。

　　作为中国舆论，如果依照我们曾经认同的意识形态来惋惜苏联解体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早在30多年前，那种意识形态就已经认定了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性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苏修，既然如此，惋惜从何而来呢？俄罗斯人怀念苏联的版图和强势还情有可原，但作为中国人，或者作为东欧国家，或者作为苏联的那些加盟共和国的人，是不是也应该抱有同样的心情呢？如果中国也有人与俄罗斯人同样在缅怀苏联的那种大国之势，那实际是站错了位置，这些人是否还记得当年说烂的“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吗？在一些人歌颂斯大林和苏联在二战中的功绩时也不要忘记，纳粹德国对世界的侵略和瓜分，开始时，斯大林也是同谋。俄罗斯当今的现状是，各种党派、各种团体、各种媒体、各种学术观点、各种历史著述，说什么的都有，即使是俄罗斯老百姓也分多种，每一部分人的观点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在苏联解体以后的各个时期也不相同。而且，很多状况下，那些历史情绪与真正的历史评价无关，不过是对现实的反应罢了。

　　开放以后的大量误读，更在于媒体常常将一个人、一个官员、一个领导人、一本书、一家媒体，或者某个群体某个组织某些人的言论和观点冠以国家和民族，因为这样更具刺激性，更有新闻号召力。对俄罗斯误读是如此，对日本这样的误读更多。

　　在日本这样的国家，由各学校自行选用的民间编纂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多种多样，历史著述更是多如牛毛，说什么的都有，各个党派、团体也各有自己的观点，人民之间对各类问题也存在各种意见，根本不关心对外关系的也有相当大的数量，每届政府各有各自的执政说法，这届的观点未必代表上一届或下一届，内阁成员甚至首相的观点并非代表多数民众。以某个首相或者官员的说法，用某部教科书或历史著述的意见，说成是日本，是对日本的一种误读。而且，翻阅对日本的舆论介绍，你还可以发现，中日关系密切时，舆论中以表现日本左翼的话语为多，而在中日交恶时，日本右翼的话语又占了主导，这也导致了误读的深化。以二战历史的反省为例，说日本不反省就不符合事实，说日本某届政府或某个首相或某一部分人不反省或许更为恰当。自二战以后，甚至中日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日本学界、文化界、政界、经济界就有很多对侵华战争彻底反省的有识之士，那个年代他们纷纷来到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会见，每次都会提到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反省。“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毛泽东这首著名的《念奴娇o昆仑》中的“一截还东国”原本是“一截留中国”，为什么要改为“东国”呢？1958年12月21日作者为这首诗的批注中说道：改一句，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由此可见他对日本人民的深情与厚望。

　　日本的那些左翼文艺团体，如松山芭蕾舞团、齿轮座剧团、新制作座剧团等，不但在言论中反省侵略历史，而且还编排了许多支持中国的作品。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最终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尽管中间有一段反省不彻底的插曲，但最终其反省说法还是被毛泽东、周恩来认可的；村山首相谈话中的反省态度也是中国政府肯定的。日本学术界对侵华战争的研究并不亚于中国，许多细节超过了中国，里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揭露也并不少于中国，甚至在中国教科书中还没有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日本的教科书里就有记录了。如井上清这样的日本左翼历史学家，他们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省立场始终不弱于中国学者；如大江健三郎这样的日本杰出文学家对日本右翼的批判态度从来也不比中国差。1980年代，日本小说家森村诚一写出《恶魔的饱食》，用事实揭露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以中国人为生物实验对象试验细菌生化武器的罪行，引起轰动，发行300万册，一售而罄。森村诚一说： “一个作家应当关注社会问题，以反省历史来揭露社会弊端，追求人生的真谛，这才是我写作的目的，是我生存的意义。”以后，他又以推理小说的形式，写出了《新人性的证明》，以一个女翻译员被谋杀为线索，再次揭露了日本七三一部队当年犯下的罪行。 这些，能说日本人都不反省？

　　　在当今的话语里，德国对二战反省彻底似乎被认为毫无疑问，其实，在1970年代以前的中国舆论里并没有这类说法。任何一个记忆力较强的人都不应该忘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我们对西德的认识，这在《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里表露得非常清楚，几乎隔三差五就要批判、揭露一通西德反动政府的复仇主义罪行。1964年7月5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不容西德军国主义者放肆》最能说明这一立场，而1964 年 10 月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发表声明，其中依然不忘说上一段：“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 这里非但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西德，而且还将日本人民纳入自己的阵营，划为受害者行列。1965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坚决反对西德军国主义的狂妄挑衅》，周恩来1964年所做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称：“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争取缔结对德和约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这样的认识实际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开始，那时还出版过不少类似《西德准备复仇战争》的书籍。从这些事实可以说明，说德国反省彻底实际是近30年的事情。这60多年里，究竟哪一种说法是误读呢，还是两种说法都有其偏颇的一面，或者前30年和后30年在反省问题上确实存在很大的区别？是不是很多人更看重勃兰特总理的那一跪呢？另外，如同日本少数极右翼分子那样，德国的新纳粹也从来没有消停过，尤其在外来移民日益增多的情形下，这股势力还在不断抬头，值得深思的是，势力在原东德地区显得更有市场。

　　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广度来形容反省不反省，本身就是一种误读。对二战侵略历史，德国和日本政府的反省状态，是分年代的，分人分党分派分届别的，在野的各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有很大的不同，都不能一概而论。至于文化、教育、经济等各界或是普通大众，每个人都不一样，反省思维和深浅程度在不同的年代也各不相同，更不应该以简单的二元方式概括。但是，总的来看，战后世界形势让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反省长期成为舆论的主流，完全不反省甚至截然对立只是支流或者少数。日本目前右翼抬头，与中国日益强大、有可能影响其自身利益有关，但不能说日本从来不反省。

　　崇洋媚外，是我们多年来的一种批评，但也是一种持续不衰的现象，如今更为严重，连遍布各地的楼盘、社区都以西方各国各地的名称为名了，欧式、法式、美式、英式再加上历史悠久的赞美辞“洋气”，让西和洋成为好、优秀、美观、质量的同义词。这，恐怕是开放以后对外国误读的最大后果。然而，这种现象恰恰来自于从前外国人在中国享受多年的特殊待遇和优越条件形成的习惯心理，也得自于中外常年的隔绝而导致的中国在现代生活中的美感、精致、舒适度和使用效果的欠缺和滞后。当进口商品在质量上总是占上风的情形下，让人不崇，恐怕有很大的难度。我不止一次地在医院被医生追问，用进口药还是国产药，而且都会告诉我，进口药虽然贵，但效果有保证。我也不止一次地见到单位领导为了表示对患者的关怀，特意说，用进口药，不怕贵，救人要紧！在这样的环境下，崇洋媚外，能没有市场？

　　要想减少误读，就要避免一概而论，尤其不要轻易下结论，多阅读多观察多思考多分析才是正确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