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末谴责小说，那些官员对世界无知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实，这样的故事还不只是文学形容，19世纪以前，中国一直自认为是天朝，外国不过是些“蛮夷”，有则来朝，没有也无所谓，而且还要“严华夷之大防”。 这种“天朝观”正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中心论”，是站在中国角度，以中国为核心、用中国自己的准绳来解读历史、看待天下。当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外部世界没多少牵连时，这也不能算不对，至少还在情理之中，然而，当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不可能再闭关自守、自称“天朝”时，这就成了无知。无知的结果就是误读世界、误读外国。

　　19世纪上半叶，还有很多中国人居然认为洋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而不化，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所以，只要中国禁运茶叶、大黄，英国人一定会大便干燥，不战而降。杨芳是清朝能征善战的将领，可他看到洋人炮火的威力后，却认为是邪教妖术，《夷氛闻记》里记载了他的连珠妙语：“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于是，他传令遍收马桶、溺器，装满女人粪便、秽物，布满海面，以为如此便可破洋人炮火之妖术，结果成了千古笑柄。可惜，将英军看作是妖魔、枪炮当作妖术，这样的误读，在当时很普遍，“奇技淫巧”就是那个时代很多士大夫对近代科学技术的称呼，将外国人叫鬼子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用一种文学化的语言骂骂侵略者，提升一下自信心，长长自己的志气，当然也不能说错，可如果真的将他们视为妖魔，而非人类的一部分，最终吃亏的恰恰是自己。

　　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群体与群体、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可能会误读，但误读分几类，一类是在全然不了解对方的情形下出现的误读，这种现象在世界曾经非常普遍；一类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是只见表面不知内情，于是妄下结论，至今这仍然是世界普遍存在的状态，这两类都还包含着无心和非故意。还有一类，说误读是客气，严格讲应该叫曲解，曲解的升级版就是歪曲、抹黑、污名、妖魔化，歪曲往往来自于刻意的封锁、掩盖、编造和片面化。另有一类来自于成见，成见还能凝固为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一旦先入为主，形成了成见，板结为思维方式，无论什么样的事实，怎样丰富的资讯，都可能罔顾客观实际，依照自己的主观好恶加以取舍，永远在那里固执己见。

误读让自己显得很傻

　　抹黑、污名化、妖魔化，都是近些年的用辞，从前叫歪曲、诬蔑、丑化。在我读中小学的那些个年代，只知道国际反华势力，也就是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歪曲、诬蔑、丑化中国，叫做反华大合唱，而我们对帝修反的那些揭露、批判，我一直都深信不疑。

　　那个年代，阶级斗争思想不但是我们解读国内一切问题的指南，也是我们看待全世界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黑暗、残酷，人民则吃不饱穿不暖，饱受压迫；在世界，凡是富裕发达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起码也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只有穷国、弱国才是值得信赖的力量，似乎越穷越好。

　　在我少儿时代的印象里，儿童文学中描写的美国“小汤姆”是吃不饱饭的，美国劳动人民每天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马丁?路德?金，我们只知道他是带有贬义的“非暴力主义者”，最终还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至于他是伟大的民权主义领袖，有个闻名世界的演说《我有一个梦》，而且深受美国民众的爱戴，我们并不知情。美国政府对我们来说，就是无恶不作，镇压亚非拉人民解放运动，支持各国反动派。有几位美国总统是我们从小就咒骂的对象。“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一生气　喝了两碗DDT。”据说这首童谣还有几个版本，只是逻辑不大通，既然老虎专吃杜鲁门，我们又何必打他？不过，童谣是不讲理性的，顺口、解气即可。35任总统肯尼迪也是我们攻击的目标，使这位总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很低，肯尼迪遇刺后，有家大报还刊登了一幅名为“啃泥地”的漫画，对肯尼迪遇难幸灾乐祸。尽管周总理见后批评了此事，但也说明肯尼迪在当时中国的形象。36任总统约翰逊在我从小的记忆里就是讽刺漫画的对象，那个丑陋的夸张面目深深扎根心底。

　　直到改革开放后读美国历史，以后又去了美国，才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即使穷人也比我们过得强多了。美国的那几位老挨我们骂的总统，尤其是肯尼迪，在美国的评价与我们所知道的相距甚远。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却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因遭弹劾而下台的总统，但“水门事件”发生时，对尼克松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基本没什么影响，反倒觉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很虚伪，一切都是大资产阶级操纵的，小小的窃听又算个啥？

　　自从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帝国主义的丑恶形象逐渐改变，而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面目开始变得穷凶极恶，这与50年代描绘成人间天堂的那个苏联有如天壤。苏联妄图侵略中国、想扔原子弹攻击中国的想法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以致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很多人与我的感觉一样，第一意识就是苏联扔原子弹了。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记忆世界里更是臭不可闻，他死的时候报上发布的消息题目是：赫鲁晓夫死了。不但赫鲁晓夫本人很臭，连与他沾边的中国领导人，比如“中国的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也都曾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了一万只脚”。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恶名首先是修正主义头子，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所以比帝国主义还坏。什么叫修呢？从赫鲁晓夫到后来的勃烈日涅夫的修正主义，当时在我们的教育里，就是全盘否定了革命导师斯大林，抹煞了阶级斗争，使苏共成了“全民党”，不断向帝国主义妥协，还提出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让一批文艺大毒草出笼，例如《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记得读过几篇关于苏联变修的内部资料，里面描述说，苏联人居然有了私有财产，拥有了私人轿车，还有人竟然乘坐了自己的飞机。我们描述苏联人民吃不饱的例证就是他们只能吃黑面包。中国那时痛恨赫鲁晓夫，还在于赫鲁晓夫“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中国提前还债”，而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当年的全国挨饿与他有直接的关系。对赫鲁晓夫，全国人民几乎都会背诵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后，我们才明白，修正主义其实就是一种改革，修正主义的苏联实际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苏联变修以后，社会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政治环境比斯大林时代宽松了许多，起码不再大量将人随意处决或任意投入监狱，不仅科学技术、重工业处于世界前列，就是小说、电影、绘画、舞蹈、音乐，也都创有世界一流的作品，苏修和那些东欧的所谓“小修”国家的经济水平、人民生活也远远超过我们。关于黑面包，终于被公开正名，原来，“黑面包就是全麦面包，是俄罗斯人餐桌上的主食，富有营养，易于消化，特别适合配以鱼肉，对肠胃极有益。”

　　真实的赫鲁晓夫与我们描述的那个恶人也截然不同，对他的污名化、妖魔化至今仍影响至深。赫鲁晓夫最大的功绩就是为斯大林时期的无数冤狱平反昭雪，对中国，据有人统计，他当政时对华援建的项目远超过斯大林时代，他还归还了旅顺口海军基地，将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股份转让给中国，废除了有损中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在中国大饥荒时代，对苏还债在只占国家财政支出中很小比重，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还特意提出债务暂缓，并向中国提供粮糖的援助。事实上，想提前还债的恰恰是中国，原因是“不蒸馒头争口气”。赫鲁晓夫对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反对中国的人民公社，中国当时如果听他一声劝告，也不至于后来饿死了那么多人，让全国人民整整3年处于饥饿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什么都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对已故的赫鲁晓夫却一直欠缺一个公正、客观的交代。

　　在改革开放前，对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的印象，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水生火热，不是殖民地就是帮凶，连看朝鲜影片《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都在加深这种印象。直到了解了世界的真实情形后才知道，亚洲有“四小龙”，经济早已腾飞；而日本经济早在1950年代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1965年国民生产总值居美国、西德、英国、法国之后，占第五位，1966年又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接着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实，1970年代后期，对外关系，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往来开始松动，一些华侨、华人先后来到国内，他们的生活和消费已经让我们感到了自己的极端贫困。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凡是过来人都清楚地记得那时全国上下如暴风骤雨般批判安东尼奥尼的运动，原因就是他执导了一部反映中国的纪录片。我当时正读中学，不但天天参加班级和学校组织的批判活动，还自己动手写过3篇文章，一篇上了黑板报，一篇在班里朗读，一篇拿到了学校。这个批判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还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他的名字甚至被写进了儿歌：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可是文革以后，连我们自己都承认安东尼奥尼的影片很有水平，如实展示了一个当时的中国，还为安东尼奥尼恢复了名誉。

　　所谓误读，除了丑化，还有美化的，那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的真实状况，我们也是在开放之后才认清的。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在我们的宣传和我们的内心中非常了不起，艰苦卓绝地反对美帝，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对一切阶级敌人进行全面专政的典型。跟着陈永贵等领导人的访问新闻片，我们看到了柬埔寨的革命比我们还要彻底，全面废止了商品经济，人人都在农村生产第一线劳动，陈永贵和波尔布特一起打场的场面感染了一代中国观众。一直到了开放以后的很久，红色高棉被推翻后，我们才看清这个恶魔政权的真相，而过去被我们抹黑的那个起义反对红色高棉的所谓伪政权，最后也被承认，变成了友好人士。

　　改革开放前，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世界上还有3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就好像当年朝鲜电影老在说南朝鲜的妈妈还在挨饿一样。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话被我们当做了笑柄，一说起来总觉得自己当时怎么那么傻。其实，当我们处于愚昧岁月癫狂地重复这些话语时，别人都在笑话我们。可以说，1980年代初，我们的觉悟有两大标志，一是终于明白了自己过去对世界的认知有多么愚蠢，一是明白了原来《东方红》和《国际歌》是不能一起高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