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离周人活动区域最近的大型铜矿位于晋南的中条山，迄今仍是重要的铜矿石产地，这或许是周武王把儿子唐叔虞分封在晋南的一个因素。但考古研究显示，构成西周大量青铜器的铜矿石原料并非来自靠近西周核心区域的山陕等地。事实上，今天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矿料，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平原周边，这里仍是中国最主要的铜矿产地，这一地区的大冶、瑞昌、德兴、铜陵铜矿还在继续开采，而且保留了大量商周以来的遗址。

铜岭遗址实景

研究人员甚至模拟出商周时代获得江南铜料的路线，就是从河南信阳穿过大别山，出豫、鄂之间的武胜关，途经武汉——北京到武汉的高铁也走这条路——就可以一路向东抵达江西的瑞昌、铜岭等矿区。（但另一项基于“铅同位素考古”的研究显示，商代的铜、锡、铅等矿石来源可能还要远到长江上游的滇东北一带。）可以肯定，西周人最早接替商代的统治时，也继承了商人在长江流域的采矿业，当然，铜矿的开采者和运输者都是当地人。

大量文献也证实了周人对铜料的品味。《周礼？夏官司马》提到“东南曰扬州”时，认为该地“其利金、锡、竹箭”，这和《尚书？禹贡》描述“淮、海惟扬州”的贡赋时，将“惟金三品”置于淮河流域人群贡品的首位基本一致——这里的“金”就是铜料。

当然，贡物不是白给的，谁替周王负责征收这些铜料呢？据《逸周书？王会》记载：周成王在成周（洛邑）接受四夷贡献时，“周公旦主东方所之”。周公不但擅长“解梦”，还是成王的叔父，第一代鲁侯伯禽的父亲，成周洛邑的营建者。事实上，周公及其后裔都肩负着为周人征集南方铜料的重任。春秋时期，周公的后人鲁僖公在《诗经？泮水》说自己仍能“既克淮夷”，并提及淮夷进献的宝物——“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即大龟、象牙和南方的铜料。

现在，除了为周人掌管铜料征集的鲁人外，还知道这些原料的更下级来源——淮夷。至于铜矿的直接开采者，显然是生活在鄱阳湖平原周边的原住居民。不管怎样，周人认准了淮夷就是铜料的源头，可淮夷愿意老老实实地献上铜矿原料吗？答案是否定的。“既克淮夷”中的“克”字生动地表现了周人维持铜料的手段。这不是一个关于礼仪和朝贡的故事，慑于周人的武力，淮夷只有源源不断地献上周边地区的矿物资源。

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大量凝聚了淮夷血汗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周人与淮夷诸族间的大规模族群冲突，从周昭王、穆王时期后便屡见于西周金文，比如《录（冬戈）卣铭文》提到：“淮夷敢伐内国……”虽然，周人方面的铭文记录总是把自己描绘为正义的一方，把淮夷呈现为犯上的“叛乱者”，却从来不提淮夷叛乱的理由，而仅仅表示，淮夷们再次为自己的不轨缴纳了多少悔过的“吉金”，“大赂南金”中的“赂”字仿佛就是淮夷们屈辱的罚单。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我们或许应该明白，这些加倍的“罚金”反过来构成了淮夷下次叛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