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出生贫困农村的写作者，吴佳骏在文中叙述了他对80后一代人现实困境的理解：贫困的孩子被生活挤压和抛弃，找不到精神的归宿；而条件优越的孩子，又大多处于价值混乱和心理颓废的状态，更谈不上有心灵支撑和信仰追求。

01

我出生于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西南农村，是一个穿着沾满泥巴的黄胶鞋，靠单枪匹马闯进城市并最终借助城市的屋檐遮阳避雨的人。在此之前，我的世界是封闭的，天地是狭小的。目光所及，不外牛羊猪狗，红薯水稻。我一直觉得，十八岁之前，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一生——见惯了贫穷和生死，体验了落寞和孤独。那时候，我惟一的幸福，便是我那深刻的痛苦。

这样讲，别以为我是在虚构历史，或伪造生活。如果你也是一个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乡下孩子的话，一定会对我的话感同身受。尽管，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在当时的神州大地荡漾，风力却很少能刮到穷乡僻壤的田间地角。当那些城市里的孩子，戴着红领巾，唱着“小船儿荡起双桨”的歌谣，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游戏或踏青之时，我正背着背篓，打着赤脚，蹲在田坎上挖野菜。陪伴我的，是身旁那条摇头摆尾吃草的水牛，以及不远处咩咩叫的几只山羊。

有人说，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人是幸运的，躲过了五六十年代人所经历的政治浩劫和社会动荡。我对此说法不以为然。单就我个人而言，如果非要说自己所出生的时代，对我有什么恩赐的话，那便是使我在乡下过早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世间万物与天地宇宙的关系。舍此，实无幸运可言。

02

人活于世，除了解决基本的生存之外，最难的是解决精神和心灵的问题。这个终极问题，当然跟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身处动荡年代，无休无止的战争、革命、流血、牺牲等，更多的是指向人的生存层面，求取基本人权和做人的尊严；而身处和平时代，随着全球化的不可逆转，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物欲的膨胀和道德人伦的滑坡，导致芸芸众生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重心。作为80后的一代，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生存的压力和精神的空虚，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让人坐卧不安，惶然惕惕。

我们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而这个伟大的时代，又不知要以怎样的姿态来迎接我们。

曾经，为逃离乡村，改变自身命运，获得一个“城市人”的身份，我们寒窗苦读，昼夜不寐。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才发现城市对诸如我们这样的乡下孩子并不友好。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刚毕业那阵，我跟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同去一家公司竞争一个职位。老板叼着烟，坐在靠背椅上，看我们互相“舌战”。我跟同学都迫切需要这份工作。他也是农村孩子，母亲病重，正躺在乡下简陋的茅屋里奄奄一息。他需要挣钱救他母亲。而我自读书以来，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逼债的人，快把我父母都逼疯了。我必须尽快替他们排忧解难。我跟同学面对面站着，你一言，我一语，每句话都似一把锋利的刀，朝对方心灵上刺。我深知，当我们彼此以伤害对方为前提去谋取生存时，其实我们心里都在滴血。后来，我实在不忍再继续玩这个“残酷的游戏”，便将职位让给了同学。但自此我俩的友情也就一刀两断了。不知啥原因，那同学一直不愿再见我。

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工作，吃饭问题解决了，却又整日为住房的事忧心忡忡。我虽然不是一个好高骛远之人，但眼看单位上其他家庭条件优裕的同龄人，在父母的帮扶下，住上了新房，开上了新车，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羡慕。然而，羡慕也仅仅是羡慕而已。在这个拼爹拼妈的年代，我深知自身的处境。我不能责怪我的父母是农民，不能埋怨他们没有替我创造优渥的物质条件，就对其含血愤天。倘若那样，我就是大逆不道，或压根儿就不是人。

我的一个发小，大学毕业后，在城里一家装饰公司搞设计。他每天都在跟那些有钱人设计豪华新房，自己却住着廉价的出租屋。厕所和洗澡间都是公用的，晚上睡在狭窄的板床上，能清楚听到隔壁屋子里小两口吵架的声音。前两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人长得秀气，也很善良。姑娘答应跟他结婚，条件只有一个：在城市里买一套房。我这发小已年过而立，对家庭满怀向往。他找遍了所有亲朋好友，试图凑齐买房的钱，结果仍是相差甚远。不得已，他跑回乡下，希望借助父母的力量圆娶妻之梦。他父母见儿子心急如焚，只好将圈里的猪、牛、羊牵到镇上换成了钱，还把粮仓里的粮食卖得颗粒不剩。即便如此，仍不够付首付款。他女朋友见状，索性嫁给了一个富二代。我的发小悲痛欲绝，在一个有星光和月亮的夜晚，他躲在出租屋里，用剃须刀片割断了手腕上的静脉。

与此相反，我以前单位上的一个同事，1983年出生，家境相当殷实。其从小到大，几乎没碰到过坎坷之事。生活和工作，早就由父母安排妥当了。他每天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好好地活着，别给父母丢脸。对待工作，他素来不敬业。一到办公室就打游戏，反正这份职业于他而言，有或没有都无关紧要。失了业，也不会被饿死。上班之余，他也没什么别的爱好和追求，不外乎邀朋呼友，跑到酒吧去蹦迪、唱歌、酗酒，每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久而久之，他沾上了毒品。整个人黄皮寡瘦，精神萎靡，像是被死神提着的一个木偶。

他被关进戒毒所后，作为同事和朋友，我曾去监狱看望过他。从他那冷漠和无助的眼神里，我看不出他有丝毫的内疚和愧怍。那一刻，我在想，假如我那个死去的发小，有他一样的家境，结果会怎样？是像他那般，走上一条不归路；还是珍惜生活，做一些对自己，同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03

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这就是我们80后一代的现实困境。贫困的孩子被生活挤压和抛弃，找不到精神的归宿；而条件优越的孩子，又大多处于价值混乱和心理颓废的状态，更谈不上有心灵支撑和信仰追求。

社会道德和良知责任，都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喜怒哀乐，在大环境的潮流之水裹挟中痛并快乐着。任何历史时期，做“理想主义”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很多人选择了明哲保身。况且，当一个人自己都无法安身立命之时，你又怎能期望他去经世济国，谈什么家国天下，忧国忧民呢？

我也曾是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热血青年，自逃离乡村那一刻起，即怀着满腔热血，发誓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来报效国家，造福乡梓，且有一种“声不震名誓不还”的决绝之心。但遗憾的是，在城市里闯荡的这么些年，当年的那股锐气和霸气，早已被现实给打磨钝了。我工作虽然稳定，却长年成了房子的“奴隶”。每个月都需省吃俭用，一边还房贷，一边将微薄的余资寄给乡下的父母。他们生我养我，操劳一生，到了晚年，我不能不管他们。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也是他们活着最坚实的理由。

进城快十年了，我依然处于一种漂浮状态。一只来自乡村的小船，很难在城市里找到停靠的港湾。我人在城市，心却在乡下。也许，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医疗改革，或一次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不会对我的情感造成深度伤害；但我乡下父母的一声咳嗽，却可能对我的心里造成强烈地震。我在想，这是不是充分证明了我的自私呢？可有什么办法呢，在关注社会问题之前，我必须先安顿好自己的家人，安顿好自己的内心。

前年的一天深夜，我正准备睡觉，突然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生病，叫我速回。我赶紧打辆出租车，连更连夜赶回乡下，将母亲送往县医院急诊。因当地医疗条件所限，无法查出母亲病因，我只好将母亲送至市里的医院再做检查。待母亲病情稳定，我领她到市区逛了逛。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大城市。瞬间，她就被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给吓住了。入夜，当她住在我简陋的家里时，一直闷闷不乐。我问她何故如此，她闭口不答。还是她返乡之后，才在电话里跟我说：“娃，没想到你在城市里生活得这么艰难。我当时想，要是我的病医治不好的话，我就去撞车，给你挣一笔钱回来。”听到母亲这话，我的泪顿时流了出来，心里既酸且痛。

那么，既然我的根在乡下，这是否意味着我能在乡村找到心灵的归宿地呢？答案是否定的。如今的乡村，已然是一副破败、荒芜景象。即使个别村庄矗立起一座座崭新的楼房，却鲜有人住。家中除了迟暮老者和流着鼻涕的留守儿童，就只剩一条黄狗，以及几只鸡鸭。所有的青壮劳力都一窝蜂涌向城市，靠贩卖廉价的体力获取求生的资本。他们宁可在城市里住工棚，也不愿回到故园，守住那一亩三分地。

面对乡村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加之乡村结构、人际关系、道德习俗的改变，我曾经熟悉的故土早就不再了。它只剩一个朽坏的躯壳，专等着在外的游子回去凭吊和伤感。如此说来，我们注定是无根的一代。城市我们进不去，乡下又回不去。我们就像一个游魂，在城与乡之间艰难往返，唱着不倦的挽歌。

一个没有归宿感的青年，他能做什么呢？也许，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承受，像农民承受土地的重量，像居无定所之人承受乡愁的煎熬……惟愿到我们年老的时候，能在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和精神家园里，获得灵魂的大宁静，大慈悲，大欢喜。

我们等待着，奋斗着，也祈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