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在很多日本人的眼里，中国是“反日国家”的典型代表。

不仅限于提“钓鱼岛问题”，只要一出现日本领导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或日本希望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从政府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中国社会就会指责日本，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发动”反日游行。历史认识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应该有不少日本人认为中国是个“不好对付的邻居”。

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作为一个日本人”坚持言论活动很不可思议。在这里先让我把话说清楚，我敢保证我在中国国内绝没有任何一次毫无意义地贬低日本或奉承中国。

那么，中国真的是反日的国家吗？

中国人都是讨厌日本人的吗？

其实，这里也潜藏着中国式的双重标准。

如果你要问我“中国是不是亲日的国家”，我肯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No”，至少短期来看，中国不太可能转向“亲日”的方向，我们也不必期待中国大陆变成这样一个社会。只要努力增加“知日派”即可。这并不关乎国民的感情，而是直接涉及到中国政府的正当性的、极其微妙而且核心的问题。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

首先，日本人不应该忘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一员，拥有否决权，而让日本无条件接受投降的《波茨坦宣言》是以美国、英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的名义发表的。恐怕绝大多数日本人只意识到自己“输给了美国人”，但不要忘了中国也是那场战争的战胜国。日本人承认不承认“我们是否输给了中国”这一认知问题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现代中国的“建国逻辑”，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解放了挣扎在贫困与战祸中的中国人民，建立了新的中国。

这么看来，如果中国转向了“亲日”的方向，就等于对政府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我重申一次，日本人与中国人都要摆脱“亲日”、“反日”、“亲华”、“反华”等情绪化判断标准，从日中两国长青的角度看，“知华”、“知日”才是最需要，也是最管用的。两国社会，尤其民间应该携手培养穿梭两国之间的“知道分子”。

所以先不说日中两国之间民间级别的交流和经济层次上的合作，至少中国在官方上是不得不贯彻“反日”立场的。

那么，国民的情绪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典型的事例：

本书的开头也提到，2005年4月在北京发生“反日游行”时，我去了游行的现场。虽然搞不好自己可能会遇上麻烦，然而作为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无论如何我也想去亲眼看看。

游行本身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激烈。虽然大家异口同声地高呼反日的口号，然而参加的人们既没有引发暴动，也没有让人感到现场很不安全。

而整个游行中最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参加游行的很多人，都拿着数码相机拍摄游行的过程。他们一个个手中拿的数码相机，要么是佳能要么是索尼，总之都是日本的品牌。

人们高举着一只手大喊“反日”，而用另一只手拿着日本产的数码相机进行拍摄。没错，这里也能看到中国式的双重标准，或者说，也存在着关于“反日”的自相矛盾。

如果你直接问中国人“是否喜欢日本”，恐怕很少有人能毫不含糊地说“喜欢”。然而，日本产品和日本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很难割离出去。

中国孩子们从小看着日本动画片长大；长辈们阅读过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学生们读村上春树或东野圭吾的小说读得入迷；而等到手里有了钱，就大量购买日本制造的电子产品。

而且一旦网络上“反日”的留言暴增，就必然会出现反思的声音（比如钓鱼岛事件发生的当时也是如此）。“你们只知道批判日本，中国政府又做得怎样？”这样的意见，至少已经占了2至3成。

又比如2011年1月，足球亚洲杯半决赛的第二天，我正好在北京市内乘坐出租车。前一天日本足球队对战宿敌韩国队，最后通过加时赛和点球大战取得了进军决赛的机会。

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出现在媒体上，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我一上车，他就向我表示祝贺：“日本队昨天踢得不错。”而且，称自己是“铁杆儿球迷”的司机师傅这么对我讲道：“论足球，日本绝对走在亚洲的最前面。无论是战术还是技巧，中国都必须好好地学习。尤其是这次的日本队特别棒。不但昨天对韩国的比赛踢得好，在跟主办国卡塔尔对阵时，虽然有队员下场，人数上处于不利，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那场比赛真让人感动。”

我惊讶于他冷静的分析，忙向他回礼致谢。然后他又接着说道：“有些中国人，没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日本队的成功。为什么呀？都是踢球踢得好的球员，跟国界和国籍有什么关系？同样作为中国人，我替他们脸红。”

提到足球亚洲杯，肯定会有很多读者回想起2004年在中国举办的那次比赛。在赛场上，中国球迷要么对日本队的选手们喝倒彩，要么朝着日本球迷扔饮料水瓶，举止极为粗暴恶劣。虽然有中国球迷向日本队员喝倒彩，而在今天，也有像刚才提到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友好的人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两者都真实存在于当今的中国。

baidu语中日关系，中日的了解知彼，不是一代人可以解决的，反正我这代不想解决，给下一代沟通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