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我们悼念曼德拉最该悼念什么?
一部反抗压迫史,往往不免是一部被压迫者道德优越感的泛滥史
日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去世,全球悼念。对这位终生与种族歧视作战的老人而言,可谓备极哀荣,实至名归。
与南非一样,国人自近代以来,亦有百余年反抗压迫之沉痛史。所谓“感同身受”,国人之悼念曼德拉,实应别有怀抱——换言之,对国人而言,曼德拉的真价值何在?
被压迫者起来反抗压迫者,前者总不免拥有一种历史给予的巨大道德优越感。此种优越感,古今中外皆然,在中国近代史上亦不鲜见。如革命者之于清廷、之于北洋军阀、之于“封建地主”、之于……一部反抗压迫史,亦同样不免是一部被压迫者道德优越感的泛滥史。
1961年,英国伦敦,曼德拉
曼德拉也曾被革命者的道德优越感俘虏,但最终挣脱了出来
早年的曼德拉,作为一名反抗者、革命者,也曾被这种道德优越感所俘虏,直到他在监狱里直接与最基层的“压迫者们”亲密接触。曼德拉后来如此回忆自己的此种思想转变:
“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狱警都是魔鬼。……即使是似乎最无情的动物,有时也会有一颗宽容的心。如果触动到他们的心弦,他们也能有所改变。归根结底,巴登霍斯特并不邪恶,他的野蛮是由于野蛮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他的行为似乎是野蛮的,因为他因自己的野蛮行为而得到了奖励。”
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曼德拉对自己早年的革命思想作了这样一番反省:
“‘黑人觉悟’与其说是一种运动,倒不如说是一种哲学思想,即黑人必须把自己从长达三个世纪的白人统治造成的自卑感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非洲人民才能增强自己的信心,真正把自己从被压迫状态下解放出来。虽然黑人觉悟运动组织提倡建立一个非种族歧视的社会,但是,他们排斥白人在建设这样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思想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可以说与我在25年前创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时所拥有的思想十分相似。那时候,我们也是非洲主义者,我们也强调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们也反对在斗争中得到白人的帮助。从许多方面看,‘黑人觉悟’集中体现了黑人对从来没有消失的同样的问题的一种相同的反应。”
所谓“从来没有消失的同样的问题”,正是“被压迫者”基于自身以往及现存的被压迫史,而产生的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以及基于此种优越感,而产生的对“压迫者”的排斥心理。
曼德拉后来回忆说:“当我从监狱走出去的时候, 是要同时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当我从监狱走出的时候,同时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成为我的使命。”又说:“我为反对白人专政而战,也为反对黑人专政而战。”
一个有着虔诚的牺牲精神的反抗压迫的革命者,同样可能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压迫者。其道德优越感,会促使其将自己的理想和牺牲精神强加于人,这样的例子,在世界近代史上多如牛毛。对比之下,曼德拉的存在,提供了另一种更具意义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信徒,曼德拉因自己的被压迫史和革命牺牲史而赢得了巨大的道德优势,但他从未以此种道德优势,强迫他人也必须是社会主义信徒乃至强制推行社会主义。
曼德拉说:“赢得自由并非仅仅要打破自身的枷锁,还要尊重及增进其他人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个“其他人”,包括被革命的“压迫者”们在内。“革命”是为了“解放”,而不是为了“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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