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那些逗乐我们的相声段子已经不再好笑；除了在微博上被吐槽，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乏善可陈；大鱼大肉、糖果零食都不太符合现在的健康标准；大扫除是没必要的，日常清洁已经让家里足够干净……过年可以做的那些事情都在逐渐失去意义。

过年必须做的那些事又令人烦恼。2012年春运人数已经超过30亿，每年几十亿人口的大腾挪成为一个基本无解的社会问题。年货送来送去，领导、朋友、长辈，打点各方关系，联络多方感情，过年比上班还累。年前的突击加班常常让人对假期产生幻灭感：焦头烂额地忙完所有的工作，难道就为了过年那几天吃得脑满肠肥，对着电视发呆吗？

我们感慨年味淡薄，其实是人情淡了。但人类社会就是在由熟人社会向契约社会前进。我们有了更多的自我，不再依靠单一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评判别人，我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不再趋同。在不想过年的呼声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是：为什么要按照别人的意愿来过年，我们只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舒心假期。

过年的那点“乡愁”也不过是脑补后的结果。

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祭神、祭祖。西周之后，过年加入了农业庆祝的活动。到汉朝形成了新春的礼仪。过年是绵延整个中华文明的传统。1928年，国民政府曾经试图废除春节，折腾了几年后自动放弃。“文革”期间的“革命化春节”也响应寥寥。民间对于风俗习惯，特别是对好吃好喝的节日的眷恋是强大的，过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很难被撼动。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个体便已经开始精神上逃离这种传统。

鲁迅在《祝福》描摹了过年的场景，宣告了自己的逃离，《祝福》中的“我”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读了点书、见了外面世界的小知识分子，他不再依靠惯性来生存，开始冷静审视这个“过年”的旧世界，并在其中看到残酷。

《祝福》中鲁镇旧历年底在天空中都能显出即将过年的气象，所有人都在忙着年终大典“祝福”，杀鸡宰鹅，买猪肉。但洗涮是女人们的事情，仪式是四叔这样的家长的事情。“我”这个无关的闲人，回到故乡鲁镇，却急着想要离开。那是一个充满了“寒暄”的世界，总是话不投机，有些你怜悯的可怜人，而你帮不了他们；有些势利心狠的人，你厌恶又不免有些交道。若干年后回顾起来，故乡已经很远了，过年便只是记忆中灰白色的天空，远近的鞭炮声和弥漫于空气中幽微的火药味。

我们会在某一瞬间怀念四世同堂的时代，全家欢天喜地过春节。但在理智层面，我们都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幻觉而已。家庭人口越多，关系就越复杂，大家庭内部从不缺勾心斗角，也像一个小江湖。一些据说饱尝了都市孤独症的人怀念记忆中的春节：现在想来跟兄弟抢一块糖都是开心的。他们已全然忘记当初没有吃到那块糖的愤懑与屈辱。在一些充满乡愁的脑海中，过去总是蒙着一块玫瑰色的面纱——那其实是脑补的结果。

现实没有给乡愁留下空间，城市化推平了记忆中的故乡，在“千城一面”之间，我们的家乡都是趋同的，几年之间迅速崛起的市镇只跟地产、政绩相关，与出生或生活于此的人没有多少关系，为了活得好一点，他们甚至都不能留在自己家乡。

对于世界工厂流水线上的90后来说，公益短片中那些千里走单骑，冒着风雪骑摩托回家的情感是陌生的，那是他们父辈的过年经验。对他们来说，过年开心的不一定是回乡，而是拿了工资去买一个新款智能手机。QQ上认识的好友比儿时的玩伴亲密得多。故乡是丑陋的，他们对于中国乡村的凋敝体会至深，那是留守儿童时期的切身经历，在父辈打工赚来的二层小楼中，只有未粉刷的墙壁，祖父母力不从心的照料。

1984年2月2日，北京，农历初一黄土岗公社刘甲村社员张占鳌一家在包饺子。除夕晚上及初一早上吃饺子的习俗在中国北方一直沿袭至今。

过年是代际矛盾的爆发期，两代人都深深地被那个无法实现的“成功”所折磨。

虽然这个国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世界的同步，年轻的一代能够与全世界同龄人同步在苹果店排队抢购最新一代的i phone了。但是上一代人还在另外一个时空：依然相信电视上所说的一切；对他们来说，网络最大作用就是偷菜以及可以连续看完三十多集的“婆媳大战”连续剧；他们或许是广场舞大妈中的一员，或许是买金大妈中的一个。他们早早就已经放弃自己，而把全部的希望放在儿女身上：只要儿女好，他们便一切都好。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也迅速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我搞不懂了。家长权威开始丧失，长辈对于家庭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弱了。

对很多中国家长，特别是中国父亲来说，亲子沟通是一件困难而麻烦的事情。养育孩子的那几年恰好是事业上升的关键阶段，与同事在一起的时间超过陪孩子的时间，孩子的叛逆期又恰逢中年危机，出轨闹离婚各种焦头烂额。在2012 年，中国的离婚率增幅就已经超过了结婚率增幅，连续8年攀升。

向孩子解释成年世界的各种困境实在太困难了，也太耗费时间了。情感上的亏欠很容易用礼物的方式来弥补。一个芭比娃娃、一套乐高玩具、一个包、一辆车、一套房……亲子关系变成了礼物模式。但是，养育一个孩子并不是驯养一个小动物，给它粮食，它就会向你摇尾巴。情感互动是一种经年累月练习的结果，不是你某天突然想修复时，就可以让对方按照指令回到原位。情感上的空洞会一直横亘在彼此之间，过年也无法让大家在一起假扮亲热。

年轻的一代多数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分子，从小便享有家中最好的一切。花着父母的辛苦钱念完了大学，第一份工作的工资还不足以支付房租，在一个“拼爹”时代，当他们工作受挫时，还不时会暗暗抱怨：为什么自己不是富二代、官二代。

父母与孩子照例是最亲密的亲人，却有着最无法沟通的价值观，他们都被这个时代的功利主义牵动着，无法自省，也无法以恰当的方式爱人。父母依然还在付出，但是付出得越多，希望在儿女身上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不是希望儿女返还自己什么，只是希望在儿女身上兑现自己无法取得的现世成功。但是身为儿女，却并不是个个都能出人头地，那些厌恶过年的大多数无法面对自己现世奋斗的“失败”，败于过年聚会的各种“晒”：晒年终奖、晒过节福利、晒年会上的抽奖……三十而立没能立起来，四十不惑依然困惑，难以担当那些人生的责任；他们没能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提供一个世俗层面的成功样本。

过年是农村包围城市，品味、学识、腔调……都市优越感在过年期间全面沦陷。

人是依靠优越感存活的动物。在北上广深，你可以看伍迪·艾伦的电影、用海淘购买一千美元的鞋子，然后假装生活在纽约。单身无孩，月月月光，除了生病时偶尔会觉得有点寂寞，总体依然觉得自己人生很牛，觉得自己是超越了琐碎生活的那群幸运儿。那样的琐碎生活实在太熟悉了，因为你就是在琐碎中长大的，上有老，下有小，空间局促，没有隐私；从物质匮乏时期过来的父母，小心地计算着每月的开支，为节省了10块钱而雀跃不已。熟人社会有各种人情世故，斤斤计较，你是如此厌恶，大学毕业后便义无反顾地逃往大城市，以为远离了是非与琐碎。

但是年龄渐长，你会发现，自己还是难以逃脱被那些在你看来井底之蛙的眼界评判。春节其实是一个“成功人士表彰大会”，中国式幸福是如此单一而残酷，就是有票子有房子有车子有儿子。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人讪讪退回到亲情环节，长辈发了压岁钱，晚辈送完脑白金，大家开始看春晚包饺子。晚会歌手在唱“常回家看看”。你在心里却暗暗下决心：明年混不出个样子来就不回家过年了。所以，每年春节都会有那么几个缺席者，他们是家人口中隐晦的存在，“没回没回”，最后一声低得几乎听不到。

在家乡不要试图去推销那套雅痞的观念，喝什么红酒、穿什么质地的套头衫。在强大的现实主义逻辑之中，你就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废柴。由品味构成的大城市优越感可以瞬间被洞穿：言必称纽约，却一次没有去过纽约，其实只够钱去次泰国；每个月仍在还15万的奔驰smart车贷；过完年，房东就要涨房租，心里一直在挣扎要不要搬离电梯公寓；年终奖很少，过年这一次回家就全花光了；信用卡已经有了三笔分期，难道还要继续第四笔分期付款吗？

在家乡湿冷的冬天，凹造型穿着单薄的羊绒大衣冻得瑟瑟发抖，然后，那个微胖的妈递给你一件羽绒服，你挣扎了一下还是穿上了。你会发现，跑了很久，以为自己已经远离了你所否定和逃离的一切现实，但是，回家过年，一切都被打回原形。只是温暖和安全感是很受用的，虽然它们总是与现实的无聊、琐碎一起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