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一项传统节日，很多民俗学者和民众都持一种观点，春节是传统节日，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过春节，春节持续了这么多年，还将持续下去。他们说这话的言外之意，仿佛春节是“永动机”，不论发生什么变化，它都将持续下去。

但事实是，任何东西都承载功能和功能性构想。书写能力是近代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但现在，无论再怎么强调手写之重要，也恐怕不会有多少人响应号召放弃键盘去拿起笔。春节也是一样，一面是媒体卖蠢的铺天盖地的春节和晚会报道，一面是恐归族，大型春晚吐槽和围绕旧俗—烟花爆竹、年夜饭等的集体大讨论。

春节的存在自有一个功能主义的解释，这个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春节的意义

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内，基本的经济单位都是农户。农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但农户消费的产品，大多数是自己生产的。在这样的家庭制度中，分工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即男主外女主内，而不是人与人之间，或者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分工。农户中的男性负责生产食物、制作器具，女性负责织布、操持家务等。一个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户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生产内容都是同质的，乃至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具有相似的结构。

而这种同质同构意味着，农户的产品交换通常是与已经独立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交换，而与其他农户之间，并不存在商品贸易关系。人类学家莫斯将礼物经济和商品经济进行对比，提出了三段式的交换行为进化谱系：第一阶段是整体性的馈赠，这一阶段的交换行为只是更大范围内的交换行为的一部分；第二阶段是代表群体的个别有威望之人的交换，比如部落之间的仪式性馈赠等；第三阶段才是独立个体之间的商品交换。而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因为同志同构的家庭和个人主义的缺失，普遍的人际关系呈现礼物经济关系。与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商品经济关系局限在市集内，是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几个村庄之间，往往会有一个三级市场，几个乡镇之间会有一个二级市场。也就是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所描述的市场体系之基础。

而这种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历史并不久远，农村的市集网络的形成，是清中期以后的事。以江西为例。明末清初，江西农村集市平均每县大致10个左右，康熙后期到雍乾年间，发展到15个左右，近代，到光绪年间，达21个左右，全省共1700多个墟市。以1887年24559千人人口估算，每个墟市平均覆盖14446人，每个墟市平均覆盖面积为94平方千米，活动半径为5.81千米。可以看到在近代，商品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实际上占人际关系主要地位的仍然是在村落中和跨村落的农户与农户的交往。农户与农户之间的交往，更多遵从的并非市场纽带，而是人际网络中的格局和伦理。

人类的历史不仅是生产的历史，也是交往的历史。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人际网络：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费孝通得出结论：中国社会在结构上是由无数的私人网络组成的，这些私人网络由二人的（dyadic）社会联系界定而且没有清晰的界限。在这样一个网络本位的社会中，行为的道德内容是被情境地决定的，而“己”（ego）在每种情境中总是最为重要的考虑。这和马克思·韦伯说的儒家伦理中的“特殊主义原则”如出一辙。

中国的宗法体系，以辈分、亲疏远近等来排定了每个个人及其家庭在人际网络中的地位。在人际网络中的地位会影响很多事，比如是否可以参与地方的互助会，在家族事务中的发言权，等等。

所以传统中国的社会交往，首先得正名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守名分”就是“遵礼法”，就是“恪守传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传统乡土中国的“伦理”也就是“有差等的次序”；而“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实质上也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在此前提下，“家国同构”，互助合作，形成利益彼此相关的乡村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的存在，对处在相对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单一的人际关系格局中的行为个体来说非常重要，其重要性表现在：

首先，保障群体的最低生存权。在一些乡村，尤其是南方一些宗族组织比较发达的乡村，除了农户私有的土地外，还有数量多寡不一的“公田”。例如上世纪30年代的江西寻邬，公田就占到了该县乡村田地的40％。而在发生饥荒时，人际网络内的互帮互助是维持生存的必要保障，尤其是那些有外村和城市人际关系的家庭；

其次，参与劳动力分配。在农忙季节，各项农业生产任务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完成，因此往往需要帮工或换工，几家的劳动力合在一起，轮流完成各家的农业生产任务。

再次，在人生的重大问题上，人际关系网络有突出的作用。施坚雅、詹姆斯·斯科特等学者都描述了农耕时代一个农民的生活区域究竟有多大。其实就是围绕一个集市，半径5、6公里的圆或半圆而已。一家人必须要在这个区域内解决婚姻问题，如果没有子女，要解决过继问题，或者法律诉讼问题，土地买卖问题……这一切都依赖人际关系网的效率。

最后，一个人在其生活的村落和地区的地位，与他在人际关系网中的地位有直接关系。一个人在关系网中是否有地位，是否受到大家的欢迎，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比如笔者的祖父曾经告诉我，因为是外来户，在村中的人际交往中并不占优势，因此逢年过节还要挨家挨户拜访，以扩展人际交往范围。

人际网络非常重要。因此必须经常走动，免得生疏了。人际网络中的社会交往不能依赖物化的载体，而是交往者“亲临现场”的交往。在这个所谓的“熟人社会圈”里，“关系”的远近、“熟识”的程度才是社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而一年中总有一些时间和场合对人际交往尤其重要，比如婚丧嫁娶，再比如过年。

从时间上讲，过年是一个农业周期的结束，也是下一个农业周期的开始。在此时，收获了粮食，交纳了地租，剩余的粮食需要安排一年的吃穿用度，和来年的再生产，在未来一年收入不可预知的情况下，粮食储备当然越多越好，如果是以这样的经济上的考量来判断，那过年的一系列安排不太能够理解。

但是换一个角度，就很好理解过年的功能了。

首先是一年中最好的食物，这和大部分农民冬天的日常食物的粗糙简陋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冬天不需要进行大强度劳动，所以冬天的食物摄入较夏季有明显减少，一天三顿也要改成两顿。但进入过年期间，食物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一年只能吃到一次肉，那一定是过年。而且过年的食物不浪费是不可能的。每家每户都要准备大量的食物。在西北农村，平时炒洋芋丝的时候，把切好的洋芋丝在下锅炒之前放在水里淘一下，盆底便攒下一点点淀粉。山里菜少，天天吃洋芋，一个冬天下来，光是淘洋芋丝攒下的淀粉就不少。腊月里，女人们商量一下，定下个时间地点，把各家的淀粉都拿到某一家，分工合作，得忙活大半天。还要准备大量馍馍，这些馍馍和平日吃的不太一样，要放清油、姜黄，这些是要拿去送礼的。

在我的老家甘肃省永昌县，每到过年，每家每户都会赶着牛车或者驴子，驮几麻袋馍馍去走亲戚，往往初三出门，到初九甚至更晚才能回到自己家。荷包蛋，猪肉，鸡肉，也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在华北，情况也类似。比如上世纪30年代卜凯、潘鸿声等学者的调查显示，各地均存在生产工具老旧，产量低等问题。比如华北地区，按照计算，一个人一年所需粮食大约3石，而3石粮食需要大约3亩地来产出，《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中所写在1930，1936，1946三个时间节点上，保定清苑县人均耕地面积是3.71亩、3.64亩、3.33亩，其周边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过年也一定是要吃好的，比如冯玉祥将军就回忆，他们村一年吃一次肉就了不起了，一定是在过年时和娶媳妇时吃。正如孔迈隆所说：“大多数情况下，招待客人的精美食物与他们平时的伙食相差很远；就生计而言，庆典期间所消费的食物就可能具有非常显著的营养功能。”而精美的食物，往往是维系人际交往最好的礼物，结婚时的婚宴，葬礼上的豆腐饭，过年时的红烧肉，莫不如此。

其次，过年的节日安排中比重最大的就是走亲访友。在北方，初一不出门，初二回娘家，从初三到十五，都是用来走亲访友的。而走亲访友的原则是越多越好。如果过年时没有亲戚可走，是很丢面子的。东北管家里没有人脉的家庭叫做“死门子”，意思是不会做人，没有任何关系。同样的人家在河北叫死皮，山东叫死性。这样的家庭在村子里没有什么地位。这不仅意味着在公共事务中这一家没有发言权，在利益分配中受到歧视，在生活中也会遇到诸多不便。比如盖房子，盖房子大约需要一群人忙活一百天左右。在这期间，主人家要负责好吃好喝招待，这种招待是不惜工本的，有时甚至比雇人来干活花费还要高。但在中国传统的人际观念中，雇人来干活是不地道的，是会被瞧不起的，而且往往也雇不来多少人，因为活动空间有限。一个“死门子”的家庭需要盖房子时，会发现自己极端缺少人手。

再比如结婚时。结婚时的随礼和过年时给孩子的压岁钱一样，是根据一套亲疏远近的人际判断来决定数额的。如果一家人人际不好，那意味着婚礼可能压根办不起来，或者费用得自己全掏，而婚礼由于可以收到礼金，在很多人家不仅不会赔钱，还可以赚钱。比如阎云翔写道东北的情况，80年代，结婚大约花费450—500元，正常情况下会来80多人，每人随礼最少10元，就赚回来了。但有一家办了婚礼，只来了40来人，因为大家与他家关系不好，随礼3块7块都有，最后亏了一大笔。而在这样的场合，自己的亲戚朋友是否会出现，所依据的标准是“人情”。

人情到了，怎么都好说，人情不到，可能两家就会就此不再来往。而人情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逢年过节是否走动了。在传统的人际关系中，人情是巨大的资源，欠了人情，往往不是还钱可以解决的，有时要义务地为对方做很多事情才可以解决。而做人情时做不到位，或者有所遗漏，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以为关系不错的朋友在女儿婚礼时没有出现，或者家里需要周转，而一向大方的某亲戚突然变了脸，等等。因为人际关系时刻处在变化中，可能一句话，随礼时金额不够等小事就改变了两人的关系，所以每年都需要盘点一遍自己的人脉，时间就是过年。

再次，过年的习俗非常仪式化，祭天祭地祭祖先，其本质上是放大了的人际关系网络。过年时的一系列习俗，如祭灶，守岁，放爆竹等，都与特定的语境相链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的作息是严格跟日出日落联系在一起的，晚间没有照明手段。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蜡烛仍然是最主流的照明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守岁自然有了狂欢，打破常规的意味，其本质就是一种新奇的打破规矩的刺激体验。爆竹也是如此，为什么要放炮？为什么要用声响去吓退所谓年兽？那是因为在村子里，黑了天，是寂静而少人烟的。为了显出这一天的特别，除了弄出点动静来，也实在没有办法可想。这是一种吸引注意力的游戏方式。

再比如祭灶，祭财神，祭祖先等，这些仪式都是为了在新的生产周期中可以收获好运、财富和福气，如果拿这种祭祀仪式来比人际交往也说得通，就相当于自己有几个强有力的朋友在这一天走访了一下嘛。事实上拿神、天地来比人，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拿人际关系的固定称谓来比公共事务也不是新鲜事，比如父母官，青天大老爷……这种祭祀仪式很体现了在传统社会中家国同构的特性。在最初，普通人家哪有资格祭祀，这种自己家的小打小闹叫做淫祀，是不合习惯法的。但后来搞得多了，也就传播开来了。其本质是什么？是对权威的模仿，是表达愿望的一种方式，恰好体现了传统人际关系中的依附与被依附的本质，即差序格局。

过年这件事跟传统的人际关系联系得如此紧密，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如今的过年，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年味一年不如一年了。

首先，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并不太久，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在此之前，从建国开始，自由市场越来越少，直到消失，到80年代才逐渐恢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人际关系的基础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从礼物馈赠的交往模式变成了商品经济下的来往模式。这两种模式有很大区别，商品作为人格化的产品，可以脱离它的生产者（所有者）通过第三者（商人）和市场流通渠道与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进行社会交往和交换。在这里，“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因此，商品所有者需要的是契约、制度提供交往者公认、并共同遵守的市场游戏规则。制度、规则高于人情、人际关系。除此之外，人际网络中判断亲疏远近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商品贸易和技术进步扩展了生活空间，如今，你可以跟一个从未谋面的网游打得火热，但跟自家的某位姑奶奶或者娘舅一句话也没说过，这放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这才是常理。

其次，时间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的生活要遵农时，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是不得已的妥协。正因为此，过年才显得特别有意义，那是人在特定环境下，用自己的行为表达对自然的反动。但如今这层意味已经消失了，只要你不怕被开除，爱几点睡几点睡，谁管你。而且如今的情况是，大部分人都脱离了农户这一身份，农业生产周期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意义，记不记得住芒种前后该干什么有什么关系？

再次，传统的过年除了人际网络的年终大盘点这一功能外，另一个功能是好不容易等来的好吃的再分配，顺带还分新衣服和新玩意儿。因为生产力水平长时间没有提高。据诸多学者的调查，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各地区所用的农具依然极其破旧，人拉的小犁比比皆是，小麦亩产不到两百斤，甚至一百五十斤也不新鲜。而建国后，工农业生产又受到几次运动的破坏，很长时间没有进步。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年过年吃的用的，能想到的花样不多，相对固定，才有了所谓“年俗”，比如要吃红烧肉，要蒸馍馍，要买红头绳……在如今这样一个被商品化了的世界里，有必要吗？不仅没必要，事实上无法维持这样的习俗，因为现代商品经济的丰富程度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想象的。

任何文化变迁都是相对滞后于社会变化的，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春节了。但社会已经变了，过年这一文化事象还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还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春运，过去是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的，但现在遇到了，因为人口的自由流动。再比如不断攀高的过年费用。比如1986年的一项调查表明，1980到1986年间村民收入增长了1.1倍，年节花费涨了10倍。再比如过年的时候，人们往往被迫跟自己并不熟悉的亲戚长辈聚在一起，被拷问，被责难，无时无刻不处在价值观不同无法沟通的煎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