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而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每天都有人雇刘君琳（音译）在她素不相识的人的葬礼上哭丧。她是台湾最著名的职业哭丧人，在台湾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而这样的传统有可能面临消失。

用哭丧来谋生是一件容易引起争议的事情，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商业化的哀伤。但是据刘君琳这样的哭丧人说，她们的职业在台湾由来已久，根据台湾传统亡故之人需要用大声的哭丧来把他们平安地送入到后世。

“当亲人亡故之后你会非常悲伤，最终到了葬礼上你已经没有眼泪了，”刘君琳说，“你怎样才能做到把你的情绪一下子调到极度悲伤？”于是刘君琳会到场相助，以使葬礼有合适的气氛。

她解释说，从前女儿们常常会离家到其它城市里去工作。当时交通条件有限，如果家里有人亡故，她们常常不能及时赶到家里参加葬礼，于是家人会雇佣一些被称为“孝女”的人在葬礼上引导家人。

传统上台湾的葬礼是精心安排过的，阴沉的哀悼与喧哗的快节奏娱乐结合在一起以送走悲伤的亡灵。

在娱乐部分，30岁的刘君琳和她的孝女乐队穿着鲜亮的服装，表演几乎像杂技一般的舞蹈。她们做着分叉、后弯和筋斗等动作，她的兄弟阿吉用传统的弦乐器来伴奏。

刘君琳和她的兄弟在一起

稍后刘君琳会换上白色的丧袍，戴上头罩爬到棺材边上，这时在他兄弟乐器的伴奏下她开始她的招牌哭丧。

她的声音绵长而竭力，有时游走在哭泣和歌唱之间。她在家里为我表演了一种典型的哭泣：“我亲爱的爹爹啊，你女儿多么想念你，”她哭喊道，“请你，请你回来吧！”

我问刘君琳她是怎样做到制造眼泪的，她坚持说她所有的哭泣都是真实的。“你去到每一个葬礼上，你会感到这家人家就是你自己的家人，所以你就会把自己的感情放进去，”她说，“当我看见有这样多的人都很伤心，我就更伤心了。”

刘君琳长着长长的睫毛，脸上带着酒窝，有着歌唱般的嗓音，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30岁年轻得多。在家里的时候她身穿着一套橘红色的运动装，涂着鲜亮的指甲油，我很快就觉得她像是一位幼儿园老师而不是职业的哭丧人。

葬礼导演林正章（音译）与刘君琳一起工作有许多年了，他说这正是她的引人之处。

“传统上我们认为做这样的工作都是上一代的妇女，”他说，“但是君琳却是如此年轻美貌，这样一种反差使人们感觉很诧异。”

刘君琳的祖母和母亲都是职业哭丧人。在她的孩提时代，当她的母亲在工作时她会在丧家门外玩耍。在家里时，当她的母亲和姐姐在排演时她会跟着模仿。

“我会抓起任何一样东西把它当做麦克风，”她说，“然后我假装前面有一个棺材，我就爬过去。”

刘君琳的父母在她年幼时就过世了，留下了她的祖母和三个需要抚养的孩子，还有一屁股的债务。于是祖母把刘君琳和她的哥哥带进了家族的生意里，那时刘君琳只有11岁。

每天早上她在天亮前就要起床排练，为了外出干活还常常逃课。当她去上课的时候，其他孩子会嘲笑她的工作和所穿戴的服装。

“他们会说，你做的事情多么可怕，多么难看，你看上去多蠢！”她说，“我真的感到很自卑，我想别的孩子不会喜欢我。”

表演也并非容易，对于死亡的不齿使许多人看不起哭丧人。“有时在我们开始表演前丧家对我们说话很刻薄，”刘君琳说，“但是在我们表演之后他们也会哭泣，并且一再对我们说谢谢，谢谢，谢谢！”

这使刘君琳认识到了她工作的真正意义。“我的工作能帮助人们真正认识到他们的愤懑，或者帮助他们说出他们不敢大声说出来的东西，”她说，“对于害怕哭泣的人们来说也有帮助，因为每个人都在一起哭泣。”

刘君琳的祖母是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烫着头发的小妇人，在祖母的严厉指导下她成了一个哭丧人，并学会了精明的生意经，使她的家庭脱贫致了富。刘君琳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都拥有自己的房屋，她们的公司对每次出演的收费为600美元。

但是林正章说这是一个正在衰退行业，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和现代人简洁的品味使许多人不再举办奢华靡费的传统葬礼。

“传统的哭丧人正在慢慢的消失，”他说，“所以像刘君琳这样的人要设法找到一个重新创造这个行业的方法，或者找到新的收入来源。”

刘君琳也难逃这一关，这就是为什么她招聘了二十来个女助理。她们是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性，身穿黑白两色的制服，她们在葬礼服务上帮助葬礼导演，她们让刘君琳操了很多心。

“在台湾北部没有别人做这一行，结果比我想象的要更成功，”刘君琳说，“在这样一个行业里，我知道我需要去找到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不管怎样，刘君琳说她不会放弃她的家族生意。“这是我祖母从无到有艰苦创建起来的生意，”她说，“我要把她教我的东西教给别人，把她的传统继承下去。”

baidu语哭丧不该成为一种职业，不管情感怎么真实，毕竟不是自己的亲人，这是对逝者的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