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文存世数量极其庞大。以李白、杜甫为例，他们流传至今的诗作分别有近千首与一千四百余首，包括青年到晚年各个时期的作品。现代人或许很难想象，千年前的古人要怎样将数量如此之多、时间跨越如此之大的诗作保存下来，甚至有人提出“难道是写一首到官府备案一首”的猜疑。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早在唐代之前，中国文人便有了大量保存文稿、编纂文集的传统。而追溯这一传统的起源，则要从文学史上至关重要的魏晋时期说起。

秦汉时代，中国人并没有编纂文集的习惯。两汉的目录文献，如《七略》和《汉书·艺文志》，都只有单篇诗赋的篇目；《后汉书》、《三国志》在文士传末也只是列出传主所著具体篇目。汉代编纂的多卷著作，如《春秋繁露》、《淮南子》与《扬子法言》，都属于儒家经典（经部）或诸子百家类（子部）书籍。在当时看来，这些内容比诗赋更有成书的意义。

魏晋之前的文人并没有编诗集的概念。只有先秦的《诗经》和《楚辞》是两个极特殊的特例

西汉的文学之臣多为帝王侍从，地位远不如儒生和刀笔吏。但到东汉时期，世家大族的兴起改变了旧有格局。由于受到士大夫世家的推重，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在随后的魏晋时期，门阀政治更为盛行，文学创作也更为繁荣。文学史上所谓“文学的自觉”，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所谓“文学的自觉”，是指文学从其他学问中独立出来，确立了自身的领域和价值。其最显目的标志，除了史书开始出现《文苑传》、国家开始以文学为官学，就是传统文献“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集部”的成立。编纂诗集的行为，与集部的出现互为表里。

1920 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1927 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称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最初的文集出现于西晋，主要是指导各类文体写作、按文体收录各家文章的分体选集，其中就有《晋燕乐歌辞》、《古今五言诗美文》一类早期诗集。随着文学的繁荣，个人风格的重要性很快超过了区分文体，个人文集（别集）随之诞生，盛行于南朝齐梁之际。齐梁皇帝多次下诏收集整理文学之士作品，《南齐书》人物传记里开始出现“文集行于世”的记载，《全梁文》中则收录了大量别集的序文，其中有不少文人为自编文集撰写的自序。

陶渊明的文集即是由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去世百年后辑佚编纂而成

魏晋时代的“文学自觉”极大的改变了中国文人的人生价值。从此开始，中国文人开始有意识地追求文学成就，而确立名望的方式除了文人间的交际吹捧，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一部传世文集。因此，后世文士无不将编纂文集作为文人中生涯最重要的工作。为了给后世留下自己最光辉的形象，任何的辛劳和机心都不足为奇。

唐代的陆龟蒙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自编文集的典型场景：“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虽幽忧疾病中，落然无旬日生计，未尝暂辍。点窜涂抹者，纸札相压，投于筐箱中，历年不能净写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后于他人家中见，亦不复谓己作矣。”陆龟蒙每天不断地创作、改写，修改稿积压在箱中，好几年也编不成一卷文集。不成熟的作品不慎流出，他还矢口否认是自己的作品。

唐代最重视自己文集的诗人是白居易。白诗用语平易，似信手拈来。但看到其原稿的宋人却感叹道，其手稿被涂抹得一塌糊涂，文集里的成品其实与初稿大相径庭。白居易生前精心编纂了自己多达 75 卷的诗文全集，并抄录五份，分散到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寺、洛阳胜善寺等地保存。他的努力没有白费：白居易传世文集基本保留了唐代的面貌，存世诗多达三千余首，为唐人第一。

相比之下，杜甫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杜甫曾在天宝十一年坦诚自己的藏稿数量：“自七岁所作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其晚年自编全集多达 60 卷，据推测应有 2500 到 3000 首诗。但杜甫逝世于乱世，其家传文集很快散佚。所幸北宋学者王洙从各种残本中辑佚整理出 1400 余首诗，编成 20 卷《杜工部集》流传至今。现存杜诗中天宝十一年前的作品仅存三十余首，可见散佚数量之巨。

李白诗集的命运则更加坎坷。李白以浪漫洒脱著称，但他对待自己的文集却极为上心。为了留下最好的作品，他曾有“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的事迹。李白诗在不同版本中的异文现象在唐诗中显得极为突出，唐代文献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认为，不少异文应是李白多次修改初稿、又在此过程中多次被仰慕者抄录的结果。被视为文学天才的李白，“只是将常人般用功的过程掩藏很深，反复琢磨后拿出作品让你觉得超凡脱圣而已。”

然而，李白的用心大多都白费了。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让他的毕生藏稿 “十丧其九”，只剩一些从别处搜讨来的文稿。急病去世的李白最终也没有完成其文集，友人利用残稿编成的两部文集到北宋时也都已散佚。多亏宋代学者的收集整理，李白的作品才得以流传至今。

直至近代，中国文人一直保留着这种积累文稿以待编集的习惯。只要文稿没有失散，即便作者生前没有亲自编成，身后的亲朋好友也会帮忙完成文集。对于那些名声显赫者，即便文集失传，还会有后世仰慕者帮忙从其他文献里辑佚成集。这就是传统诗文能够大量传世的原因。

中国文学史上写诗最多作者是陆游，存诗九千三百余首，几乎全部收录于他自编的《剑南诗稿》。但这远不如存诗四万多首的乾隆皇帝。乾隆嗜好写诗，不仅凭数量成为无人敢否认的天下第一诗人，甚至公然承认自己半数的诗作是找人代笔。代笔者之一是苏州文人沈德潜，乾隆曾命他删改自己的诗集，关系极为亲密。不过，沈德潜去世后被牵扯进一桩文字狱，乾隆勃然大怒，剥夺他的所有荣衔，并平毁坟墓。一种说法是，这是由于乾隆在阅读沈德潜文集时发现，他把替皇上代笔的诗作编入了自己的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