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动机很简单，就是想让那些所谓从事教育的大人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但后来发现其实他们根本不会倾听我们的真实想法。他们基本上是与孩子的生活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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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难概括自己的个性。我对那些模式化的人格尤为反感，我只是按我喜欢的做而已。我不愿随大流，我是写不出那种“啊，我们光荣的大桥”一类的东西的。

——韩寒于2000年

有人会指责我，你这么牛逼，为什么不去写一些实质性内容？那些人所谓实质性内容就是很多社会黑幕吗？但我觉得他很笨，因为连他都知道不能碰，我还会傻到去碰吗？……有一些东西不能写，你就不要去写它，因为你写它没有意义，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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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一个和谐的人生。

——韩寒于2010年

“80后”这一名词首先诞生在文学圈。1982年生的恭小兵，初中文化，16岁进监狱，20岁开始接触互联网，22岁在台湾出版繁体单行本小说《我曾深深爱过谁》。就是他将出生在19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定义为“80后”文人。当然，他始料不及的是，“80后”迅速演化成一个社会人口学概念，被广泛采用。

民间、媒体和学术界，一度给“80后”狭义地贴上“家境殷实”、“独生子女”、“自私叛逆”、“娇生惯养”等标签。事实上，根据南京大学的一项统计，“80后”一代城市独生子女不足1/3，农村不到10%，综合起来，全国近2亿“80后”，独生子女不到20%。而1980年至1985年出生的“80后”，直到上高中以前，绝大多数人的家境尚不富裕，农村更有相当的贫困现象；1985后出生的，则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发达地区涌现出一批“富二代”。因此，“80后”普遍对舆论臆想的“标签”表现出不屑，因为“那根本是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他们自身又总结、细分出“85前”和“85后”两代人，前者承袭1970年代，属过渡族群；后者紧接1990年代，较多地体现了媒介认为的众多“特征”。

由于长期不能掌控话语权，加之成长年代的变幻万端，“80后”长期遭受怀疑、指责甚至批判。他们被称作是“垮掉的一代”、“自私的一代”、“最没有责任心的一代”。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映芳教授慨叹道：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被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普遍视为问题，受到非难。

一个转机出现在一场作文比赛。1999年，一场名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活动从上海蔓延至全国，吸引了大批“80后”学生参与。这项完全冲破传统教育藩篱、无异于离经叛道的活动，第一次让“80后”找到发表言论、构建话语体系的契机，也让前辈们开始真正见识到，他们心中“啥也不是”的新青年，究竟有着怎样的思索。

韩寒、郭敬明等“80后，正是从“新概念”走出来。他们的伯乐、“新概念”创始人、《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总结：韩寒之所以能有所成就，被相当一部分同龄人视作“领袖”，根结还是在于这代人自身存在矛盾与纠结。赵长天说，自己曾在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问“80后”的代表：“你们这么喜欢韩寒，是希望自己成为韩寒吗？”彼时，韩寒的言论被主流视作异类，而其“退学”行为亦被中学老师和家长所唾弃。孩子们这样回答：“我们赞成韩寒，但不敢模仿，也不愿模仿。”赵长天一直觉得，“80后”并没有那么叛逆，否则，韩寒就不会如此扎眼。在现实面前，他们更容易妥协，妥协于升学，妥协于就业，妥协于房价，甚至妥协于社会。即便是韩寒，今天的他也知道必须要掌握好“尺度”，不越雷池。

不止一次地赞美过他们的赵长天，着实喜欢这群孩子。10年来，借文学这面镜子，他走近过无数“80后”的内心，并持续关注他们的成长。他甚至拿“80后”与自己这群“50后”比较：“谁没有叛逆过？谁没有狂热过？当年，我们说不考大学就不考了，不要上海户口，坐上去新疆的火车，我们想着要去建设边疆了！这对父母来说，是多大的叛逆和狂热。”

赵长天觉得，“80后”是有带着时代烙印的种种个性，“这再正常不过”，但更多的，他们还是具有“青年”的一些共性。这一代人体现出的理性与稳健，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父辈、祖辈。“50后是红卫兵的主力，60后普遍经历过上山下乡，70后大玩地下摇滚、行为艺术，后来是出国热、下海潮；80后轰轰烈烈的竟然那样稀少！”

从近现代史的发展轨迹来看，经历最具爆炸性变革的青年一代，“只有五四时期和当下”。前者是出来个“德先生”、“赛先生”，后者则透过互联网，到达了全世界。“正因为身处变革漩涡，才会有更大的压力，才会更加趋向现实，屈服现实，无法浪漫。”

这位与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作家，最后发出一声叹息：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时代，这种土壤已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