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2岁的张连滨从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外贸英语专业毕业，不甘心只做服装贸易的他萌生了到广州试试身手的念头，公司许以派驻美国的条件也没能留住。

转道沈阳，只买到站票。忍受不了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的污浊空气和插不进脚的逼仄空间，只能挤到餐车。磨蹭着吃完一顿不知道滋味的饭菜后，被撵出了唯一可以安放屁股的地方。两包烟抽完，列车抵达广州站。

投奔了高中朋友之后，他开始联系各种外贸公司的工作职位。终于，一个月后在一家生产、出口电子模具的公司开始上班，8小时外有两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

他还记得朋友租住的地方叫芳村。其实那里并不芳香，记忆中只有楼下大排档廉价的“虾酱通菜梗”和比北方逊色很多的烧烤味道，但起码有菜有肉，还有“虾酱”这么一道“海鲜”了。时常一人一瓶二锅头，叮咣一顿滥喝，咒骂了生活也压抑了性欲。回去之后两人争着将头拱进马桶，抬头说“可惜了一晚的食”，无知觉地将自己丢在各自的床上。第二天照旧刮胡子、套西服，上班跑业务。

一年之后，他从普通业务员被直接提升为业务经理，工资也从2500飞涨到6000。但他就是感觉少些什么。

南方的农历一月二十九日，回南天。天、地和人心都是阴沉沉湿漉漉的。满屋的积水，衣服似乎永远无法晾干。穿着西装走在回到公司宿舍的路上，不知道家在何方——广州城区的房价让他已经不再奢望，而自己又不想让父母帮助一分；也不知道姑娘在何方——他很少交际，只是跟男性喝酒胡侃，被朋友带去唱歌时也不好意思主动跟女孩子套磁。

张连滨经常大吞一口酒，说，高中班主任曾经教导，“将来有一天，遍地都是大学生！不考大学是没有出路的！”“遍地”这个词，感觉就像满山的油菜花那么壮观。而公司里的确净是1999年扩招之后的“80后”大学生、研究生，个个都削减了脑袋往上爬，他不善钻营，只能憋闷。

19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对“80后”独生子女一代造成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这代人无法彻底离开父母。张连滨的父母自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生活圈子，去到一个说话拖着尾音的南方城市。他的朋友曾经恨恨地说：如果有个弟弟或妹妹，我就可以完全放心地出来走，想去哪就去哪。他说：你血里有风，所以喜欢漂泊不定，我注定是要回去的。

这次对话的半年之后，他准备返家，和火速热爱上的女同事一起回大连，不再回来。女孩是福建龙岩人，喜欢广州的繁华，却更向往大连的曼妙。

回来时，张连滨又发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大连的房价已经高得离谱，有的甚至比广州的同等地段的房价还高很多。女友也迟迟觅不到合适的工作。离开了会飞的“小强”、3月满屋的积水、永远拥挤的广州大道，还有经常迷湿眼睛的灰霾，他开始怀念这个包容力很强的城市。“但注定那里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那里。两年半，研究生也该毕业了，我就当过去体验了生活，镀了金。毕竟，广州让我见识了各种门道，对我自己做事来说有利无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