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些在美国的中国人常笑美国人大脑简单，而一旦回到大陆或台湾，就又觉得自己大脑简单了。某个熟人曾对我说，老美很傻，如果中国人跟美国人一对一的玩一玩，老美肯定不是对手。最近他回大陆一趟，又有一番喟叹：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回去就象少了几根弦儿，反应迟钝，听不出话外音，摸不透人的心理。

中国人确实太复杂了，世情复杂，人心复杂，办事复杂。许多事情本来应该很简单，但在中国就变得很复杂了。譬如说谈生意，谈生意就是谈生意，但在中国通常是先设宴席，不醉不散。会喝酒的还算侥幸，不会喝酒的会被灌得人仰马翻。你说不会喝酒，对方就说你瞧不起他，于是得喝；你在酒醉中还残留一份理智，拒绝再喝，对方就说你没有诚意，于是得喝；你实在不能喝了，对方却还有许多高招，直到你酩酊大醉。酒到三更，席终人散，生意却是只字未谈。几天过后，被请的再设宴席，又是酒到三更，又是只字未谈生意。或许两场宴席能使你跨过人情大关，或许还有几场宴席要你奉陪，而后边的路还很漫长。倘若你天真地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都好办”或者“很快就办”而不采取送礼之类的手段，就很可能熬到你熬不下去的时候而不了了之。

十年前我在大陆的时候，对做人做事的复杂是深有领略的。无论做什么都得走后门，甚至买一张火车票都得寻找关系。察言观色，听话听音，说好话，陪笑脸，送礼物，这些都是人生必学必用的艺术。有一年母亲身体不好，来北京看病，我带她去求医。照理说看病就是去医院见医生，医生诊断了开药，如此而已。大陆人多医少，主治医生尤其难求，我因此一大早就去排队挂号。寒风飞雪中队伍绵延二三十米，尚未排到跟前，主治医生的号早已挂完。我自叹来得太晚，打算明日凌晨就来，却听人说来得再早也未必能够如愿，因为主治医生的号大都被有关系的人抢去了。即使挂上号，主治医生也未必就乐意给没关系的人仔细检查。回去给母亲一讲，母亲说不仔细看病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胡乱给病人开贵重的药。我听了枉然愤慨一番，医生却不能不找，只好紧急行动，四处求人，最后送礼再送礼，关系套关系再套关系，硬套到某某主治医生那里，才终于检查了一下母亲的身体。大概是关系套得太多，到医生跟前只剩下袅袅细线，而我对医生话里的微言深意又没能及时领悟，——没在医生给我母亲诊断前及时送礼，结果医生只是草草诊断了一下，一丝笑意也没舍得给我们。母亲千里远来，我为找关系奔波了三两日，而看病的整个过程只有三两分钟。尽管如此，母亲已有了几份安全感，她说这位医生总不至于胡乱开药吧！

中国父母教育孩子，常常说“要多长几个心眼”。一个心眼应付不了周围的人和事，两个三个也不够用，说话做事的时候要有许多个心眼灵活转动。据说现在大陆的女孩子找对象最忌讳老实的，如果你给她介绍某某人，说此人是个老实人，那就免谈吧！说诚实也不行，诚实就是老实，老实就是憨厚，憨厚就应付不了社会，就是无能。有些从大陆来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人，至今还是希望孩子要多长几个心眼。不久前我参加一个圣诞节聚会，就碰到这样一位。她轻锁愁眉，若有深忧，对我说她想让儿子到大陆生活一段时间。我以为她准备让儿子到大陆学汉语，立即表示赞成，不料她说：“我儿子在美国长大，太单纯了，真担心他将来应付不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吃亏栽跟头。他到中国锻炼锻炼，能多长点儿心眼。”

我哑然无语，怅然黯然。

二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群体社会，群体社会最注重人际关系。孔子那里很醒目的一个字是“仁”字，“仁”字的构成是“人”和“二”，意谓人与人相亲。人与人相亲当然是很理想的，人情味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一个显眼的特征，但人与人的关系不可能只是相亲，人与人还会彼此猜忌，相争相斗，而后者比前者往往更现实。当社会动荡之时，当世风日下之时，人与人的关系就更险恶了。

中国人常讲“做人”，所谓“做人”一是指要有道德，一是指要会处理人际关系。而这两方面检验的标准，与其说取决于儒家的教义，不如说取决于当时社会群体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评判。从前的中国人很少不是为众人的眼光而生活，今天能跳出大众眼光的也不多。儒家注重道德教化，在平民百姓那里简化成一个善。如果讲真、善、美，中国人是以善为美的，善与不善就是是与非，因此中国人的是是非非特别多，几乎无时无地无人无事不涉及是与非。是非因时代因社会而异，也因人而异，所以要符合道德的标准，最终还是要经得起大众眼光的挑剔，于是一言一行都有人指指点点，一笑一颦都得小心翼翼。仅仅如此还远为不够，还要随时注意与周围人处理好关系。一个人要落得好名声，这一点甚至更重要。《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和袭人是那个时代的道德完人， 更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绝顶高手。贾府上下数百人，本来关系复杂，是非颇多，但她们特别会做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因此从主子到丫环媳妇都对她们交口赞誉。其实，真正的道德完人是没有的。宝钗和袭人为时人所称，我们后人透过曹雪芹冷静而真实的笔墨却不难看到美人的污点、完人的缺陷。薛宝钗是“山中高士晶莹雪”，似乎无瑕可挑，但这“雪”未免有冷的一面。宝玉挑逗王夫人的贴身丫环金钏，王夫人将怒气都撒到金钏身上，致使金钏投井自尽。当此之时，宝钗只想着宽慰王夫人，讨王夫人欢喜。她先说金钏并非赌气投井，多半是失脚掉下去的，又说金钏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最后说“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如此地会“做人”，让我们后世读者不由得要打几个寒噤。至于袭人，则是那个时代完美的奴才。金钏跳井宝玉挨打之后，她在王夫人面前极尽忠言，用心之良苦可比古之忠臣，而做人之技巧和说话之婉转简直是炉火纯青。她和王夫人只说了一席话，竟然就让平素不苟言笑的王夫人感爱不尽，冲着她喊了三次“我的儿”，言明了要把宝玉交给她。于是袭人就做了准姨娘，每月的“薪水”翻了两倍有余。与宝钗和袭人相比，黛玉和晴雯做人的本领可就差得太多了，因此在众人眼里的形象也差得多。宝钗在贾府应付自如，黛玉却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袭人大受王夫人赏识，晴雯却在接连数日一粒米不曾沾牙的情形下被王夫人赶了出去，贫病而死。

会做人与不会做人，区别竟是如此之大，难怪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会做人。

做人复杂，做官更复杂。中国数千年都是官本位，做官才有前途，因此官场文化十分的发达。做人要懂得八面玲珑，做官更要懂得笼络人心。刘备的智慧远不如诸葛亮，武艺远不如关云长，但他有本事让他们誓死效忠，鞠躬尽瘁；宋江的武艺在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中不足道也，但他能让那些好汉们一见到他就拜倒在地，所以他坐头把交椅。刘备和宋江毕竟是小说家极力要推崇的英雄人物，我们对于他们领袖群雄的技巧只能看到笼络人心的一面；而官场上真实的人物，就不知要比他们复杂多少了，所以中国人一谈到官场就想起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这类词汇。虽然没人把官场上的种种手段一一整理出来，但这许多手段在历史故事里是俯拾即是的。中国的历史书多写权力斗争，虽然历史学家并非希望后来的权贵比从前的更加诡诈，但客观上却使那些工于心计的官场人物读出了权力斗争的真经。当然更丰富的真经是从官场上学来的，官场有如大染缸，官场文化有如千年的咸菜缸，染一染，腌一腌，就成了官场的精灵；而不愿同流合污还想着出淤泥不染的，就只能感时伤怀，不胜苦恼了。李白才情过人而胸怀大志，但他不懂做官的诀窍，且又狂放不羁，因此不仅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且惹出一身是非，饱受谗言之苦。他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的朋友杜甫也为他大抱不平：“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如果说李白的仕途蹭蹬与他本人的狂放性格大有关系的话，那么像杜甫这样的谦谦君子和道德圣人，应该不至于仕途艰难；但事实上杜甫一生更潦倒，更无奈。因为他的官场意识只怕比李白还有不及。明代的袁宏道二十多岁时在吴县做过一段时间的县令，初尝冠带滋味，痛苦不堪。他说：“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罗。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又说：“迎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官场如此险恶庸俗，一个疏放惯了的人要在其中适应下来，岂能不扭曲了自己？

不过，世上有种人是天生下来就适合做官的。这种人可能在许多方面都毫无才情，但对付人颇有一套，官场上如鱼得水，是做官的天才。汉朝有个庸人叫石奋，他的儿子们也没什么才华，但万家父子个个身居朝廷高官，食禄至二千石，所以汉景帝把万奋呼作“万石君”。司马迁在《史记》中特意为万家父子作传，实在是意味深长。这个万石君，原是汉高祖刘邦的一个小吏，但“恭谨无与比”。有才华的人通常最受不了“官长尊如阎罗”，“迎上官则奴”，而这毫无才华的石奋最懂得做奴才的奥妙。他经过宫门要步行，见了皇帝乘坐过的车马要行礼，皇帝赐他点儿食物，他即使人在家里也要匍匐在地下吃。石奋以恭谨之名博得皇帝的欢心，官运亨通，他的儿子们深知其中奥妙，于是也紫气东来。长子石建在朝中作郎中令，有一次他书奏皇上，皇帝阅后发还，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奏章上“马”字少写了一笔，惶然大呼：“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皇帝并未看出他的笔误，他还要装得这般惶恐，无非是为了博取恭谨之名。石奋的小儿子石庆身为太仆，陪侍武帝外出，武帝问他几匹马驾车，石庆以马鞭逐一数马，举手报告说：“六马”。石氏父子的恭谨看似蠢笨，其实他们城府很深，最懂得赢得皇帝的好感和信任，因此也抓住了朝中做官的要诀。与朝中臣子相处，他们也特别会装愚守拙，最是圆滑不过。石建在皇帝面前议论朝政时要避开周围人再放开话说，而当众廷议时就不说话了，“如不能言者”。石庆做了九年宰相，却把朝政一概推诿给桑弘羊等人，自己凡事都不置可否，“醇谨而已”。

还好，以“恭谨”来博取功名而心怀机巧的石氏父子虽然可笑可厌，却算不得大奸大恶之辈。历史上又有多少人物，无德无才，却偏偏善于玩人整人，兴风作浪。时代和社会最好别给这种人提供生存的土壤，我辈最好别碰到这种人，否则，纵然多长三百个心眼也对付不了。

三

一直忘不了一件小事。几年前十多位大陆来的朋友在旧金山聚会，正谈得高兴，忽然从窗外飞进来一只苍蝇。有人拿起一份旧报纸，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要给苍蝇一个猝不及防。主人找来苍蝇拍，推贻d他说：“没必要费这么大功夫。美国的苍蝇，笨得很嘛！”为了告诉我们大家美国的苍蝇有多么笨，他把苍蝇拍慢慢地按下去，按死了苍蝇。大家纷纷称奇，然后说美国的苍蝇果然笨得要命。

大家都说美国的苍蝇笨，显然是因为中国的苍蝇聪明。然而中国的苍蝇之所以聪明，却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卫生运动和卫生检查，硬是在喊打声中练成了精灵。人和动物一样，都得在环境中生存。中国人的复杂，是在环境中训练出来的。一次次革命和运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让人很难单纯。尤其是席卷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无人能够躲避，揭发、批斗、洗脑，甚至朋友之间也要层层设防，夫妻之间也不敢敞开肺腑。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还那么单纯，轻则吃亏受气，重则丢掉性命。假使美国人处在这种环境，同样也无法单纯，就像在中国小摊上买东西就得学会讨价还价一样，—当然，这其中的学问要比小摊讨价复杂得多。文革过后，中国人无所信仰，旧的尽皆砸烂，新的尚未建立，随后又是一波一波的商品经济大潮。干涸的大地亟待商品大潮，而这大潮在爆发的初期阶段难免要夹泥沙而俱下，人在突如其来的商品大潮面前也难免眼花缭乱，于是又开始另一种疯狂。到小摊上采购你得多长心眼，新鞋子也许会连底掉下，化妆品也许会伤人皮肤，更有那假酒损人健康，假药害人性命；有人找你谈生意，你得多长心眼，他可能是空手套白狼，他可能看到一点甜头就跟你翻脸，他可能是信誓旦旦义冲云天的样子但丝毫不履行诺言，他可能给你签下了合同但合同形同废纸。

许多事归根结底，都与社会机制大有关系。中国这二十年来虽然变化多多，但法律机制和民主机制远未健全，基本上还是人治的社会。在人治的社会里，人靠人、人玩人、人整人之类的现象是很普遍而寻常的。平民百姓有了法律纠纷，与其说诉诸法律，不如说寻找关系，为此而复杂地动用复杂的关系网。乃至房子、薪水和孩子上学这样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得动用关系网。当官的升官主要靠上司的赏识，于是要揣摩上司复杂的心理，逢迎拍马和请客送礼之类的传统老戏愈演愈精，同时要与周围人同室操戈窝里争斗。人生短短，而我们中国人常常要把经历用于应酬人、戒备人、对付人，岂不哀哉！

也许有人觉得在中国做人并不复杂。想办事不复杂，送礼就行；想与上司处理好关系不复杂，巴结就行；想升官也不难，花钱就行。这就是复杂中的简单，你觉得简单它就简单。就像在大陆或者台湾开车，看起来异常混乱，毫无规则，惊险万分，但你如果胡乱开惯了，那也不见得就复杂，混乱中自有游戏规则。而你如果处处严守交通规则，那才说不定要出事，那才是行不通。

真有人对我作如是说的话，我就只能无言以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