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既是法律赋予百姓的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但在历史上有些牵扯到名人的举报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它的背后还藏着鲜为人知的力量。”张仁善说。

经典案例之官告官 苏轼被关乌台4个月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乌台”就是御史台，所以此案叫做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

“古时皇帝为了控制官员，鼓励一种互相的告密制度，让官员之间互相牵制、监督，人人自危。苏轼的案例本来是因主张变法与守旧两派之间的政见不同，而引发的争论，结果衍化为派系倾轧，可以归入这种政敌之间的举报，未必全是官员存在不法行为，而是从政治立场出发，采用的一种排除异己的手段。苏轼的乌台诗案，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张仁善说。

经典案例之皇帝的耳目 曹寅是康熙的“密探”

曹雪芹祖上三代四人出任江宁织造，“其实，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康熙的‘密探’，他在江宁织造府为皇帝搜集各种讯息，如果别的朝臣有什么叛逆之心，他就会在奏折中举报给康熙。”张仁善指出。

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就曾在专文中谈论过这个问题。

康熙推出了“奏折”体制，“奏折”直呈皇帝，且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

曹寅呈递给康熙的奏折，都是由“家人”或者“家仆”递送往返的，这些家人可不是家中的普通仆人，他们每个都是官员属下的注册人员。不仅是曹寅，康熙和雍正朝的织造们很多都不依循地方省份官员上奏时的规程，直接递送信息给皇帝。

他们就是皇帝的耳目，地方官员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所掌握，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举报给皇帝。

和这差不多，明朝的“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也是皇帝派往各地的耳目。

东厂监视文武百官日常活动和应酬交往，刺探社会各阶层的动态，不分昼夜地将获得的情况送入宫中向皇帝汇报。

“但是，他们这种很多已经偏离了举报的范畴，更多可能是党同伐异，对于贪官污吏的监督、举报来说，没什么意义。”

经典案例之民告官：昆山三徐被康熙指责

“古时民告官的成功率很低，老百姓一般能忍则忍，不到家破人亡的时候，一般不会走告官这条路。”张仁善说。

但是清代有一个例子很特别，主角是著名的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弟兄三人，史学家顾炎武的外甥。

三人因“一门三进士”红极一时。当时，朝廷接到百姓的举报，说徐家兄弟三人的家人和家人的奴仆在江南一带占田，欺行霸市，有一本档案留存了下来，记载了百姓所有的“举报信”。面对民众的强烈举报，康熙受理了此案，将徐氏兄弟叫来训斥教训一通，责成请他们管好家人，注意社会影响。但此案最终也不了了之。这是为什么呢？“这涉及到了朝廷斗争，徐氏兄弟和朝廷上的另外一派有斗争，皇帝的态度在两派之间游移，有时护这派，有时护那派，随着朝廷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变化。”

“民告官，如果有理有据，且得到官方的及时处理，对于防治腐败，推行廉政，化解矛盾，稳定政权，会起到积极作用；如果官方视而不见，官官相护，民怨难申，就会激化矛盾，就会助长私力救济，引发群体事件。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