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一些外国的电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有某个魔鬼想害某人，常常会弄出一个契约，然后千方百计地引诱那个人在契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人要是不签，那魔鬼是抓耳挠腮地没有办法。可那人一旦经不起诱惑，把自己的名字签上，按评书上的说法：“这一签不当紧，有分教，惊天地，泣鬼神......”从此，这个人或是出卖了自由，或是出卖了灵魂，最终后悔莫及。

这样的场景，在我们这里是很难看到的。咱们这里讲的是实力，只有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契约才有遵守的必要。咱这儿的魔鬼要想害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契约？——那是什么玩意儿？老子害个把人还不是抬手就来？你不配合，还想反抗，那叫暴力抗（魔）法知道不？

有人会说，咱这不是有杨白劳的故事吗？抢喜儿之前不是也签了一个卖身契吗？首先，老杨是在暴力之下被强按手印的，契约双方根本就不是双方平等自愿的，这根本就是一个过场，其实签不签都不影响喜儿被抢。其次，老杨的悲剧根本就不是从契约开始的，最少从借高利贷时就已经开始了。最后，老杨的悲剧根源是：他处于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法律根本就被强权儿戏。

记得当毕业那会儿，到一个单位财务科上班，科长有一天制定了值班制度，列了许多条，其中有一条“值班人员24小时内不得离开办公室”，一下子把我难为坏了。娘的，还让不让吃饭了？还让不让上厕所了？于是问同事，同事笑着说“哪能那样死板呢？也就那么一说，该干嘛干嘛”，我嘀咕了一句“既然都做不到，为什么还要那样定?”

大约十年前，我所挂职的单位被县政府强拆。尽管我们拿出了的土地证，拿出了中央的、省里的、市里的各种各样的红头文件，可县长看了后，嘿嘿笑着说“按文件、按情理，你们确实占理，县里都应该有所赔偿，但县里拿不出一分钱。所以，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该拆的你们还是要拆”。出来后我和单位一把手说“没用的，你拿100个文件，都不如市长的一个小纸条。”

最近有做生意的熟人被房东涨房租，熟人不解地说，“咱们不是有合同吗？不到期怎么能涨房租呢？”房东说“嗨，合同？合同算个啥？！别人房子都涨了，我也得涨。”

熟人和我探讨，“我就是不给他交，他能咋的？”

我说我要是房东，想整你太简单了，“我明天到你这里赊一些商品，说后天就给你钱。可商品一旦拉走，你就甭想再要到钱。或者，我也可以找些社会青年，隔三差五地来你这里找碴。或者，我会找工商或税务上的人来找麻烦。再或者，断你的水断你的电断你的路，你一个生意人，吃得消吗？”

熟人无语。

我们都没有提到法律。如果你还想长期干下去，你会和房东打官司吗？

据说，当年大清挨几乎全世界列强的揍，不是因为大清不强大，而是一贯不按规矩出牌，土鳖了几百年，却总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外夷一没有咱的茶叶和大黄就得便秘，惩罚外夷就闭关锁国憋死丫的，于是就挨揍，被揍得疼了就和洋人签约，签条约只是权宜之计，根本没打算执行。于是，再挨揍，揍疼了就再签条约，签了也不执行，那就再一次挨揍。

金老爷子替大清国出气，弄出一个韦小宝，说韦爵爷有次抓了一撮俄国老毛子，和老毛子斗骰子，第一局，老毛子点儿大，乐不可支，韦爵爷说这局点儿小算赢，杀了。第二局，老毛子点儿小，喜笑颜开，爵爷说，这局点儿大算胜，杀了。第三局，这次上来的老毛子多了个心眼，问，这局点儿大算赢还是点儿小算赢？韦爵爷说，这局啊，算中国人赢。（不知当时大清子民是否以中国人自称）

后来，大清完蛋了，有人说，跟我干吧，能分到土地。

后来，他们弄一个法律，说大家都有那啥权。（具体都有什么权我就不细说了，到现在还有人拿这部法律逗咱们开心，“在ZG，D大还是法大？”“在ZG，最高权力机关是哪？”“在ZG，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谁听谁的？”）

再后来，有人引蛇出洞，并说是阳谋。

有一部电影，印象很深的是，月亮湾的老头害怕地说，政策又变了吗？

不说过去了，越说越闹心，说点眼前的吧：

你和别人发生纠纷，那孙子嚣张的可以，你第一想到的是不是——我认不认得有势力的人？我能找多少人？能不能过来揍那鳖孙一顿？

你和别人打官司，你是不是第一想到的是——我法院有没有熟人？

法律本应该是国家和人民契约，可是，不管是甲方还是乙方都没打算认真遵守。甲方更愿意选择权力，所以有人轻蔑地对乙方说，“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乙方对甲方选择忍让，对同类更愿意选择拳头。

最后，更问一句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的：

你替父母在银行里取钱，或者你在快递员那里取你爱人的邮件，在签名时，你会不会习已为常地问一句“签谁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