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城市化，明显地有一股走出汽车城市的潮流。关于“绿色城市”、“再生型城市”、“可持续性城市”的讨论和书籍汗牛充栋。在这一潮流中领先的，是一批“精英城市”，我们前面大致也都提到，如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苏黎世、波士顿、旧金山、波特兰等等。在广义上说，像纽约这种大都市，也正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城市的生活很“酷”、很“前卫”。这种“酷”和“前卫”，和中国中产阶级的时尚几乎是相反的，进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这些“精英城市”是后工业社会的核心，属于创新社会，社会文化习性为低碳生活、热衷运动、偏好步行和公交。中国的大城市，其实还是制造业的核心，即使是白领阶层，其习尚也是蓝领的习尚，比如工作之余不好动，喜欢机动车等等。这就严重地影响到了这一阶层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在本章最后的部分，我希望谈一谈这种不同的城市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毕竟，我生命的前三十三年在北京。这是典型的中国大都市。如今，我生活在波士顿地区已经有六年。这是所谓世界“精英城市”之一。亲身的生活经验所呈现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比如，2010年初我看到一则新闻：重庆体检数据显示了日益恶化的中国城市健康状况：脑溢血这种老年人的病症已经潜伏到30多岁的人群中。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也逐渐年轻化。重庆的这一数据，和《2009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所揭示的全国性数据大致相似。这后一项调查回收答卷300万份，针对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十余个城市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阶层。其结果表明：主流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达76%，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六成，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不到3%。在35~~50岁的高收入人群中，“生物年龄”超龄趋势明显加快，平均超过实际年龄10年左右。

白领是否比别的阶层更加早衰？目前缺乏比较研究加以证实。我怀疑，白领健康状况之所以一直成为新闻热点，一大原因是白领的话语权比较大，使自己的健康状况比较能够吸引媒体的注意。毕竟白领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比民工阶层好得多。我很难相信他们的健康状况会比民工阶层还差。

不过，抛开和其他阶层的比较，白领健康状况的恶化本身还是足够令人震惊的。在发达国家，白领的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近年来突飞猛进。比如2008年哈佛的一项研究揭示：美国受过十二年以上教育的人口，平均寿命达到八十二岁。受过十二年教育以下的人口，平均寿命仅七十八岁。当然，前者主要是白领，平均寿命上涨明显；后者主要为蓝领，近年来平均寿命没有上涨。除了白领医疗状况好外，最大的原因就是白领的生活习惯好。比如，吸烟是影响健康的最大因素。在这方面，白领比蓝领的吸烟率要低得多。

我个人在美国的所闻所见，也基本证实了这样的结论。白领阶层大量从事体育运动。比如，硅谷IT精英中最流行的是极端体育运动，如铁人三项、马拉松、长距离自行车、深海潜水等等。而中国IT精英早夭的新闻则不绝于耳。美国白领的饮食也非常清淡讲究，甚至有人给自己定出卡路里“预算”，严格遵守。良好的教育，又使他们在执行自己健康食谱时有足够的知识，并及时吸收最近的健康研究成果。

为什么中国的白领不能如此？以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首要原因大概是中国的教育轻视体育。“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观念深入人心。进运动队的人多是功课不好的。在美国则正好相反。体育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学校的运动明星经常学业出众。对白领来说，体育是终生之事业，乃至七、八十岁还乐此不疲。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Brooks曾经在书中写到，在河上荡舟时你会发现：开机动游艇的经常是劳动阶层，在那里吭哧吭哧划船的往往是白领。当然，一天到晚骑自行车的也是白领。蓝领多半开车出门。J。P。MorganChase这一大名鼎鼎的金融机构的副总裁LuzByrne，就坚持骑车上班。他几年前才放弃冒雨骑车上班的习惯。那些吃自然食品，不吸烟，注意锻炼身体，又日程繁忙的白领精英，是这一生活方式的领导者。一位波特兰的律师说，他过去每年上班开5000英里，如今每年骑车5000英里，三年骑车上班，竟帮他减了30磅体重！2009年股市大跌时，金融分析家上电视给观众推荐最保险的股票。其思路是先确定什么产品是人们的基本需要、不会因为经济萧条而牺牲。其中一项竟然是体育用品！那专家问观众：想想看，经济不管怎么萧条，难道你能不运动吗？难道孩子能不打球吗？可见美国人的体育习惯是多么根深蒂固。

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不久前退休的美国联储的第二号人物DonaldKohn。此事在金融界颇有些震动。DonaldKohn在1970年研究生毕业进入联储时，现任联储主席伯南克还是个高中生。前任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如今已是“大老”了。但格老当年也公开承认，DonaldKohn是他在联储的第一个老师。DonaldKohn目睹联储四十年的沧桑，可谓老马识途，被称为是联储的“机构记忆”。伯南克在金融风波中，也事事求助于他。可见他是掌控世界金融神经系统的“财神”。

除了金融界的大佬资格外，他的另一则佳话就是骑自行车上班。《纽约时报》在报道他退休的消息时登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传统的头像，一张则是他在联储专有的停车位：两辆轿车之间宽敞的车位上，摆放着一辆孤伶伶的自行车。

DonaldKohn是位低调人士，不作/秀、不声张。他坚持从郊区骑车上班，究竟是为了环保，还是为了锻炼？大家不得而知。因为他从来不以此说事，媒体除了照张照片外，实在也找不到采访的线索。不过，仅他骑车上班本身，就让国际金融界吃惊不小。要知道，金融界的工作压力不仅大，而且穿着十分讲究。几年前有位朋友研究生毕业到华尔街大银行上班，天天西装革履不说，干某行系什么领带都有一定传统，不能错乱，每天衬衣要换洗。他抱怨说，一个月的干洗费就几十块钱。过去有报道说一些CEO骑车上班，并号召员工也这么做。但困难在于，企业界一向衣装整齐。骑车上班，刚到办公室就已经一身臭汗。有些人需要淋浴更衣才能工作。等骑车回家后又要进淋浴冲一通才行。实在非常麻烦。况且有几家公司有这么方便的设施呢？

DonaldKohn如何做，我们不得而知。从报道上看，他总是把两条西装裤角绑紧，以防被车挂住。看来，他大概不走便装骑车然后再沐浴更衣的程序。一身臭汗如何处理？这些对圈外人来说也实在是个迷。抛开这些细节，他日常骑车进入世界金融的神经中枢，似乎也没有保镖。这一奇闻异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自行车复兴”。

应该说，美国是个汽车之国，开车上班乃生活之必需，骑车则主要作锻炼休闲之用，公路上很少见。另外，公路上自行车少，开车人也不会意识到自行车的存在，你要反潮流骑车的话，反而非常危险。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在美国街头骑车，竟还有开车人向我吆喝，大概觉得我行为异常吧。可是，这几年，眼瞧着骑车的人越来越多。

2004年的调查显示，80%的城市准备建新自行车道，甚至有一个拼比哪个城市对自行车最友好的竞赛，有160个城市参加。对骑车人的态度好坏，已经成为城市形象问题。参议院还在审议法案，要用税收优惠，鼓励雇主给骑车上班的雇员每月40到100美元的补贴。我现在住在波士顿地区，亲眼见有人推自行车乘地铁。有的人从郊区的家里骑三英里（将近五千米）到地铁站，然后推车上地铁，出地铁后，再在城里骑三英里到办公室。公路上纷纷划出专门的自行车道。西装革履、裤脚绑紧、顶着个头盔的骑车怪物，也见怪不怪了。除了波士顿外，在首都华盛顿、Boulder等城市，自行车早可以搭乘地铁甚至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设装载自行车的架子）。最热闹的纽约，自在曼哈顿西侧修了17英里的自行车道后，从2000年至今，骑车人数增加了50%，达到日12万人次。芝加哥的自行车俱乐部，开办第三年，会员增至500人。

骑车的人多了，不仅有助于“减排”、缓解了交通压力，而且能够增进人们的健康。中国本是自行车王国，是个很适合骑车的地方，但“自行车复兴”之说，似乎闻所未闻。这里的一大原因，大概就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缺乏发达国家精英阶层的文化品味和社会责任。人类学家早就说过，精英的生活习性经常被全社会不自觉地模仿。DonaldKohn这样的人多了，人们哪怕多麻烦也要骑车秀一秀。在中国，精英们把骑车看作是贫困的标记，哪里会以此来炫耀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更何况，在这么一个媚富的时代和社会，精英不骑车，城市交通的设计就越来越欺负骑车人。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三十年有片面追求GDP的倾向，有时到了不计环境代价、不计社会代价的层面。这一发展模式影响到了个人的价值观念。中国的白领对成功的界定太狭隘，动不动就要攀比年收入。美国的白领则相对比较重视生活方式。比如，许多成功的白领女性辞职在家教育孩子。有不少人放弃高管的位置以更多地和家人呆在一起。

几年前我曾经介绍过，香港的空气污染太严重，导致跨国公司难以找到高管到香港就任。一位银行家放弃了香港的职位，理由是他作为业余马拉松选手，在香港的气候和空气污染中很难训练。

另外，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陋习太多。比如，做生意一定要吃喝。白领这方面机会太多。每周要到宴会上应酬，又缺乏运动，自然会染上“三高”这种富贵病。最近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市场。私家车的流行，将进一步减低本来已经非常少的肢体活动。我有位朋友，刚当教授就买了辆车。后来他承认，开车几年，屁股越来越大，最终盖住了整个驾驶席。

我的生活圈子里，成功者较多。这当然和我个人的高学历教育背景有关系。最近渐渐发现，我的这些朋友们，虽然全是中国人，全和我一样是博士，但居住在美国的和居住在中国的在业余喜好上越来越不相同。

有位在北大当教授的朋友，可以说在本领域是顶尖了。最近电话交流，他抱怨自己年纪大了（其实比我还小两岁），身体越来越不好。他把一切归结于中国成功者典型的生活习惯：应酬多，大场合多，一席一席地吃，一杯一杯地喝，出行足不沾地，总坐在车里……我接触的国内同类型的朋友，大致也都如此。

另外一个在美国的中国朋友，最近则刚刚完成一次长距离自行车比赛，距离超过200多公里，在夏日里奋斗十个小时以上。我听罢吃惊不小，过去可从来没有听说她有体育的嗜好，如今怎么变得这么“极端”？听她说，她还在比赛中碰到另一位中国女性，跑了马拉松，成绩三个半小时。哇，你在国内见过几个马拉松能跑三个半小时的三十多岁的女性？

这一切，大概都是入乡随俗。她在大科技公司工作，同事平时就不停地互相比长跑、长距离自行车。她丈夫也搞高科技，最近也迷上了自行车，约我出去骑40公里。我一直算是长跑好手，自信不会输给他；但结果是大败而归。心里不服气，现在开始用室内自行车进行训练了。明年我正好五十岁。十多年前一直想跑个马拉松，闯进3小时大关。但是，女儿出生后过度繁忙，腿又受伤，长期放弃训练，要冲击3小时，必须拿出非常多的时间刻苦训练才有可能。这时间我怕是没有的。但是计算一下，发现铁人三项破三小时的可能比较大些。铁人是1500米游泳，40公里自行车，还有我比较拿手的万米长跑。算下来自行车耗时最多，我必须先由此入手。

那天刚在健身房的自行车室内训练器上苦练完，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男子友好地打招呼，并问起我的里程、时间、进步速度。我一听这些问题，就知道对方是位老手，马上讨教。这才知道，人家曾经创下一天骑350英里（560多公里）的世界纪录，后因为把膝盖练坏，被迫中断训练，正准备卷土重来……

这就是我所生活的“精英城市”的前卫文化氛围。不妨再举几例。不久前《纽约时报》登了篇长文，是一位当父亲的为了和子女一起参加铁人三项，从头开始练游泳。这对五十多岁的人确实是很大的挑战。他讲述自己如何在水中挣扎时想起了肖邦的音乐，如何把自己当年的钢琴训练和游泳触类旁通。而文章配图下侧注明：纽约铁人三项比赛星期天早晨5：50开始。算上赛前早饭和交通的时间，这意味着你至少要四点多起床。

《华尔街日报》则刊登一篇文章讲如何进行长距离蝶泳竞争的经验。最近则再发一篇文章，介绍一个法学@院出身的41岁的女士，拥有两家公司，但热衷于超长距离的铁人三项、山地自行车赛（一天160多公里）。她早晨从六点开始，趁八岁的儿子还在睡觉时训练90分钟，有时则要训练两小时，而且忙里偷闲地每周两次在晚间插半个小时的训练课。她的山地车7000美元，公路赛车4000美元，自行车鞋200美元，头盔200美元，全不是普通百姓能消费得起的。但是，她消费和生活的方式，和中国的精英大异其趣。

以我的观察，美国的新经济技术含量高、竞争性强，需要年轻人的精力和开创性。在硅谷，极端体育是一大时尚。一位早晨四点起床苦练长距离游泳的女士讲，在这里，四十多岁就显得老了。所以，过了四十的人，要不停地证明自己。你在马拉松式的竞争中击败了二十多岁的毛小子，别人就对你另眼相看了。总之，成功意味着奋斗，意味着“过程”。你的整个生活格调，都应该体现出你正在这种奋斗过程中。这才叫“酷”。这也难怪，最近美国的生活趋势是：骑车渐成了中高产的时尚，高尔夫则开始在劳动阶层大为流行。

在中国则是另外一回事，成功更意味者“果实”，成功者仿佛都进入了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成功者的文化，以享受为上。比如到宴会上“吃香的喝辣的”，去捏捏脚，或者打打不需要太大体力的高尔夫，觉得自己很“上流”，甚至一些豪华的会议都提供这种服务。骑车则是很土的生活方式。

城市环境和市民的生活方式是互相塑造的。非汽车城市的环境，往往给运动留下诸多便利，鼓励人们从事体育锻炼。我自上大学起就跑步，但工作后放弃多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北京到处车水马龙，实在没有地方跑。九十年代初试图恢复训练，外面跑万米回来，咳出的痰全是漆黑的，自己看了都觉得恶心，怎么还会继续锻炼呢？

到美国后，学习繁忙也没有想起跑步来。直到有一天到了郊外，面对一望无际的美景、一尘不染的空气，觉得不跑步实在辜负了这好山好水。这才重操旧业。现在住在波士顿远郊，镇里就是个自行车训练的理想场所：公路坡度大，对赛车运动员很有挑战性。前后车辆非常少。偶尔有机动车，人家老远就慢下来，甚至开到逆行道上绕开自行车。这里公路的主人是骑车人，不是开车人。这已经形成了文化。再到自行车专用道就更令人心旷神怡了：二十公里之长，直通新罕布什尔州，一路森林、湖泊，梦一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户外运动，因而更珍惜环境，愿意把一切都维护成这样。有了环境，则又刺激人们参与户外运动，使更多的人关心环境。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如果大家把开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特别是精英阶层整天汽车出行，普通人也梦想着有朝一日开上车，谁还在乎自行车和跑步的环境？没了环境，想运动的人也不会出来。大家对环境就更加漠不关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