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中国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文章，忆及文革荒唐岁月一段真实故事。

1973年，冯骥才是解放军某部一个宣传干事，在鲁西南地区“支左”。一天，有个人找到他，就给他下跪磕头，请求冯为他伸冤。因为此人知道冯骥才是读书人，有可能弄清这桩冤案。

此人姓李，原是一个小学老师。1965年时因“污蔑丑化领袖罪”判刑八年，刚刑满释放。但他认为这是冤案。因他入狱，导致妻子、儿子惨死，家破人亡。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李老师在上课时喜欢随意发挥，也善于讲故事。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1965年是文革前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搞得轰轰烈烈。有位教师向学校反映，一次他听李老师讲课，说毛主席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赤裸裸诬蔑毛主席。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这是故意歪曲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学校马上展开调查，翻遍学生们的书本，查看听课记录。终于在一个学生的语文作业里找到当时听这故事时记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

这一下证据确凿，是个"特大现行反革命案"。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抓捕，说他犯“污蔑伟大领袖”罪。他当然不服，认为这是为了说明毛主席聪明机警，而且这故事是他从书上看到的。公安局叫他说出是哪本书，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没有根据，就是他编的，这是抵赖和顽抗!很快，判他八年徒刑，打入监狱。

他的新婚妻子，已怀孕七个月。妻子是个文盲，但她相信丈夫是清白无辜的。就跑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你找到这证据，我们就放人!"

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为了救出丈夫，她于是开始了艰难的找寻证据历程。她以收破烂捡废纸为生，到处收寻字纸、旧书。这时，"文革"已经开始，县城的小书店里除去毛主席著作，别的书全没有;图书馆也封闭了。这女人就到处去找，找有印字的纸。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给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她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妇女，没文化，哪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书，文字里究竟都是些什么。

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认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的纸，你哪能都拾来?"可谁也说不动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个破篮子在街上拾。只要发现一块带字的纸，就如获至宝。甚至连在茅房发现一张有字的纸也拣出来，涮干净叫人看。天天拾，天天求人念，天天找不着。天天早上的希望在晚间破灭，但她从不灰心。坚信早晚有一天能找到这个故事。时间长了，就变得精神失常，有点疯疯癫癫了。

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她从没有停过一天。孩子小时，她背着孩子拾;孩子大了，她领着孩子拾。但心诚未必能感动苍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纸，可就在她丈夫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她堆满屋角的废纸，着了大火。这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烧死了。

但出狱后的李老师这回找到冯骥才算是找对人了。冯骥才看过这故事，而且记得是那本书。当时“支左”部队还是很有权威的。冯骥才在县革委会上将问题提出，又坐车赶回部队驻地找到那本书。

这是一本革命回忆录，文革前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书名叫作《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打开书，其中一篇就是这个故事《浏阳遇险》，作者是谢觉哉。写的是毛泽东在一次赴江西根据地途中，路经浏阳，为了摆脱白军追赶，机警地藏身水沟而安然脱险的一段往事。当时县革委的头头们看着这书都怔住了，没话。只有一个自言自语说："怎么谢老会写这篇东西?”

李老师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但家破了，妻子儿子死了。还有他自己惨痛的八年经历，那生不如死的噩梦般的苦难。

看了这篇故事，使我想起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事。也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

1968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各地都传出有些“阶级敌人”被“专政(打死)”的消息。

这一天，我因事路过一个小镇，见街头宣传布告栏上张贴着几张海报，一群人在围着观看。我也挤上前去看看。原来，这是邻近村庄大队“革命委员会”贴出的杀人布告。这布告就是一张张大开的白纸用毛笔抄写，布告上面的几个名字被用红笔打了很大的叉叉，表明这些人都已被“专政”(处决)。

从人们的议论中，知道这些“阶级敌人”都是被群众用木棒、扁担、锄头柄活活打死的。观看布告的人脸上表情都很紧张。人们既害怕，又好奇，能看出他们内心都充满恐惧，但仍然忍不住诱惑。这跟鲁迅笔下那些围观杀头的民众无异。

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以我的年纪，我已知道这些事与我的家庭并非毫无关系。家庭出身不很好，父亲在单位又因历史问题被揪斗，这样的灾难说不定随时会降临到我们家里。事实上当时许许多多的家庭都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所以我对这种布告看得很仔细。而且往往看得心惊肉跳。

这种布告的形式，大体是前面一条“最高指示”，例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或“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等。下面是阶级敌人的名字，后面列举了他们的罪状。然后是经大队“革命委员会”、“贫下中农小组”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凡是名字打了红叉叉，都已被处死。

突然，布告中一行字让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是一个名字叫周湘群的“地主狗仔子”，20多岁。他的主要罪状，首列第一条的，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污蔑无产阶级革命”。证据是，周犯在他的日记本中写道：“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正是这一句话，让我吃惊得差点叫出声来。我隐约记得，我在《毛泽东选集》里看到过这句话。这是毛主席说的啊，怎么成了反革命言论?我当时的直觉是，这些村干部们没有读过毛选中这篇文章，不知道这是毛主席说过的话。

但这个“地主狗仔子”为什么不会给自己辩白呢?问题就出在这里。他犯了跟前面故事中的李老师同样“错误”，他自己不记得这话是在哪一本书里看到的。

那个时代的小青年，都喜欢买个日记本，在里面抄写一些格言之类，就是现在的什么“励志”语言那类东西。我自己也有这样一个笔记本，记得也抄录有苏联作家奥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句：“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该为碌碌无为而悔恨……”这日记本在文革到来时就被我烧掉了。文革中许多人出事都是因为日记本。日记本成为祸根，它不知让多少人锒铛入狱，多少人被打被斗，甚至赔上生命。

事情经过都能推理出来。在抄家中，抄出来这本笔记本，干部们从中找到了这句“反革命言论”。奇怪的是，文革已经进行两年多了，这个叫周湘群的地主儿子为何没有烧毁他的笔记本?只能这样解释：他认为他记的东西都是“正能量”，里面肯定也记下许多当时政治正确的东西。而且，文革两年来他们家应该不止一次被抄过，这个笔记本都没有发现问题。但这一次，被有些“政治觉悟高”的人硬是从鸡蛋里找出骨头来。这就要了他的命。除了这条重罪，其余几条“罪状”都属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例如“出勤不出力”、“对现实不满”等等。

我当时确实有种冲动，想找到他们大队革委会负责人，告诉他们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不是反动言论!从而还周湘群一个清白。但等我冷静下来，权衡再三，还是没有去找他们。因为，一是人已经死了，已经不能救活;二是我自己也不能说出这些话在毛泽东选集里面第几卷、哪一篇文章里，万一找不到呢?

三是我们家出身不好，他们完全可以构陷我为反革命翻案，加个罪名弄死我(这在当时做起来很容易)。还有，将毛主席的话说成反革命言论，这在当时也可以是死罪，弄不好会有人再为此而死。

事后乡间有人传闻，杀死这个地主仔时，很是费事，因他年轻，又身强力壮，特经打，木棒都打断好几条，最后，头、脸都打得稀巴烂，等等。

这种杀人风气在全国蔓延。我们公社、大队也杀了一批“阶级敌人”。从文革结束后的有关资料看到，湖南道县在这一年共杀死4519人，其中包括地主、富农及他们的子女、亲属。但文革中全国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害，至今无人知道。

为此，我心里一直负疚，因为我的怯懦，没有去为死者证一清白。几十年来，这件事每常想起，心里都觉有种重压，难于纾解。文革结束后，按理他也已被平反。但人死如灰飞烟灭，对他来说，这些都没有多少意义了。

此后，我的生活也发生许多变化，上大学，工作，出国，奔波忙碌。竟也没有功夫再去翻阅《毛泽东选集》，去查找那句话的出处。今天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才在google上查了下(在网络时代，这变得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这句话出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1、1512页，文章题目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毛泽东的原话是：“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乃客观真理。”

这些荒唐岁月里的荒唐事，现在的人们多不会相信。近年来文革幽灵不散，又有些人在为文革翻案，一些鼓吹阶级斗争的言论、文章也出现在主流报刊上。如果中国人连如此悲惨的灾难也忘记，如此深刻的教训也不能记取，那只能让人无话可说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有段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中华民族的历史，难道真的要这样轮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