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折叠

（一）

显然，“吸血效应”正愈发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凸显。

每隔一段时间，社交媒体上就要兴起一阵“逃离北上广”的舆论风潮，但至少在数据上，北上广深的人口并没有因为一波又一波的“逃离北上广”活动而减少，年轻人乃至中年人，面对北上广愈发拥挤的大门，依然选择蜂拥而至。

由群体性心理动机层面来看，“逃离北上广”在其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城市中产阶层的社会焦虑症。

当城市中忙碌而疲惫的中产阶层在年岁渐长后逐渐认清顶层阶级固化的森严现实，认清自己终其一生可能也难以获得权贵阶层在“拥挤”的一线城市中拥有的自由清净和生活品质后，转身回视自己寄身的繁华都市，放眼望去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房价，畸形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扭曲，高强度的生活压力和生存成本，不堪忍受的雾霾、排队和拥堵……

现实的刺痛感和中产阶层心中“都市梦”的不断破碎，促使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了逃离超级都市，转而寻觅闲适清净生活的内心渴望。所以，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几乎近年来每一次“逃离北上广”的舆论都是在中产阶层群体中发酵的，他们内心蠢蠢欲动，口中不断重复着美国城市规划专家雅各布斯（Jacobs, Jane）那句脍炙人口的点评：“超级都市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血液澎湃，而广大群众则总是成为牺牲品”。

所以，在我看来，“逃离北上广”从来都是一句略显矫情的部分中产者的无奈呐喊或单调呻吟。

毕竟，农民工和大量的城市底层劳动者根本不会对“逃离北上广”这一话题产生兴趣，因为他们抛家弃子来到大城市的目的单纯而直接——赚钱。

就像农民工不会对北上广拥挤淤塞的交通状况产生抱怨——因为他们根本买不起车；就像装修工根本不会对北上广浓郁致命的雾霾产生抱怨——因为他们每天都工作在更严重更致命的环境污染之中；就像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根本不会对北上广日渐严苛的教育门槛产生抱怨——因为他们从来就不奢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北京上小学……

所以，“逃离北上广”从来都是一个伪命题：几千年来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已经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人性的本质是趋利避害的，当我们的一线城市集中了全中国最优质的工作、教育、医疗、服务等社会资源时，外来人口将不可避免地形成涌入，这道理再简单不过——北上广深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薪酬、更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更完善高效的社会服务。

所以，“逃离北上广”从来都只能短暂地停留在舆论的口号上；所以，北上广你注定逃脱不掉，因为这里有你所希冀的一切。

且不说那些曾经逃离北上广之后，发现自己实在无法忍受小县城和小城镇少的可怜的工作机会和堂而皇之的资源匮乏，而纷纷又返回北上广深，乃至形成了一波“返回北上广”的风潮的年轻人。即使那些真正走出，卖掉北上广价值数百万的房产，转而跑到大理丽江开民宿咖啡馆的城市中产，真实的人数实则少的可怜，甚至都难以称之为一个“群体”。

（二）

本质上，你无法逃离北上广深，但一个令人惆怅的现实是：北上广深却希望你离开！

一线城市抗拒乃至驱逐外来人口的理由是“治理大城市病”，很多人认为，是由于外来人口过多才导致了这些“大城市病”，所以近年来，北上广深针对外来人口的管控愈发严格，北京和上海相继提出了自己的“人口规模红线”。

以北京为例，这座城市号称要实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这座城市限制城中土地供应以严控商品房供应量（这也是北京房价暴涨的因素之一），同时以前所未见的力度清除“动批”等小商品市场及从业人员，当然，提到人口管控，就不能不提一句北京愈发严苛的教育政策，也就是“以学控人”的力度，其残酷程度，连许多在北京工作的非京籍中产白领都难以达到，就更遑论来京务工的非京籍农民工了。

今年早些时候，一位非京籍父亲，竟然由于孩子上学无门而选择自焚，这样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真的不知道错的是那位“无能的父亲”，还是这个社会？

如果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只能容纳50名孩子的小学，面对突如其来的100名小学生，该怎么办呢？

我想，最好的答案，最有效的方法，难道不是再新设立一所可以容纳50名学生的小学吗？

但目前北上广深的做法就是一个字：限！

可以说，全世界的一线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大城市病”，但似乎只有我们这里将这些病症一股脑地都推给外来人口，似乎只有我们这里视本国的流动人口为洪水猛兽和病毒细菌！

比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上广深流传着这样一个名词“清理低端人口”，坦白说，我从骨子里非常厌恶反感这个词。如果一定要一分高下的话，我承认从经济和效率角度而言，这世间存在有“低端产业”，但是，说到人口，我想表达的是：

去你妈的低端人口吧！我只不过是干了一些脏活儿和累活儿，怎么连带着人格也降低了？我只不过就是比你赚的少点，怎么就成了你口中的“低端人口”了呢？

（三）

虽然几乎所有的一线城市都口口声声宣称城市将走一条“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但如果你从写字楼和CBD走出来，真正地深入那些城市的罅隙之中，探访那些游走于城乡结合部的底层民众，相信我，你很难会从他们口中得到自己的所在的城市，是一座“友好型城市”的答案。

最近的一则引发广泛社会舆论争议的针对外来人口的地方政策就是“网约车征求意见稿”，在这个征求意见稿之中，竟然堂而皇之地规定：只有具有上海和北京本地户籍的司机，才具备从事网约车的从业资格，这是赤裸裸的户籍歧视。

我很喜欢今天的封面图（抱歉暂时找不到这张图的拍摄者，在这里致谢），它非常柔软地提醒非京籍和非沪籍：有些不公，从一出生就注定了。

我们都难以忍受传统出租车恶劣的服务态度，就更不用提电话约车令人发指的体验了，网约车一举解决了打车难、态度恶的问题，而且促进了数以十万计的就业岗位，极大地提升了一线城市的交通效率。但似乎这一切，在户籍面前，都像一个可有可无的笑话。

不少媒体竟然还发了一系列国外网约车审查有多严格的对比文章，要我说，就别再和人家国外比了吧，纽约的网约车制度再严格，也绝对不会（也不敢）限制一个加州市民在纽约开网约车。我在你国依法纳税，守法工作，为什么开网约车的门槛是户籍，而不是车技或者路线熟识度等服务技能？

面对这样令人尴尬的现实，要我说，咱以后还是少谈点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吧。

（四）

大城市病真的可以靠清理所谓的“低端产业从业人员”来治愈或控制吗？

我对此持严重的怀疑态度。

我当然清楚，每一则针对外来人口的新规，背后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原住民的拥护。我当然清楚，超级都市的形成，尤其是外来精英的入侵，对北上广深的“原籍土著”而言，造成了在其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上的损害，尤其对低收入和低竞争力的“原籍土著”而言，他们能享受到的城市化发展十分有限，但却面对了超出其个人能力的外来者挑战。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北京上海的低收入土著，排外情绪越是严重”现象的经济学解释。

大城市病像一把无形巨大而沉重的枷锁，钳制着全世界所有国度一线城市的交通、就业、教育、医疗等诸多城市资源生态链。

面对这样一把巨大而沉重的“枷锁”，我们的城市和城市居民选择的，不是去找到解决的钥匙，而是一面拥抱着资源聚集的既得利益，一面却粗暴地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外地逼就不要来北上广深了，滚回你们老家去吧，没有你们，北上广深的城市病就全都没有了……

这显然是愚蠢和毫无逻辑的推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以“治理大城市病”的名义堂而皇之地驱逐外来人口，乃至动用户籍这样明显违和于太阳系的手段抗拒外来流动人口，早已经成为北上广深城市居民的一种“有意识的共谋”，即便他很可能是刚刚获得北京户口，甚至刚刚在北京买了房子的“外来户”，很多人会立刻将自己此前的身份抛却，主动拥抱一线城市现行的挤压政策，立刻背过身去，站在支持驱逐的阵营中。

回归到城市经济本身，一个城市不可能只有高端产业，而没有低端产业，一个人城市的人不可能都是打满鸡血的海龟精英和充满科技感的外企总部，一座城市对低端产业的排斥本身是毫无道理和十分愚蠢的。在国贸和王府井上班的人，也会吃鸡蛋灌饼，也爱淘便宜东西，也需要在寂寞的深夜里来一次大保健……

当一线城市们愈发将资源集中产生的资源红利视为己有，以既得利益者的态度将福利资源红利固化在城市原有户籍人口中，利用教育医疗等核心资源拒外来流动人口于门外，从本质上来讲，这已经无关乎于一线城市的规划和人口控制问题了，这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公共利益再分配的问题了。

对于寒窗十年考上名校的农家学子而言；对于不想考公务员不想进体制的四五线城镇青年而言；对于家里没有背景进不了国企的小城镇青年而言；对单纯想多赚点钱改善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于试图从小康阶层跃升到中产的小城镇年轻人而言——北上广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一线城市，是他们可选的唯一“跳板”。

现在，这“最后一块跳板”也要被撤走了，以治理“大城市病”的名义。

有病是显然的，只不过，尚不清楚病的是城市，还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