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得胜：中国人活命哲学之“难得糊涂”

在中国人的活命哲学里，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好像大行其道。其实，把这个问题琢磨久了，感觉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比如说，在活命哲学这笔账里， 金庸先生的算法就相当严谨，他说：“我的老师殷海光，在台湾和雷震办《自由中国》杂志，办了十年，结果被蒋介石反掌一扑，雷震被关了起来。殷海光虽然没有 被关，但49岁就得胃癌死了。得胃癌有很多原因，心里不愉快是重要原因。他是哲学家、思想家，思想家得胃癌死掉，不对劲啊，表示他没想通啊。他的敌人（指 蒋介石-魏得胜注）活了88岁，他活了49岁，他的敌人比他多活近40年，他输了。所以，我就不生气，我赢你，活过你。现在我成功了，我赢了。”

与金庸有着同样逻辑的，还有一位作家，那就是李国文先生，他在《高青丘之死》一文中写道：“倘不想被腰斩，你就只有沉默。在沉默和腰斩之间，若是任择其一 的话，如果高启（1374年因文字狱被朱元璋腰斩）征求我对这道选择题的看法，我会建议他采取沉默一道，谁也不会把他当哑巴卖了。因为宁肯咬断舌头，也要 设法保住脑袋，才是上上策呀！脑袋掉了，他即使有八斗之才，也白搭了。脑袋留着，他那八斗之才虽废了，至少，作为一个观众，活着看收拾过你的人死，也不让 收拾你的人看你死，这样算帐，我觉得划得来”。

以金庸和李国文的活命哲学，活过敌人，也就等于赢了敌人。照这个逻辑，麻烦可就大了，因为人生的规律是这样的，通常情况下，为人子女的，都会活过为人父 母，如此以来，天下的子女，不就都赢了他们的父母了吗？如此计算人生的输赢，人人肯定都是赢家，也都是无可置疑的输家，因为总有人死在你前面，也总有人死 在你后面。

我们也不必过多的去指摘金庸和李国文的活命哲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二人所代表的，恰恰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活命态度。名气大的人这么算，默默无闻的 小人物，同样会这么算。江南小城有位赵教授，文革时，一个造反派把一大碗剩菜扣在他脑门上。这人脾气全无，还笑呵呵帮着把造反派身上溅落的一片菜叶拿掉。 后来，有个学生在课堂上拿这事羞辱他没骨气，赵教授却说：“当年我们这所学院里，和我一同被打为反革命的，有七名教授。一年后，死了六个。只有我，活到了 现在。”这里的赵教授没有和他的敌人比，而是与并肩共事的教授比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他的学生们，没脾气命长。其中隐意，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句“好死 不如赖活着”。这同时也是韩美林先生所秉持的一个活命原则，即：“没心没肺，能活百岁”。

正是中国人的活命哲学，造成其独有的脾性：威武不屈是他，能伸能屈也是他；理直气壮是他，奴颜婢膝也是他；富贵不淫是他，及时行乐也是他；坦坦荡荡是他， 畏畏缩缩也是他；坦诚相见是他，逢人只说三分话也是他；随遇而安是他，争权夺利也是他；独善其身是他，唯利是图也是他；憎恶贪腐是他，享受贪腐也是他；见 义勇为是他，少管闲事也是他；耿直是他，圆滑也是他；多疑是他，轻信也是他；古板是他，灵活也是他；实惠是他，义气也是他；尚礼是他，缺德也是他；中庸是 他，极端也是他；节俭是他，排场也是他；土气是他，时尚也是他；知足常乐是他，梦想暴发也是他；烧香算命是他，没有信仰也是他；抱团儿是他，窝里斗也是 他；挑刺儿是他，打圆场也是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活命哲学及其繁衍品所反映出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缺乏基本的生活精神！连带过去中国人“人活一口气”的原则，也早已荡然无存。或因此，梁文道先生提到的 一件小事，倒给了我们些许的安慰。他说：“我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军人子弟，他的父亲大概很早就退伍了，所以没有领到太多的长俸和福利，后来 务农为生，日子过得很辛苦。虽然贫困，但他家的桌子总是擦得一尘不染，厕所地板亮得反光。每次到他家吃饭，我都震慑于老伯伯一口洪亮的山东腔，以及他那威严的仪容。而他的孩子，我这位同学，尽管一身旧衣早就洗得发白，却永远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我想，这才是人所必须的基本精神。换句话说，人活着要有原则，活出个所以然，而不是活成四不像那样的肉蛋，尤其不能活出一副无赖相，那样就太可怕了。

文建平：中国人活命哲学之“中庸之道”

孔孟的中庸之道使中国人不愿意冒风险，不愿意管闲事，大部分人都选择消极避世的生活态度。在一本英文经典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布朗的母亲在布朗临行前嘱咐他要“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一个中国母亲在儿子出门前往往会嘱咐儿子“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同是母亲，做法绝然相反。这种差异是因为中国人向来生活在一个人权得不到法律保证的社会中，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保护自己的方式，“枪打出头鸟”是中国人所忌意的，谁也不愿意多管闲事，当出头鸟。

在中国，消极避世的好处是因为它是一种“活命哲学”，因为个人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就有相当大的危险。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

东汉末年，面对积弱腐败的汉王朝，当时的文人学士对国家政策及皇亲国戚的行径进行了无畏的抨击，并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由于没有人权法律的保障，这个运动被血腥镇压下去了，学士们不是被处死、流放就是被监禁。这次对士子们的镇压史称“党锢”，自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变聪明了，开始了消极避世，把对政治的兴趣转移到对醇酒、女人、诗词和道家法术的狂热追求上来，以保全自己高贵脆弱的生命。

消极避世的好处就是使知识分子变聪明，变老猾。所以中国最聪明的记者都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他们就像高明的外交家一样，不对任何人生和国家大事进行评判，特别是对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他们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宁愿把头埋在沙子里。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一个没有个人保障的中国，消极一点，圆滑一点，也就离是非远点，离地狱远点，消极避世是个人自由的宪法保证。

所以，在中国，消极避世是一种积极的人生生活态度，也是保护自己好好活着的唯一安全的方式，是比拿起刀子来自卫还更好的自卫手段，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优良品质，几千年来，我们的人民一直在培育这种品质，完善这种品质，就像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软体动物经营自己的贝壳一样。

因此，对于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中国人不会站出来，他们宁愿躲进自己的甲壳，微眯着眼，冷静的观察这个世界，他们更多的求助于佛教，希望轮回能够惩罚这些丑恶的世人，有时他们也做做梦，在梦中挺身而出、充充英雄。这也是中国人喜欢看侠义小说的原因，如金庸的小说及《水浒》在中国就大受欢迎，因为读者们希望这些书中的英雄人物来现实中惩恶扬善！

baidu语孔子老子等先贤为中国人构建了一个家，在这个家里人们可以生活，在一段时间里可以保有太平甚至繁荣，人们可以耕读传家，可以入仕做官，报效国家天下，但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在太平时期因为人口太多让有限的土地不能承载，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重商主义会打败农耕文明及建立在其上的大一统官僚机器，商业贸易跑马圈地会成为变量影响存量的维系，而对自然的恐惧又不敢对科技有深入的发展，内在的生产力发展与外在的殖民扩张都没有办法进行，二是没有办法管理人们的欲望，皇亲国戚的贪婪与官僚的腐败及豪强的横行造成两极分化，合法的强盗横行，导致非法的反抗，最后话语权由合法向非法转换，当然，这可能要经过人口从几亿人到几千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衰减，付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生命与安宁的代价。
人有了生命和自由的权利后，才能够进行有保障的工作与生活，才能够有合理预期，然后才有物的创新，物的创新是结果，是人作用于物的结果，人的改变与付出才是原因。人类文明这是一个新家，是地球人共同的家，我们今天怀着感恩的心带着理性的精神总结人类历史的经验，中国人不仅活在中国人的家里，同时也要敞开胸怀，拥抱世界，走到人类文明的新家里，在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中，让我们生命的种子涅磐再生，这里将有我们的根脉，有我们的尊严、自由、安全、道德、道路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