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北京老堵车,我完全没感受到两会的气氛。我的朋友圈成员众多,有失足妇女、媒体人、商人、官员、作家、艺术家、艺人…但几乎没有一个人谈论这个话题。为此我特意打开搜索引擎搜了一下,没错,微博和新闻网站都还在热闹地发相关新闻,我没记错开幕时间。

作为一个前党报记者,我曾经在两会上向薄熙来提问过。我曾经写过一年政治类专栏。如果我还在一份时政类媒体供职,或者参加了一个思想界或者泛时政界的聚会,没准我也能听到一些闲谈。

但不重要了,在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的交流工具——微信上,没有人谈论这个话题。它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私人交流中不存在的话题就是不被关心的话题。

一方面政治可能被分解了,比如交规该扣几分,工资交多少税,为什么摇不到号。另一方面,仅仅两天前,朋友圈还先后被香港和雾霾的话题刷屏,平均每3条有两条是相关内容。这些也算政治。但其实更准确来说这是生活。那种认为“生活就是最大的政治”或者“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会来关心你”的话依然有效,已经不太有说服力了。

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要想得到关注,任何事情都要让自己和生活有关——你注意到了吗,国家最高领导要想让人们关注自己对政策的态度,也得尽量使话题与生活相关起来。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与生活发生不了关系——曲折的或者直接的关系,那么政治关心起来干什么呢?

据说不关心政治是个世界性的命题,而且危害挺大。很多人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希望人们不要忽视政治。昂山素季说:

我想反复强调,请不要认为‘政治和自己无关’。这种说法独立以前就有,即使你认为政治与己无关,政治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是躲不开的。一切都是政治,并非只有到这里来支持我们才是政治。在家做饭的主妇也在运用政治。因为她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来做饭,那就是政治。送孩子上学也是政治,一切都是政治。谁都不能脱离政治。‘政治与我无关,不想跟政治扯上关系’之类的想法源于对政治的不了解。

但假如做饭和送孩子上学就是政治,那么是不是做好饭、把孩子送进好的学校就完成了对政治的参与了?

刘瑜说:

2007年夏天《时代》杂志曾经发表一篇文章“Me Generation”,指出中国当代的年轻人大多注重个体生活,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此文曾经在网上引起一阵讨论,有些年轻人忿忿地指出:“我就是不关 心政治怎么了!”我不想说这种在中国普遍存在的论调是“不道德的”,但我想说,它是“不自然的”。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妈妈买菜,爸爸洗菜,姐姐做饭,哥哥 洗碗,妹妹扫地,但有一个弟弟却说:“我就是不关心做饭怎么了!”一件事情明明与每个人都有关系,但却非要说它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我只能说,在今天的中 国,有太多的制度和文化障碍遮蔽了公共生活的自然状态。

这段话因为使用了比喻而充满可辩论的空间。一家人有的负责做饭,有的负责挣钱,有的可以负责洗衣服啊。不做饭似乎也不是大错。总之,这种偏抒情式的唿喊,在当下这个环境里,是无法引起人们太多共鸣的。

我当然不是在为“不关心政治”辩护。事实上这个话题太大了,我只是想尽可能地提及一些思考的方向。自由、民主、法制、公正,对很多人仍然是重要的,但一进入生活里,我们都感觉不到它们。没有人能说它是对还是错。你甚至可以援引甘地的理念说,不关心政治也是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

关于为什么会不关心政治,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一书列出了一下几种理由,供大家自己比对(这本书是王沪宁翻译的):

2、不管你选什么,都没有太大差异;

3、认为自己改变不了什么,对政治缺乏信心;

4、不管是否介入,结局都会相当满意;

5、对政治了解太少,没法参与;

6、参与政治的障碍太大。

但这些理由也未必全面。因为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关心政治的原因其实是:完全忘了政治这回事。

最后,附上刘瑜书里提到的2007年时代周刊亚洲版那篇文章,《中国“WE”一代的崛起》。因为种种原因,各个版本的翻译都只摘取了部分。里面许多描述已经过时了,但也保持着有效性。

文章大致讲了中国年轻人深受消费主义、互联网和电子游戏刺激,对星巴克、耐克、网络游戏的兴趣远大于对政治的兴趣——当然,我也不认为这篇文章就指出了要害,只能作为一个思考的开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观察有时候带着可爱的、真诚的失真,比方说,他们总觉得耐克和可口可乐这种东西是中国年轻人特别关注的……

西蒙·埃勒根特:中国“WE”一代的崛起

6 个好朋友在周五晚上聚在了一起,海鲜应有尽有,大家谈笑风生。玛丽亚·张戴着大大的耳环,穿着紧身天鹅绒夹克,脸上化着精致的妆容,开始描述人人都在谈论的一个小岛,那个小岛位于泰国东部沿海。她说,那儿的潜水棒极了,有很多中国人,根本就不必担心语言问题。她的朋友维姬·杨正弯腰盯着一台借来的笔记本电脑,把一个吹毛求疵的客户的电子邮件下载到手机里。杨小姐是一家咨询公司的精算师,今晚必须完成一个方案。在她给同事打电话时,餐桌上的话题已经从滑雪(“我大概摔了上百次”)转移到不同型号的 iPod 的优缺点(比如,“Shuffle不好”),然后又讨论起信用卡在中国的暴增。

类似这样的话题讨论反映出如今一些 20 多岁的中国年轻人的现状。

在中国,30 岁以下的成年人约 3 亿,这一群体已成为连接曾经封闭排外的中国,与正在变成全球经济大国的“新新中国”之间的桥梁。中国年轻人是这个国家当前经济腾飞的推动者和主要受益者。据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最近的一项调查,年龄在 20 到 29 岁的中国人的收入,在过去 3 年间上涨了 34%,远高于其他年龄段。去调查一下当今中国的城市年轻人,你会发现他们喝星巴克,穿耐克,沉迷于写博客。

对于一个曾去过到处还是蓝制服和人民公社的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要改变观念,接受“如今中国是一个青年精英们聚集的国家”的看法着实不易。 1981 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时,和两个旅伴去上海的人民公园。外交部给我们配备的“导游”带领我们从一个“外国朋友”专用入口进去。一群中国人聚集在外面,当我们通过时,有几个人大声抱怨说公园的某些部分只向外国人开放太不公平。我的一个同伴用中文口若悬河地表示赞同。立刻就有一群年轻男女将我们围住,叽叽喳喳地向我们提了一堆既幼稚又热切的问题:美国还有奴隶吗?你在哪里学的中文?所有的美国家庭真的都有3部车吗?你能帮我去美国吗?

那场讨论发生在 25 年前。我那时遇到的那些天真谨慎的中国人,也许就是文章开头提及的北京海鲜宴会上的那群年轻人的父母。但无论从外表、态度、生活经历、教育,还是对未来的梦想来看,在上海人民公园里的那群年轻人,与杨小姐和她的朋友们都毫无共同之处。

最大的变化在人口方面。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代以独生子女为主的群体,这一群体的自我倾向受到了消费主义、互联网和电子游戏的刺激。与此同时,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比上一辈人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国际化。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往往只勉强念完高中,而今天有大约 1/4 的中国人在 20 岁左右就进入了大学。

杨小姐身上体现了中国年轻人的那种变化。她是一个目标明确的 29 岁的精算师,很少笑,但热衷于参加派对。她和她的朋友们经常聚餐或泡吧,几乎不在家里吃饭。

在男朋友、滑雪爱好者王宁(音译)的鼓励下,杨小姐在年初决定开始学习这项运动。她去了北京南部一家价格昂贵的购物中心购买滑雪装备。她选了一块由美国科罗拉多 Never Summer 公司生产的、闪闪发亮的全新滑雪板,上面装饰着色彩艳丽的蝴蝶图案,加上手套、护目镜和其他随身用具,全套新装备共花去她 700 美元。当被问到花一大笔钱,为一项她也许永远不会参加的运动置办装备是否值得时,她说:“我认为你在决定开始一项新爱好时,就必须准备充分。”

像杨小姐和她的朋友们一样的中国年轻人代表了时代潮流,他们是大批年轻而拥有雄心壮志的消费开路先锋。放眼中国,像这样的年轻专业人士的谈论话题离不开博客、旅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如果他们还买不起 700 美元的滑雪装备,他们也希望能尽快拥有。

在那家海鲜餐厅,餐盘都被清理下去了,新鲜水果和茶水被端上来,大家都变得若有所思。“我们比父母要幸运多了。”张小姐说,她在北京最高级的俱乐部之一当人事经理,“我的父母亲自己什么也没有。他们为我而活。”王宁自己拥有一家相当成功的广告公司,他对此也很赞同,“我们更自我。我们为自己而活,这样很好。我们必须有能力为经济发展做贡献。那是我们贡献的力量。这是我们这一代帮助国家的方式。”

baidu语在我看来,现在的我们不关心政治是因为政治离他们太“高远”了,至少是看似很高远。他们并不觉得政治是“众人之事”,他们意识不到政治要“陪伴”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这才是真正的环境的产物。在他们眼里,“政治”根本就存在,虽然他们无时无刻不被政治包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