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给研究者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世界上很少有像他这样擅长记账的人。他有记事的习惯，留下了篇幅巨大的日记。

他的日记几乎没有自我，更缺乏文学修辞的内容，几乎完全由流水账组成，绝少忽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金钱交易。如果说这些记录出自绍兴师爷或徽州朝奉之手，大概比说成著名文学家日记更令人信服。

然而，矛盾仅仅存在于表面。鲁迅作为文坛大佬的地位和形象，恰好是在他基本停止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以后，通过高明的策划和交易塑造的。

鲁迅塑造工程虽然不是鲁迅一个人所能胜任的，但也少不了他个人的配合和操作。他在这些活动中体现出的性格，完全不像无产阶级的朋友、不善理财的文人或者资产阶级社会的失败者，倒像一位精明强干的外交家和企业家。

如果你接触三十五岁以前的鲁迅，几乎不可能将此人想象成思想家、启蒙者或者挑战者。东京的革命党和留学生鄙视他，不亚于马克思鄙视一心求田问舍、想做枢密顾问的资产阶级庸人。

他如果满足于安心做见风使舵的投机者和观潮派，无声无息地躲在安全的角落里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不仅不肯参加冒险活动，还不肯放下嘲讽激烈分子智商的爱好，因此非常遭人讨厌。

“鉴湖女侠”秋瑾有一次竟然当众拔出东洋刀，痛骂鲁迅是满人的走狗。鲁迅这才明智地闭嘴，因为他是旧式大家庭的忠实信徒，作为孝顺儿子和好兄长，不能跟世家子弟或亡命之徒比血气之勇。

他为三十六块银圆的公费学医，生活极其俭朴。省下的钱不是用来补偿含辛茹苦多年的寡母，就是用来资助弟弟周作人成家立业。他在自己和自己的妻子身上花钱甚少，抽烟都只肯买最廉价的“强盗牌”。从儒家伦理的角度看，“打倒孔家店”的未来领袖堪称道德楷模。

任何洞明人情世故的观察者都能看出，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践者是做不了优秀反贼的。古训“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可不是一句虚伪的说教，但也绝不像天真的门徒想象的那样高尚，而是一种包含了近乎老练绑匪操纵艺术的实用理性。

大多数人都难以改变自己青少年时期养成的习惯模式，鲁迅并不例外。他参加广州的国民革命和上海租界的红色革命时，沿袭了东京排满革命的老办法。

他在中山大学，喜欢劝告慕名而来的革命青年：最好是守在革命的饭锅边好好吃饭，不要把讲给外人听的革命宣传太当回事；远方的陌生人投身革命，无疑是件大好事；身边的熟人非要去前线，那就是犯傻。

他运用这种技术，在蒋介石的清党过程中没有受到一根毫毛的损害，但在他的作品当中，吃革命饭的混混比反动派还要可恶得多。

《鲁迅全集》的注释将鲁迅和朱家骅、顾颉刚的私人恩怨说成革命者对蒋介石集团的谴责。其实，1927 年事件后，蔡元培和李石曾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此后长期主管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经费分配。鲁迅非但没有像周作人一样，谴责他们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道主义，反而在 1928 年以后的几年，非常密集地向这两位大佬干禄。

鲁迅当时的目标是中央研究院，因为蔡元培刚刚推荐胡适和顾颉刚为院士。

然而，他未能如愿以偿，只得到了每年三百大洋的特约著述员闲差。他和许广平依靠这笔钱，搬进了上海租界的洋房。

鲁迅在这个人生的最后阶段，重复了安全革命的模式。用他自己对李立三的话说，他习惯于躲在装甲后面打仗。《三国演义》推崇的赤膊上阵，在他看来近乎愚蠢。

他的挡箭牌包括三层：皇家海军保护的租界秩序，内山书店名号代表的日本关系网，共产国际的革命作家联盟中国支部和文化工作委员会。

国民党反动派面对三者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无可奈何。

鲁迅在此期间，将主要的谴责和嘲讽对象转向咖啡馆革命家——这些人依靠资产阶级法律的保护，安全地颂扬无产阶级革命。鲁迅随着创作力的衰退和开支的膨胀，对这种漫画式的杂文的依赖与日俱增。他同时供养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鲁迅日记》表明，他每月付给北平的母亲和发妻一百五十银圆。鲁迅和许广平在大陆新村租下的三层楼开销更大，房租就需要四十五两银子。他们还养了两个女仆，在人工价格仅次于纽约的上海非常引人瞩目。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为他举办大寿，上海滩名流云集，即使杜月笙为他的祠堂广邀宾客，盛况也不过如此。钱钟书在《人兽鬼》当中嘲笑的“当年文学泰斗”临终盛况，就是以“左联”给鲁迅的待遇为依据。

共产国际特工尤苏拉•汉堡格以“汉嘉堡夫人”名义，在霞飞路 1464 号建立据点。《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是她和鲁迅并肩作战的成果之一。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用珂罗版和宣纸自费精印了 103 部。而“其中 40 本为赠送本，不发卖，30 本在外国，33 本在中国出售”。头 40 本都由鲁迅亲笔手书按顺序编号并加盖印鉴后，分赠中外亲朋与年轻的中国木刻家作为友谊纪念和欣赏学习。

这些作品以表现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为宗旨，但高昂的成本则是一般精打细算的资产阶级都承担不起的。只有“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统一战线，才能供养鲁迅这样精明的合作者。

她返回东德后，在回忆录《谍海忆旧》当中，把鲁迅列为她的下线之一，理由主要在财政方面。鲁迅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她的下级，因为这只是他经营的众多收入渠道之一。

鲁迅为人的精明，在他和北新书局的关系上，表现得格外明显。

文人不擅经营，似乎是正常现象。即使畅销书作家，都不见得懂得怎样利用自己的优势。郁达夫和吴稚晖在这方面都是显例。民国又是一个法律不太健全、版权法尤其不健全的时代。文人的抄袭和文化商人的侵权，简直像男人的三妻四妾和喜新厌旧一样司空见惯，顶多具备充当报纸花边新闻的资格。

鲁迅在这方面，又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运用资产阶级法律牟取利益的能力，明显高于他嘲讽的郭沫若。郭沫若虽然也是文化工作委员会内定的塑造样板，但经营能力没有超出旧式文人的水准，没过几年就落到完全依靠组织的地步。

鲁迅不是这种人。他很早就实现了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因此能够坚持“同路人”的身份和议价能力。

《鲁迅日记》留下了相当完整的账单。

鲁迅的成功，跟他的粉丝李小峰是分不开的。

李小峰主持北新书局，是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界的风云人物。鲁迅是北新书局的主要品牌，知名度和形象包装都离不开李小峰的努力。在此期间，《鲁迅日记》最常见的记录就是：“某月某日小峰来交（或：得小峰信并）版税及编辑费若干银圆。”

两人的关系无疑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即使如此也没有妨碍他们为版税分割问题打官司。尤其难得的是，两人解决纠纷以后仍然能够通力合作。

如果换作旧式文人的任性，很容易把这些利益纠葛转化成针对人格和道德的攻击，导致不可挽回的决裂。而律师杨铿依据《著作权施行细则》，迫使书局同意在十一个月内偿还拖欠的版税。鲁迅总共追回了一万八千多元，付给杨律师两千元为酬劳。

鲁迅的做法表明，他的企业家性格凌驾于文人性格之上。成功人士的成功有许多因素，但性格和环境的高匹配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从《鲁迅日记》处理事务的方式和斤斤计较的作风看，他如果没有投身文坛，从事其它经营活动，大概也会发财致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