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击败凶狠的匈奴骑兵。但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直捣漠北，而是将军队驻扎下来，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一条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

为什么秦始皇不下令凯旋的秦军攻占漠北，而是修筑长城呢？有学者认为，修筑长城防御匈奴，要比深入大漠攻打匈奴的成本低、收益大。所以，秦始皇不惜耗尽全国财力、人力去修筑长城。（波音《秦始皇悟透经济学》，载《领导文萃》2012年第8期）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灭掉关东六国后，秦始皇最担心的不是匈奴的骚扰，因为匈奴无非是想来劫掠一些财物，或者是为通商，还没有胆量能力到中原坐天下，只要秦始皇不失怀柔之心，搞搞通婚之策，基本上边境无恙，后世统治者亦多行此举。最让秦始皇操心的，是如何巩固新生的政权，这里面有两个现实问题：一个是虽然将全国各地十二万户豪强富族迁到咸阳严加监视，天下仍有大量的财富掌握在地方旧贵族和富商豪强手里，随时都可能成为反秦的竞争性力量；另一个是这数十万征战大军如何处置？要是将其迅速解甲归田，这些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旦散落天下，对现政权稍有不满，就极有可能与六国旧贵族勾结起来，成为新的军事力量。如何安置这些军队？如果等天下更加太平，彻底清除六国遗老遗少之后，再放马南山，这是最为妥当的。

于是秦始皇把数十万军队就地安扎下来修筑长城，将这两个问题一并解决了：一，从打仗到修筑防御工程，暂时解决了军队无仗可打的转业、就业问题，也避免军人散落天下与六国旧贵族结合成为新的政治力量；二，大兴土木地地筑长城需要大量财富，有理由向全国富商豪强征收繁重税役，将他们的剩余财富消耗掉，使其“人穷志（智）短”，无所野心，从而保持秦政权万世不易，这就是一种邪恶的统治术——“耗财术”。

大兴土木现在又叫“满城挖”，最近落马的南京市长季建业，从苏州挖到扬州，再挖到南京，终于将自己挖进去了。可是古代帝王为什么要通过大兴土木来削弱民间财富呢？直接掠夺不是更快吗？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在和平年代，虽然民间财富聚增，地方寡头、富商豪华日益坐大，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直接掠夺不是不可以，可是国君凭什么呢？难道你的个人享受还不够多吗？难道取人之财一点都不需要讲合理合法性？这是极易引起民意反弹的，可是假如进行所谓“公共建设”，“基础建设”，比如修宫殿、修长城、修驿道，修运河、修庙宇、治黄河等等，打着办公、防御、交通、慈善、赈灾的旗号，征税、征劳役、摊派就名正言顺了，整个社会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力，穷人剩余的劳动力和富人剩余的财富都被征用盘剥到土木之上，进而削弱民间力量，这正好符合利出一孔的专制要求——收天下之利，以便其专制，拿捏了人民的经济命脉，就拿捏了人民的命运。

世人都渴望“某某之治”的盛世景象，但这样的景象总在少数。从某种意义上讲，帝王并不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要是人民生活宽裕，就会像商鞅所说，“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商有淫利，有美好，伤器”（《商君书·弱民》）。农民一旦有余粮可食，来年便不再努力耕作；商人获致了大的利润，贩卖华丽、玩好的物品，会对日用必需物品发生不良的影响。“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商鞅有一句话，‘足民何可以为治’，老百姓只有穷的一塌糊涂，才会希望国家来救他们，如果他们都富了，还稀罕你吗？他认为，这个国家要强大，就是要使民‘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家里没有积粮，所有的粮食都在王那里”。（秦晖《什么是大国、强国？》，2007年4月1日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演讲）要是太厚爱百姓，他们就会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历代统治者也是这么认为的：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

这就是历代帝王对老百姓治贫不治富、或表面上说治富实质上治贫的根本原因，只有将老百姓维持在生存线之上，刚够温饱，老百姓才不会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动那些不利于国家安定团结的脑筋。只有老百姓处在贫困线上下，才会求利于国家，依附于权力。一旦老百姓富有，有剩余劳动力，帝王就要大兴土木，或是对外战争等手段，消耗掉这富人的剩余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富不过三代”。否则，人民手里有粮有钱有闲，尤其是“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史记·平准书》）这让帝王的脸往哪里搁？白天劳累困顿，晚上倒下就睡，日以继夜为生计奔忙，无暇顾及其他，这才是最利于统治的好人民。

大兴土木，有一个不好的评价叫“劳民伤财”，如果我们站在暴力统治集团的角度看，他们本来就干的劳民伤财的事。劳民是为了供奉自己，伤财也是为了供奉自己，这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根本目的，是暴力集团流血牺牲，打天下换来的法定报酬，否则，流血拼命打天下的意义何在？所谓的“某某之治”，不过是少劳点民，少伤点财，让民间得以休养生息。

再有一点，大兴土木，比如修驿道，修长城、修运河、治黄河，未必就一定不得民心，毕竟，老百姓或多或少也是“政绩工程”的受益者。这种土木之兴“与民同利，故天下虽竭而民不怨”（魏征语）。大兴土木的帝王虽然让老百姓穷得叮当响，但它能让老百姓得到一点实惠，在可接受的程度内，会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孙子兵法·谋攻》讲的“上下同欲者胜”，也是这个道理。这一妙招既达到了帝王消除潜在竞争性力量的目的，又显示其文治武功，还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是秦始皇等帝王倾向于大兴土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代帝王还有大造王陵的习惯，用国家财富，给帝王立千秋不朽的墓。

历史上还有一位喜欢大兴土木的帝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隋炀帝杨广，他简直将商鞅“足民何可以为治”的理论实践到了极致。

隋炀帝之能大兴土木，实在是朝廷太富有了。史书上说，“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隋书·食货志》)。“户口益多”到什么程度？可以看一组数据。北周时，人口只有9009604人，隋炀帝大业二年，人口一下子跃升到46019956人，增长了五倍。（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所谓“贞观之治”时的人口与隋炀帝早期比起来，都要逊色很多。“隋炀帝登基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之差距可以想见。”（达夫、施奇等编著《创造财富的经济名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7月版）如果国家没有一定的财力，就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隋朝的“人口红利”相当可观。

“府库盈溢”又到什么程度？《通典》卷七《食货典》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富。”《贞观政要·辩兴亡》里所说:隋氏“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此言不虚，隋王朝仅存短短37年，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大臣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贞观政要》））

这时唐朝立国20年，隋朝所留库藏，尚未用尽，难怪历代学者都为隋朝富有所惊诧。王夫之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读通鉴论炀帝》）马端临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文献通考》）钱穆也说，“隋室虽然短暂，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令治史者所盛赞。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单从国家库存上看，确实没有哪一个朝代比得上隋朝。

这些库存的财富从哪里来？当然从老百姓那里搜刮而来。隋朝可以说是典型的“家不积粟，上藏也”，国家不但设正仓，征收赋税，还打着赈济灾荒的名义设义仓，“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通典》卷12《食货十二》)意思是政府命令各地设立义仓，自我管理，遇到青黄不接或灾荒之时，开仓赈济。这个搞法的好处看似使“富不至侈，贫不至饥”，“海内无饿殍之人”（陆贽《新唐书·食货志》），可实际上，国家认为民间管理不善，很快将义仓收归政府管理，民办变官办，到隋炀帝时，地方开仓赈灾，要征得中央政府批准。民间互助应急的义仓，成了国家积累财富的一种途径。藏富于国，而不是藏富于民，隋朝国家为何富得咋舌也就很好理解了。

我们试想一下，足够一代人吃用的国家库存如果不消耗掉，则一是继续搜刮民间财富造成国富民贫，将受到老百姓的对皇家欲壑难填的质疑，不爱百姓爱粮仓导致官民矛盾突出；二是不搜刮民间财富，那么，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商有淫利，则不仅伤器，更有政治要求。本来，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已经形成了庞大的门阀士族，譬如北方的东山门阀士族和南方的江南门阀士族，财势强盛，各有不同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容易尾大不掉。

事实上，隋朝建立后，陈朝的残余势力一度与中央对抗。消耗掉府库里的财富以及民间财富似乎成了隋炀帝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上台后，营造东都洛阳，“每月役丁二百万人”（《隋书·食货志》）；“又兴众百万，北筑长城，绵亘千余里”（同上）；开凿闻名中外的大运河，征用民工三百万。他还筑西苑，缮离宫，伐木造船，每一项都是耗费巨大。这些工程基本上都是大干快上，像修洛阳城，速度惊人，只有用了一年零两个月。

世人对隋炀帝生活奢侈腐化多有不满，但对他修大工程还是有肯定的。例如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一诗中，就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多有褒奖：“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是，隋炀帝如不铺张，与大禹治水的功劳差不多。

不过耗财术的度很难把握，对民间劳动力和财富征用过度，民间竞争性力量被削弱了，社会贫困，皇家也失去了经济来源，这叫“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增广贤文》）。这可以用经济学中的拉弗曲线解释，即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额度时，生产组织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试想，如果政府对豪强富商耗财过头，其劳动成果的绝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他们就不愿意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经营活动停止，政府没有税收，岂不就面临危机了。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乘数效应，当政府税收增加、对民生的公共支出削减，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收缩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统治者耗费民间财富时，自己感觉还不过瘾，但在乘数效应发生后，在老百姓那里压力已经到了极限，形成非常不对等的剥夺与被剥夺的感受。所以，帝王在操作耗财术时，很容易因忽略乘数效应而搞过头。耗财术就像容易吃上瘾的毒品，难以收手，会不断加大剂量，耗财术就变成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卵虽取得，鸡却没了，主人也就走到了生存的尽头。

隋炀帝大兴土木，尤其是对高丽三次用兵，让民间财富枯竭。“六年，诏又课天下富人，量其赀产，出钱市武马，填元数。限令取足。”（《隋书·食货志》）“九年，诏又课关中富人，计其赀产出驴，往伊吾、河源、且末运粮。多者数百头，每头价至万余。”（同上）都强迫富人按财产的多少出钱买马买驴，用作战马或运粮，数量多，价钱贵，负担重，以致“万姓力殚”、“中民竭产”。（《隋高帝论》）

如果说人口也是社会财富，那么隋炀帝大兴土木，致人口剧减，就是社会财富的剧减。修长城时，“死者太（大）半”；“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隋书·食货志》）；挖运河更是死尸满野，“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通典》卷十《漕运》）。据史学家胡如雷估算，在隋炀帝上台后的八年时间里，一共上马了二十二项大的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而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四千六百多万，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转引自宗承灏《隋炀帝是如何被政绩工程拖垮的》，载《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72期）。这导致男丁锐减，兵源不足，以至于对高丽用兵时，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为了躲避徭役兵役，人们不惜伤残自己的手脚，谓“福手福足”。人口剧减少，导致大量耕地无人耕种，社会财富减少。而人口的恢复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直到唐高宗显庆年间，中原许州、汝州一带仍然是“田地极宽，百姓太少”(《通典·历代盛衰户口》)。

一面是“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隋书·食货志》），一面是“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代王侑与卫玄守京师，百姓饥馑，亦不能救”（同上）。“民间寄纳与官”的义仓并没有承担起赈恤的应有责任，老百姓只好以树皮充饥，树皮吃完了，“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同上）可是，天天面对“府库盈溢”的隋炀帝恐怕想象不到民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隋书·食货志》）因为他是一个“性不喜人谏”的人，没有人敢跟他说真话，无法准确真实地掌握国家基本形势，修正自己的决策行为，以致严重透支民间的劳力、财富和民心，终致激起民愤，给权贵军阀窥视皇权以机会。杨玄感、李渊这些“内部人”一举反叛大旗，处在生存线下的人民跟风而上，隋朝就被推翻了，隋炀帝的耗财术把自己也耗进去了。

在耗财术的作用下，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杀猪过年，先是休养生息将猪养肥，养肥之时正是杀猪之时，“某某之治”之后就是“某某之乱”，如此轮回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