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否定

　　揣着悬而未决的命运和三百多万的债务，王燕回到了成都。

　　4月1日之前，她有一个令很多城市人羡慕的身份：大理的客栈老板。她在院子里种花，打开窗望出去便是变幻的云彩和苍茫的洱海，空气洁净、阳光灿烂，水鸟落在海面，鱼儿划过湖底，她迎来送往，听很多路上的故事。这样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完全符合她早前对客栈老板的想象——尽管为了维持这样的状态，她每年需要承受30万元的亏损。

　　王燕在洱海东北岸的双廊有18间海景客房。去年9月，双廊开始修路，客流减少，王燕经常枯等一天都见不到一个客人。她认为暂时的困难都是对未来的投资，她确信自己最终能扭亏为盈。直到2017年3月31日这一天的来临。

　　当天，《大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洱海流域水生产保护区核心餐饮客栈服务业专项整治的通告》发布，要求4月1日起的十天内，洱海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所有餐饮、客栈经营户一律自行暂停营业，接受核查。

　　如当头棒喝，王燕懵了。

　　2014年夏天，她在双廊旅游业最火爆的时候入局。和很多到大理开客栈的外地人一样，想久居的原因非常简单：这里气候适宜、文化丰富、旅游业兴盛、有发展空间。她当时45岁，已经开始考虑在此养老的问题。虽未涉足过民宿行业，但她相信“开一家客栈不会比经营一家服装公司更难”。在成都，王燕是一家小型服装公司的老板，每年收入三四十万，衣食无忧。

　　考察多家民宿之后，王燕谈妥了一家占地一亩的客栈，租约18年，每年租金60万，前9年的租金须在签合同时一次性付清。王燕拿不出那么多钱，经朋友介绍，找到了现在的合伙人。为了支付540万租金，合伙人卖掉了在昆明的一家小型印刷厂，王燕卖掉了原本经营的服装公司70%的股份，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和银行分别借贷一百多万，终于成了海边客栈占股55%的股东。

　　2015年1月正式接手以后，王燕试图将旧客栈推倒重建，于是花费四十多万请西南设计院的设计师画了图纸。可就在开始拆旧屋的第一天，风声就传了过来。有人告诉她：“政府可能要整治洱海了，你这海边的房子，拆了可能就建不起来了。”

　　王燕忌惮这样的传言，只好一边经营旧客栈一边等消息。合伙人认为，在客栈设施陈旧的情况下铺陈过多的网络宣传，带来的差评会对客栈之后的运营造成不良影响。王燕接受了这个看法，放弃了客栈网络预订渠道之后，她也被迫接受了客栈不温不火的状况。

　　4月中旬，王燕回到成都，全家人的生活质量大不如前。女儿马上大学毕业，原本准备去英国留学，现在只能暂时搁置;有亲戚朋友上门讨债，王燕拆东墙补西墙，终日惶惶;她很难再安稳入睡，有时半夜惊醒，感觉心脏要跳出胸腔。

　　“我真的非常、非常后悔去了双廊。”王燕犹豫、叹气，最终否定了那段诗意生活的全部意义。

　　困惑-浪漫

　　4月28日，“五一”小长假的前一天，我来到双廊。双廊正在建设环湖排污管网，汽车被迫停在离古镇三公里以外的临时停车场，游客只能依靠当地人的电瓶车前往。街道如被割开的血管，飞扬的尘土让整个小镇蒙上了一层灰。随处可见类似于“洱海清，大理兴”的环保标语，每家客栈、餐馆门口都贴着告示：保护洱海，从我做起，主动歇业，敬请谅解。下方是手写的客栈名字和日期。街上除了几家当地人开的小吃店和一些小超市，所有的店铺都门窗紧闭。很多衣服店、饰品店的玻璃窗上，都红纸黑字地写着打折信息：清仓处理，一件不留。

　　我没有见到王燕。4月26日我到达大理时，环洱海客栈、餐馆已正式停业半个月，近年蜂拥而至的很多客栈老板已如候鸟般飞走。有些人回到大城市，重新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些人开始考察新的客栈选址，打算从大理迁居别处;更多的人对重新开业抱有谨慎的信心，但对“往何处去”这个命题产生了新的迷惘。

　　“往哪儿跑啊?这是现在非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42岁的火刚说。2010年到双廊开客栈之前，他在北京从事互联网和金融行业。他单身，有车有房，过着“每个月都能来大理度假”的生活。后来想让生活更自然一些，他辞职了，到双廊开了一家海景客栈。周围做金融的朋友们设了一个20万的赌局，押他不出半年就会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