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文宗，又名鲁生，1902年8月29日生于安徽省金寨县白塔畈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葛世鹏，母亲潘氏。兄弟两人，他排行0。葛文宗8岁入私塾读书，由于天资聪颖，能诗善赋，曾被称为“少年才子”。
　　1918年，葛文宗转入志诚小学，受到进步教师詹谷堂的影响，初步接受了爱国民主思想。1920年夏小学毕业后，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奔赴安徽省会安庆，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到校不久，很快与舒传贤结识并成为挚友。在舒传贤的影响下，他大量阅读宣传民主与科学的进步书刊，并投身-的洪流。
　　1921年6月，安庆学生为反对安徽军阀倪道粮、马联甲克扣教育经费，掀起了六二 。他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反封建反军阀斗争。6月的安庆，气候炎热。葛文宗身穿白布衬衫，头顶烈日，到处奔走演说，唤起安庆工商各界群众起来同倪、马军阀作斗争。由于葛文宗积极参加-，并在群众中进行出色的宣传鼓动，不久，被推选为安徽省 领导成员。之后，他又参加了驱逐省长李兆珍和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斗争。
　　1923年夏季，葛文宗回到故乡白塔畈，他见到詹谷堂老师，知交重逢，分外亲切。在志诚小学，他们作了几次彻夜长谈。后经蒋光慈介绍，葛文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从此，他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生涯。
　　1924年暑期，葛文宗以公费考取了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与舒传贤同寓东京小石川南塘。在东京求学期间，他在学业上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很快学会了日语，并经常用日文翻译进步书籍。
　　1925年初，葛文宗和舒传贤、王步文、葛长荣等人，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分别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随后，他们改组了国民党在东京的组织，使之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在国民党内，他们与国民党 路锡祉、葛晓东、汤志先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葛文宗的斗争性很强，他经常在留学生中做宣传鼓动，有时当众揭露路、汤等人的假革命面目，从而团结了多数，孤立了 分子。与此同时，他又同舒传贤、王步文、童长荣等一起，在华侨和留学生中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为建立党在日本的特支作准备。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东京后，葛文宗和舒传贤等人，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旅日华侨和留学生，联合朝鲜侨民以及日本工人，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北伐前夕，国内革命形势日益高涨，葛文宗报国心切，决定离开日本回到安庆，他先在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日语教员，不久，即全力投入迎接北伐军进抵安庆的准备工作。北伐军进入安庆后，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和柯庆施等参加了左派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工作，利用国共合作的局势，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展工人、农 动，与国民党 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3月，他担任左派国民党安微省党部秘书。
　　3月20日，蒋介石从九江到安庆，经过一番策划，于3月23日指挥特务、流氓，捣毁了左派国民党安微省党部和省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等革命机关，打伤了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几十人，制造了三二三事件。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早晨，葛文宗正与柯庆施、舒传贤、周新民、童汉璋等在教育会三楼吃早饭，这时，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派辛焕文前来报信。葛文宗等人急忙收拾信件，迅速离开。三二三事件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的一个信号。事件发生后，安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共安徽党的负责人大部分撤退，党组织为了应付剧变的时局，决定留下葛文宗等人坚持地下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的安庆，血雨腥风，一片-，大批革命机关被查抄，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革命处在危急关头。
　　为了挽救革命，党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精神传达后，葛文宗按照中共安徽省临委决定，担任了中共怀宁县委书记。不久，怀宁县委改为怀宁中心县委，他仍任书记。
　　为了便于掩护，葛文宗早将妻子李锦文接到安庆，夫妇俩住进安庆北门三官塘三号县委机关。在这里，他主持召开县委会议，作出了“组织工农夺取敌人武器，武装工农开展游击战争，以挽回大革命败局”的决议，讨论了恢复整顿各级组织的问题。会后，他又深入基层，在市区先后成立了3个党支部，在市郊海口洲、广济圩成立党小组。稍后，县委还在海口洲创办党刊《新生活》，宣传中央政策，传达省委指示。他经常奔走于中心县委所属的桐城、枞阳、潜山、太湖等地，发展组织，开展农 动，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农 动的不断兴起，使国民党 派坐卧不安，大批特务、 像狼犬一样，到处搜索党的地下组织。
　　1928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李锦文从街上买菜回来，看见3个 一边走一边窃窃私语，说什么“三官塘三号”，李锦文听后大吃一惊。三官塘三号是中心县委机关，也是葛文宗和她的寓所。于是，她匆忙赶回家，告诉葛文宗说︰“我在外面听到三个 在讲什么三官塘三号，怕有什么事，你赶快走吧!”形势十分危急，但葛文宗镇静如常，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县委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以及家中保存的党的文件。他坦然地对李锦文说︰“不要紧张，没有什么事情，你快去把门关好。”接着，他把所有文件都抱到厨房去烧了，对写有党的机密或留有同志姓名、地址的书信也都一一查看，迅速投进火中，直到化为灰烬，他才放心。文件刚烧完，大门咚咚地响了起来，随着门板的倒地声和叫骂声，一群 闯了进来。他们翻箱破壁，到处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只好垂头丧气地将葛文宗逮走。
　　葛文宗先后被送进国民党安庆钦马塘看守所和安徽省第一监狱。他临危不惧，从容对敌，以极鄙视的态度拒绝回答敌人提出的有关党的组织、党的机密的任何审问。敌人恼羞成怒，用针刺指头、踩杠子、坐电椅、跪铁链、坐老虎凳等酷刑折磨他。葛文宗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下肢几乎残废。在敌人面前，他没有丝毫的软弱，不愧为铮铮铁汉。葛文宗爱人李锦文经过多方寻求方准探监，她从窗口望去，只见他骨瘦如柴，戴着脚镣 ，不禁心如刀割，低声抽泣。葛文宗走近窗口，看见是爱人前来探望，也不禁心情激动。他连忙放下提在手里的破烂长衫，把脚镣盖住，又放下长袖，把 藏起，安慰她说︰“锦文，别难过，我不要紧，你注意保重身体。”临别时，葛文宗再三叮嘱她︰“为了千百万穷苦人的翻身解放，我们吃些苦算不了什么。要记住，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葛文宗勇敢坚强，忍受狱中的残酷折磨，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判处他8年有期徒刑。
　　在看守所中，葛文宗被关在单人囚房，和狱中难友隔绝。判刑后，他被解送到安徽省第一监狱，进了大囚房，和难友们生活在一起，他有机会通过个别谈心，了解狱中的共产党员情况，为建立狱中党组织作准备。他经常对难友们说︰“我们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党的组织领导，跟敌人作斗争，监狱里更需要党的组织领导。”在葛文宗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1928年下半年，狱中党支部建立起来了，他被选为支部书记。
　　敌人对监狱控制很严，大小号房的“犯人”不能来往，早晚“放风”时间极短，号房之间不准接近。为了打破敌人的-，狱中党支部首先发动难友，向监狱管理人要求读书的权利，外面送来的书不准扣留；监房的门打开，允许“串号子”。在这场争取读书权利的斗争中，他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敌人认为他不守狱规，把他拉去吊打。他和支部成员不畏-，坚持斗争，把敌人闹得昼夜不安。敌人无奈，只得接受他们的条件。
　　争得读书权后，监狱里的政治空气顿时活跃起来。他们组织了两个学习组︰一个是识字组，专门帮助工农同志提高文化水平；一个是理论学习组，由葛文宗、柳毅夫、甘野陶等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组成，学习政治理论。当时有些革命书籍没法搞进来，他们就想办法请外面的同志把一些外文本和各种伪装本送进来，日文本由他译成中文，英文本由柳毅夫翻译，供大家阅读。葛文宗领导的这个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通俗资本论》以及日本河上肇着的《经济学大纲》等。他们还秘密组织大家学习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湖南农 动考察报告》。葛文宗不仅白天抓紧时间学习，甚至在暮色苍茫、光线微弱的黄昏时分，他也要坚持读书，并经常和狱中同志交换学习心得和体会。狱中学习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水平和斗争信心，战友们兴奋地说︰“我们把国民党的监狱，变成了学 产主义的学校。”
　　1929年冬，葛文宗和狱中党支部发动全体难友反对敌人破孩和改善生活待遇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安徽省第一监狱典狱长平时对“犯人”拳打脚踢，百般侮辱。每人每天只有8分钱生活费，还要层层克扣，-中饱，难友们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葛文宗和狱中党支部成员决定发动难友，揭发监狱的黑暗，并利用安徽高等法院院长易人的时机，发动大家展开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斗争开始后，典狱长带领看守人员携带武器和镣铐冲到牢房里，拖走了5位同志，把他们毒打一顿，并且铐起来送进特别监号。葛文宗经过商量，决定通知所有难友，立即-。敌人看到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一手，假惺惺地把饭菜送进牢房，劝大家进食。难友们不为所动，把送的饭菜倒掉。敌人又要“犯人”代表去谈判，妄图从中抓到共产党。党组织识破敌人的阴谋，秘密通知大家︰一个也不走出牢门。难友们团结一心，不动摇，不妥协，坚持了五昼夜。敌人怕事情闹大，被迫接受条件，送回被抓去的5位同志；生活费每人由8分增加到1角2分，饭菜稍有改善；每个号房放一张桌子；放风时间延长至10分钟。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 气焰。不久，典狱长被撤换，狱中的政治气氛更为活跃。
　　狱中党支部通过考查和实际斗争的考验，决定发展5位政治觉悟高、斗争坚决的同志为党员。葛文宗亲自培养和介绍王修顺入党，党组织得到壮大。
　　在长期-的艰苦生活中，葛文宗以身作则，薄己厚人。他身受重刑，伤痕累累，身体非常虚弱，偶尔得到一点可口食物，总是让给受刑和生病的难友吃。平时他自己少睡，照顾受刑和生病的难友多睡。有时监狱里发了几十粒黄豆和蚕豆做菜吃，他总是收存和积聚起来，利用狱中微弱的阳光，把它晒干或风干、留到节日拿出来供大家嚼食。葛文宗的模范行为，使他的威信日高，无论在党内或在难友中，只要提到他，大家都从内心深处产生深切爱慕和肃然起敬的感情，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狱中斗争的好领导人。
　　1931年夏，在熬过3年多的监狱生活以后，由于党的大力营救，葛文宗被释出狱。临行前，他十分留恋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斗争，保住胜利的成果”。他告诉党支部成员︰“我出狱后一定去找党、找部队，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待机劫狱，营救狱中难友。”
　　葛文宗出狱后，忍受着多年牢狱生活所带来的肉体痛苦，披星戴月，秘密奔赴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他像失散的孤儿见到母亲，向党倾诉了狱中的一切，并向党表示忠贞不渝的决心，要求组织上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参加保卫红色根据地的斗争。当时，组织上以及在上海的周新民、李相符等看到他遭受长期监狱生活折磨的伤痕未愈，疾病缠身，劝他留在上海治病养伤，等健康恢复后再走。但是，他渴望立即投入战斗生活，婉言谢绝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关怀，坚持要求立即前往苏区。党组织理解他的心情，遂于1931年秋，通过地下交通站，掩护他经过寿县、霍邱，最后到达皖西北特委所在地——安麻埠。途中，他通过内线关系，给安庆监狱的党支部成员写去一封信。信上说︰“我出狱后，在安庆住医院开刀，现已到寿县，预备回老家去。”同志们一看就知道，他已找到了党，并将到大别山区参加斗争，大家都为他高兴。
　　同年12月，皖西北特委改为皖西北道委，并成立皖西北道区苏维埃，下设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和革命法庭等。组织上考虑到葛文宗曾担任怀宁中心县委书记，又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当过教员，因而任命他为皖西北道区苏维埃革命法庭书记。
　　1932年底，葛文宗被调到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任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随-战六安、霍邱、金寨一带。1933年春的一天，红军由霍邱西进，途经白塔畈，家乡的男女老幼夹道欢迎。葛文宗的妻子李锦文闻讯，一早就抱着孩子在白塔畈街头等候。葛文宗骑着马，在一片欢呼声中，随队伍缓缓而行。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在路边伫望时，心情一阵激动，急忙下马，将孩子抱在怀里。李锦文见他身体消瘦，想到他路过家门而不入，心中非常难受，不禁热泪盈眶。他连忙安慰说︰“我们很快就会打回来的。”李锦文目送丈夫渐渐远去的身影，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成永别。
　　不久，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大别山区豫皖交界处的行军途中，与敌西北军马鸿逵匪部遭遇。红军勇猛出击，将敌人击溃。激战中，葛文宗不幸受重伤被俘。
　　后来敌人知道了葛文宗的真实身份，顿时凶相毕露，立即要他说出红军行军路线和作战意图。葛文宗面对残暴的敌人，报以极端仇视的眼光，只字不吐，坚强不屈。敌人从这位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身上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下令将他杀害。葛文宗为捍卫党的事业，为保卫红色根据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