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杨蒙恩、杨笠、呼兰、周奇墨(从左至右)。 （笑果文化供图/图）

杨蒙恩掀起衣袖，用左手在右手小臂上抽打了几下——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演示，每次等在舞台上场口，讲那五分钟的段子之前，他就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打气。他会使劲拍打大腿、屁股，要点是打出声音，要疼，像一只气球被充饱，直到讲完下台，泄了气。

作为脱口秀新人，杨蒙恩第一次上节目，每次都在失控边缘强装镇定，他有时觉得台上那个人不像自己，“更有攻击性和杀伤力”。

《脱口秀大会》录到后半程，后台紧张劲儿到了极点。“所有人，老的新的都紧张，你感觉到都在抖。”“老演员”呼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女演员杨笠今年脱颖而出，广受关注，但也因为表演涉及女性议题在网上遭到攻击。接近决赛，第一季冠军、老朋友庞博被淘汰后，杨笠哭个不停，哭到无法接受采访。经纪人听她的语音消息，嗓音沙哑，问怎么了，她只回了一个字：累。

开赛前，节目导演问策划人李诞，很多脱口秀演员认为喜剧不能比赛怎么办，李诞回答：那我还觉得这个世界不该有种族歧视呢。他认同喜剧不应该比赛，“但是没办法，我需要节目好，好了大家都会好。”

演员们对此既痛恨又赞同，呼兰觉得，假如没有残酷赛制，光好笑撑不起三小时的节目，每个人开开心心上去说一段“是不好看的，没有观众”。

脱口秀，又译作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在欧美世界拥有上百年的深厚传统，在中国仍是小众而年轻的行业。从几年前开始，以笑果文化为代表的一批脱口秀演员在上海崭露头角，《大西洋月刊》《金融时报》等外媒开始关心脱口秀在中国的未来，发出了“单口喜剧在中国能否成功”的疑问。国内各大城市陆续兴起了脱口秀俱乐部，但它能养活的全职演员数量有限，据入行五年的周奇墨估计，全国大约只有四五十人。

《脱口秀大会》仍是国内目前唯一一档成熟的脱口秀节目，对很多演员来说，这是他们进入大众视野的唯一机会。讲坏一场就会面临淘汰，再次露脸的机会遥遥无期，“所有脱口秀演员挤破头地去抢一个名额。”杨蒙恩说。

“几乎没有一个演员会只想演线下。”周奇墨属于最早一批脱口秀演员，他所在的北京单立人俱乐部没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只能长期在线下演出。这次受邀去上海客场参赛，高强度的赛制让他很难真正放松，“取悦的动机太强，所有的标准，就是几盏灯和票数。”

美国演员威尔·法洛形容单口喜剧“辛苦、孤独而恶毒”。美国家喻户晓的脱口秀演员杰瑞·宋飞曾说，笑点只存在某一刻，它在时空中流逝，一个不小心就会错过。“你整个生活、你的存在、你的保障和你的收入都是基于如何准确地抓住这一时刻，这真是让人害怕。”

周奇墨回到北京，线下剧场随着节目播出迎来了短暂的繁荣，有他的场次变得一票难求。回到黑漆漆的小场子里，周奇墨讲了几个熟悉的段子，感觉自己才是“真正地在呼吸”。

一群善于察言观色的人

经纪人荣荣去笑果工作之后，朋友们都在想象，与脱口秀演员打交道，生活应该充满欢乐。但她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都很敏感，不光对别人很细腻，也要善于观察自己。”

周奇墨承认，“喜剧演员应该是一群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在规模不大的剧场里演出，观众的反应一清二楚，每个梗抛出去，观众笑没笑，“还是在窃窃私语、刷手机，其实都能看清”。

即时的反馈让演员可以随时调整内容，但也是对内心极大的考验。有时怎么讲观众都不笑，演员会不由自主地越讲越快。“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坐滑梯往下滑的过程，你的梗能不能把你拦住，就像汽车系的安全带，拦住了，你就安全了。但是如果不行，你就一路向下滑，越来越慌，刹不住车。”呼兰说。

冷场是每个脱口秀演员的常态。对于“上一次讲砸是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不久前、就在昨天或是上一场。印象最深的冷场，对脱口秀演员来说就像印象最深的一次吃饭或睡觉，难以回答。

不论打磨了多少遍的好段子，都有冷场的可能，与当天的状态、观众、氛围有关。就像一场永远不知输赢的赌注，得有点冒险精神。

呼兰一开始讲冷了，会吃不下饭，难受一两天，后来学会习以为常。他发现别人怎么安慰都没用，“只有再讲一场，讲回来、讲热了，这个坎才能过得去”。

2018年他在节目里遇到了更大的挫折，作为生面孔，呼兰参加了《吐槽大会》，和众多明星、老演员一起，他表现抢眼，满堂喝彩，一举拿下当期Talk King。但播出以后，很多人骂他：这人谁啊，演成这样还可以上节目，是不是有关系？呼兰有个喘气急促的小毛病，面对面听没什么，一经荧幕放大，就变得尤为明显，成了他被指摘的理由。

“那个时候不知道，网络上还有那么多人可以骂你。”呼兰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留学归国，当时只把脱口秀当业余爱好，正职在一家IT公司做首席技术官，他委屈极了，“我干点啥不好？凭啥让你指指点点？另外就是怕我爸妈难受。”

演员思文也有类似遭遇，她每次表演都担心网上的评价，有人称赞她的外貌，也有人骂她长成这样、丢人现眼。“没有做这行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明星赚那么多钱，不能被人骂？”她在一次采访里说，“但当你真的被无数评论群起而攻之的时候，那种感受真的是万箭穿心。最大的绝望就是极度的自我否定，我这么差，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呼兰的这道坎很久才迈过去，线下演得再好都没用，越好越难受，因为他觉得和线上根本是两码事。直到过了大半年，他才等来《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的机会，呼兰背着不为外界所知的包袱，讲了“东北金融女魔头”母亲理财的趣事，网上传播得很好。他终于得到治愈。

周奇墨用很长时间训练自己不要太在乎观众，平和一点，这本身就很矛盾——“我在乎他们，因为他们是我唯一的反馈，唯一的服务对象；但我不在乎他们，不能在乎单一场次的他们，要学会去忽视他们，不影响你的创作心态。”

讲脱口秀的动机，本就有讨人喜欢的成分，呼兰直言不讳：“人类都有攀比心，谁还不希望自己成为焦点？”他长着一张圆鼓鼓的娃娃脸，从小就擅长把一饭桌人逗笑。他开过最大的专场是在家乡哈尔滨1600人的大剧场，黑压压上下两层，试麦的时候能听见回声。做了这行以后，呼兰反而不太在饭桌上多话了。“这个快感可能已经刺激不到你了，因为你曾经逗笑两千个人。”

周奇墨以前是英语老师，他看了宋飞的专场视频，被那个简洁的舞台深深震撼：一张高脚凳，一瓶白水，一只话筒。“非常纯净，一个小时，就让你把观众征服。”仅靠说话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周奇墨觉得，“那个成就感可能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周奇墨性情内向，过了很长时间抑郁苦闷的日子，“早早自杀也是有可能的，太没劲了”。脱口秀成了他唯一的出口，有话想说，但在生活里打不开，就包裹上表演的外壳，释放在舞台上。

刚入行的时候，周奇墨渴望有朝一日得到放一杯水的资格——太短的演出不会口渴，没这个需要。这个愿望等他开个人专场时终于实现了。喝水的时机很讲究，通常是在一个段子响了之后，享受着全场的掌声雷动，不紧不慢地喝。有一次在外地开专场，周奇墨已经向那杯水伸出了手，哎呀没响，他赶紧讲下一个段子，直到观众有反应了，他才敢端起水。

冷场了，最好的办法是故作镇定，假装什么事都没有，不能认怂，不能露怯，如果观众感受到尴尬或同情，就更难笑出来了。这事关气场和控制力，“那个场子就是你的，归根结底人家就是把这五分钟全心全意在看你演出。”呼兰说，一旦演员们没忍住挑明了尴尬的事实，场子就再难热起来了。

年轻演员江梓浩参加了三年《脱口秀大会》，表现平平，演员互投环节，他得了倒数第一。濒临淘汰前，他做了一个“自杀式袭击”：演到一半，忽然对台下说，“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厉害的段子吗？”他彻底“崩了”，放弃了比赛，真情剖白了自己从事这行的挫败感。观众感动、鼓掌，但没有笑。

每当这种时候，荣荣会心疼他们。她负责的一位演员一边看心理医生，一边努力逗观众笑。“很多内容都来自他们非常卑微的时候，那些可能真的是很受伤的，但还要拿出来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撒完了还得让别人看：我撒盐了，看我撒得开不开心，让你们爽不爽？”荣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什么时候能讲出头？”

很多脱口秀演员都是在观众席里抱着“这我也可以啊”的想法，看着看着走到了台上。95后演员何广智大专一年级就辍学了，做过电话销售，也在汽车流水线上组装过配件。他和人交流时习惯低着头，虽然话不多，但总能引得身边人发笑。

在济南的俱乐部里，何广智无意中发现了脱口秀，他一直认定自己适合喜剧，就是不知道什么类型。脱口秀就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个东西，它成本极低，没有门槛，只要写出五分钟的段子，谁都能上去讲。

杨蒙恩把《脱口秀大会》称作“平民老百姓版的《星光大道》”，就连参加《星光大道》都得有点唱歌跳舞的才艺，脱口秀完全不用。

李诞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做五分钟脱口秀演员，一生中一定有五分钟好笑的事，但要成为职业脱口秀演员，则需要至少一百段五分钟。

这个行当只有一个标准：好笑。呼兰作为理科生，希望所有事情都可以量化，他喜欢脱口秀的公平，“就是以观众的笑声为衡量标准”。脱口秀不看学历，不讲出身，没有论资排辈，老炮儿未必就比新人好。

刚开始不好笑是正常的，但有些演员讲了很久都没效果。杨蒙恩见过有人持续讲了一两年都没法让观众笑，仍然继续讲。他觉得大部分人只能被称为脱口秀爱好者，而不是脱口秀演员，他们白天做自己的工作，晚上来讲脱口秀，更多是为了自己舒压，“我不好笑，但是我解压了，你管我好不好。”

何广智经过一番网络搜索，知道了笑果这家公司，他辞掉工作，揣着打工攒的三万块，坐上了去上海的绿皮火车。14个小时硬座之后，他在青年旅舍下榻，行李一放，立刻就去看演出报名了。他参加各种新人赛，抢名额，当时还没有资格参加开放麦，只有当其他演员临时有事来不了，就会安排他替补，“捡那种机会演”。

那是2018年，脱口秀仍处在台上和台下说不准哪边数量更多的处境中，何广智演过最少的场只有4个观众，演员有十几个。何广智无法跟父母解释清楚脱口秀是什么，母亲很震惊，认定他被人骗了。

大部分人不指望靠脱口秀维持生计，何广智是行内少有的全职演员，他给了自己三万块钱的期限，相信在花光之前，一定能赚到钱。笑果送他去北京培训，包住，省了三个月房租，这是个好兆头，“感觉隐约就要挣到钱了”。

何广智用了半年挣到了脱口秀生涯的第一桶金，笑果邀请他参加有报酬的商演，一个月结算了1400元。这对何广智来说足够了，他把房子租在地铁七号线的终点站，房租八百多，自己做饭，在菜场买折价处理的剩菜。他算了一笔账，开心极了：月薪1500元，加上积蓄，又可以不用工作、讲很长时间脱口秀了。最大的开销就是去剧场的来回地铁票钱，每趟12元。

他也有过受挫的时候，有一次训练营选拔，他没选上。坐在出租屋里吃着饭，何广智觉得难受憋屈，付出了这么多，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他哭了出来。

这些困顿的生活经历被何广智写进了段子里。“脱口秀还有一个比较爽的地方，你上台去讲，把观众给逗笑了，其实对你来说，是内心的一种消解。”何广智一开始不敢暴露自己的不体面，但前人总结的技巧告诉他，要想逗笑观众，就要“勇敢地打开自己”。

吐槽终点站和地铁抢座是他最受欢迎的段子之一。“我住的那个地方，它郊到什么程度？我第一次出了那个地铁站之后，我看到地铁站旁边竖着一个警示牌，那个警示牌上写的内容是：严禁捕捉野生动物，违者追究法律责任。看到第二句话，我心里还稍微有点欣慰，因为这个地方起码它有法律。”

2018年下半年，《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播完，线下市场一下变得蓬勃起来。何广智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接了三十多场演出，一天演5场，从下午4点演到晚上10点。他演得卖力，被称为“线下之王”。

周奇墨作为行内公认的顶尖线下演员，之前在北京一度每个月只挣几千元。没有商演就没有收入，旱涝不保收，“我一般觉得自己今年可以活下去就可以，不会想明年的事情”。

他认识的大部分北京演员生活都挺窘迫，“租着北京胡同的房子，天天晚上骑个小牛电动车或者共享单车在两个场地之间跑。讲完可能还冷场，再回到小屋里反思，今天你为什么没讲好，慢慢消化今天演出带给你的伤害。第二天再开始新一轮的演出。”周奇墨描述，“阴影和焦虑一直在：我什么时候能讲出头？”

周奇墨给电视节目写段子，赚点外快，有些演员会接企业年会或各类活动，他们称为“堂会”，“除了钱以外，没有任何吸引你、值得你去的原因”。

杨蒙恩2019年在北京CBD的华贸中心驻场主持了半年，观众都是精英人士，吃牛排、喝红酒，“一帮穿西服审视你的人”。有一场长江商学院的同学聚会，顾客包了一张大长桌，请来专门的厨师、吃固定的餐饮，和脱口秀的气氛完全不搭。杨蒙恩和几位演员轮番讲了一些下里巴人的段子，胡同串子、租房隔断、共享单车，“下边坐的人都懵了”。

这段经历大大提升了杨蒙恩对冷场的承受力，后来他写了很多关于资本和阶层的段子，吐槽甲方、调侃装腔作势的伪精英。

有一次，周奇墨在酒吧里给一家公司演出，他在台上讲，台下吃着饭，推杯换盏。讲到一半，有个人站起来上厕所，走到他身后，“啪”地拍了一下他的屁股，对他一笑，走了。“当时你得讲下去，你还不能翻脸，你还得调侃被拍了屁股这个事情。”周奇墨平静地回忆，“那是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

“逃避，所有人都在逃避”

2020年疫情过后，剧场刚开放，呼兰戴着口罩去讲脱口秀，观众也戴着口罩，稀稀拉拉坐不满。他难得感受到做喜剧的使命感，“大家已经好久没笑过了，那种压抑，我能感觉到他们觉得笑是一件有负罪感的事情。但你还是得继续演，尽可能地让大家笑。实话实说，我自己也好久没笑过了。”

开场的分寸感很难把握，大环境是回避不掉的，既不能沉重，也不能轻浮。呼兰讲了一件事：我看新闻难受，通过打游戏麻痹自己，经常一打就打到凌晨四五点，我家隔壁楼后有个非常好吃的包子铺，我连着好几天六点钟准时在他家买包子，老板就说，“这个年轻人生活作息好健康”。这是真事。

杨蒙恩一度很害怕，他担心，“社会氛围再紧张一点，大家不去想搞笑这件事了，怎么办？”

演出关停了大半年，很多演员憋在家里写了一些关于疫情的段子，等演出恢复后上去讲，发现观众并不爱听。周奇墨揣摩，“那是一段大家都想远离的记忆，可能大家还在这个情绪里，就像二战刚结束你没有办法讲犹太人的段子，但是过了几十年现在就可以随便讲。”

喜剧总是与时代情绪息息相关。20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卓别林的喜剧默片达到了巅峰，影射、反讽资本家的《猫和老鼠》大受欢迎。过于紧绷的社会环境也会扼杀喜剧，华人脱口秀引进者黄子华28年来讲了17部“栋笃笑”，2018年决定收官。

呼兰总希望讲点更深刻的东西，而不仅是笑完就忘的快消品。今年他遇到了创作瓶颈，一篇稿子改上三十几遍，他在节目里尽力表达了对互联网的憎恶、中年危机这些主题，总觉得笔力不及。他愿意讲这个世界的荒诞、讲自己的虚无主义，“但如果我没有办法讲得好笑，我就会对不起他们”。

采访时，呼兰把双腿往沙发上一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还是挺希望你给我们写得深刻一点，其实我一直觉得脱口秀，它不是嬉皮笑脸，也不是小丑的事情。我拒绝轻浮的调侃，它是有重量的。”

承载严肃话题对中国脱口秀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很多演员讲的都是不痛不痒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涉及社会议题，拆迁、外地人、户口、教育，观众都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讲这个，好严肃，你能不能讲点开心的？感觉大家不是很关心社会，关心社会的人都在微博上。”周奇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逃避，所有人都在逃避，躲避严肃的社会话题。你只能讲杭州一老汉前两天狗丢了，结果这老汉的狗走了八百里，自己找回家，你说奇怪不奇怪？”

周奇墨早期试过在舞台上扮演愤怒人格，比如他观察到人们总是在外吃外卖不好吃时，才开始念及亲情——“没有我妈做的好吃，”他生气地吐槽，“你一年就想你妈这一次，就是在你觉得她做菜好吃的时候，我想我妈了，我爱我妈。”观众听完呆住了，大概知道他在讽刺，礼貌性地鼓鼓掌。

观众笑不笑就是唯一的标准，市场仍在培育阶段，观众就是奔着乐呵来的，不好笑就走了，尤其是拼盘式的演出，每个人只讲十几分钟，一个演员不好笑，观众就开始惦记下一个了。

澳大利亚脱口秀演员汉纳·盖茨比在自己的告别秀上进行了控诉式的讲演。她是同性恋者，童年遭受性侵，她痛斥作为女性所遭受的欺辱，不再用笑话包裹它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观众是挺自私的，他不希望帮你承担情感上的负担。”周奇墨欣赏汉纳·盖茨比的控诉，“意思是，你们也要负担。”

但中国演员不敢跟观众对抗。“观众也经不起对抗，能接受冒犯的东西太少了，怎么对抗？对抗完自己都没观众了。”周奇墨想象，如果他讲了30年还是这样，永远不挑战观众现有的认知，那就太没劲了。“他们来这看演出也挺没劲的，只是过一种情绪上的瘾。”

杨笠在脱口秀里讽刺男性，得到了两极反应，节目播出第二天，双胞胎演员颜怡、颜悦对她说，“我们很担心你。”听完她就哭了，双胞胎也哭了，三个女孩哭作一团。杨笠一遍遍在媒体采访里解释：我不想攻击和伤害任何人，也不是真的想把男女对立起来，那只是我的一个角度、技巧，只是在讲我的观察。

脱口秀的本质就是冒犯。用何广智的话说，“喜剧里面必须得要有一个人受伤”，但演员们必须小心翼翼走在分寸感的钢索上，努力不去真的得罪谁。去年有位演员交上去的稿子，抱怨自己的母亲，有一次在屋里换裤子，突然闯进来叫他吃饭。节目组出于安全考虑最终拿掉了这个段子，因为“不该这么说妈妈”。

周奇墨在节目里讲姐弟恋的段子：他喜欢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再这样找下去，等有一天他老了，女朋友已经是老太太了，出门前得大声喊，我给你蒸了个鸡蛋羹，你不是牙口不好吗？表演完以后，导师席上的杨天真和罗永浩说这一段让他们不舒服，冒犯女性。

杨蒙恩同意电视节目是为大众服务的，取最大公约数无可厚非，相当于迪士尼乐园，“老少咸宜，一定要合家欢”。但他盼望在线下的剧场里，进来的观众愿意默认一种契约：我会使尽各种方法逗你笑，你不能因为我的一些方法，或你认为和剧场外的世界观相悖，因而对我产生怨恨，甚至是事后报复。

他讲情侣的段子，有人说冒犯了广大的情侣群体。他曾在剧场里说了一句脏话，事后有观众在微博上讨伐他，还@他，“我就觉得有些荒谬。”

2020年底，《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收官，线下脱口秀市场迎来了繁荣。演员们暂时摆脱了演出停滞半年多来的焦虑状态。 （笑果文化供图/图）

“我不是来当小丑的”

荣荣以前带过一二线的当红女星，基本都是能说会唱、形象好、能演戏。脱口秀演员的技能则有局限，外形条件最好的，放在娱乐圈里也不过尔尔。

她最近接到一家公司内部直播的邀约，什么也不介绍，就让她派一个脱口秀演员，还得有知名度。“你这种舞台连是什么都不说，就让脱口秀演员去表演，根本不尊重他们。”

虽然节目的影响力不错，靠谱的项目邀约依然不多，影视剧不太可能，最好的就是综艺节目邀请。哪怕是谈话节目、演讲、直播、论坛，大多也只想让脱口秀演员搞笑，要求说观点的同时抖个包袱。荣荣很无奈，“人家是要创作的，要抓破了脑袋写稿的，哪有一个开关说，‘来吧，你开始（搞笑）’，对吧？谁都没有这个义务来逗你笑。”

荣荣会尽量和主办方沟通，能不能不强求搞笑，让他们单纯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作为前程序员，呼兰受邀参加人工智能大会，有评论质疑：现在人工智能都开始请脱口秀演员了？他不服气，“就想告诉他，即使是聊这些东西，我一样比你专业，我不是来当小丑的。”

周奇墨的北京同行们，没有上节目的机会，就想各式各样其他办法来让人看到：拍Vlog、做短视频、做直播、做播客。有时候稍有一点影响力，但也不会太多，“所有人就在想我下一步干什么，你做一种尝试，会发现那种尝试又是徒劳，你很迷茫：我是要再坚持一期，再坚持十几期，就能出圈？”

周奇墨打了个比方，“你感觉自己像一个苍蝇一样，你想往前飞，但是每次都撞到玻璃上。”

呼兰特别讨厌“出圈”这个词，“这就是一个特别功利性的词”。人们互相祝贺，某某言论又出圈了，“像骂人一样。”呼兰说，“我讨厌出圈，我讨厌热搜，我讨厌所有这些。名、利我不拒绝，但我就特别讨厌以这个东西为评判标准，又反过来解读你说的话。”

周奇墨感到疑惑，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会只出来两三个人。“说唱、相声、街舞，都能说出来一些名字，但是脱口秀就李诞、池子。”李诞其实也志不在此，他写小说，靠综艺节目挣钱，“但是底下那批真正喜欢的、非它不可的人，他们反而没有出路。”

回到北京，他发现大家的状态都是“憋得慌”。“就我天天这么讲，什么时候是个头？没有出路，我就一直这样讲下去吗？一场一场？”

上海脱口秀演员的境况要好一些。2019年底至2020年初，笑果开了近三十场巡演，不少演员已拥有个人专场。

但这个行业还太年轻。杨蒙恩认为脱口秀在中国还不能被称为行业。美国脱口秀有成熟的产业链，演员可以出专场、开个人节目、拍电影，转型尝试多种喜剧类型。他忧心忡忡，“你不能一辈子讲脱口秀，你至少要做出一个称得上是作品的东西，也许是一部剧、一个秀或者什么。”

2020年9月，《时代》周刊将亚裔脱口秀女演员黄阿丽选入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她挺着孕肚，愤怒又幽默地痛陈作为母亲和女性的私密痛苦，拓宽了女性脱口秀表达的边界。非裔演员大卫·查普尔获得马克·吐温奖，被视作大师级的喜剧人物。已故演员乔治·卡林凭借喜剧专辑，生前赢下四座格莱美奖。

杨蒙恩认为，“国外脱口秀演员达到顶峰的位置，是国内永远达不到的。国内可预见的天花板很低，开一个小剧场赚一些能够让你达到小康的钱，都不用说国外，黄子华那种一呼百应的场面都达不到。”

杨蒙恩讲了三年就入选节目，他觉得太快、太幸运了，自己的根基很浅。他见过很多人讲不到一年，很快就会去其他综艺节目里露脸，脱口秀不过是露脸的机会之一，之后就消失了。他相信时间会把一些人淘汰掉，“因为喜剧一定是一个慢活”。

周奇墨发现，每一个演员在后台候场时，没有人是快乐的，都是紧张、期待、焦躁，上台后的前5分钟都是如此，直到观众喜欢你的表演了。表演结束后，演员要面对的新问题是明天讲什么，怎么写出新段子。“所有喜剧演员都一直处在一个不断被评判的环境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创作的焦虑、别人对你评价的焦虑、生存的焦虑，这三种焦虑交织在一起。”

这些脱口秀演员中，谁是真正快乐的人成了一大谜团。有人说是呼兰，呼兰的确把脱口秀看作玩乐，干个两年，玩够了，就干别的去了，他比很多孤注一掷的人更松弛。

很多演员觉得杨蒙恩是真快乐，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有一种“精神胜利法”，想象一个极其长远的目标，来消解眼下的焦虑。他的目标是主持奥斯卡，“没准真有戏我跟你说。”他设定了五步走的计划，第一步是学好英语。

“你的第一步完成得怎么样了？”南方周末记者问道。

“这不还没开始学呢。”

杨蒙恩和杨笠是好朋友，相识于在北京线下勤勤恳恳跑剧场那会儿，他们经常夜里讲完就去三里屯蹦迪，出来凌晨四点，天快亮了，然后就去吃个面，一边吃一边对脱口秀行业的未来指点江山，甚至国内的都不屑于指点了，要讨论一下路易·C·K新开的专场，哪哪不好。

“我们俩经常会把自己聊成天下无敌，无限地自满，开心地离去。感觉中国喜剧就是在我们俩的探讨之下，迈进了更新的一步。”杨蒙恩抛了一个梗，大笑起来。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