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18日，由管虎执导、华谊兄弟出品和发行的电影《八佰》两次点映，迎来了疫情后观众的观影热潮。14日，《八佰》上座率是同日《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4倍，刷新了国产影片点映场的多项纪录。截至8月20日，《八佰》点映票房累计突破2亿，超过了影院复工以来全国累计票房的1/5，是近一个月票房贡献最高的一部电影。

或许，是影片中的生死存亡唤起了经历新冠后对于灾难的共情；或许，是近期美国政府肆意打压中国科技企业激发的人们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社交媒体上很快被观影评论刷屏。但不管怎么说，能够引起人们情感的波澜或理性思考，证明它还不失为一部值得一看的影片。

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是1937年上海淞沪抗战的最后一役——四行仓库保卫战，八十八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300余壮士，扼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20万日军和飞机、火炮和机枪猛烈攻击，中国守军浴血奋战四昼夜，完成了掩护友军撤退任务后，奉命撤离。10月27日至30日，在一河之隔的公共租界众目睽睽之下，这场艰苦的战斗打了四天四夜，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不曾忘记那场壮烈的战役，以四行仓库保卫战为题材的影视剧不断被翻拍，比如，1938年、1975年分别在大陆和台湾上映的同名电影《八百壮士》，2011年、2014年播出的国产电视剧《铁血壮士》《血战淞沪》，等等。但是，这些影视剧基本上都是表现中国军人血性、纯粹的战争题材作品。而《八佰》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所呈现给观众的不止是战争的残酷、军人的英勇，还有丰富的社会场景、政治博弈，以及生死存亡面前的人性挣扎。

对此，导演管虎也毫不讳言，十年前，管虎的妻子、制片人梁静听说管虎想拍《八佰》时就问他，“你那么喜欢历史，有那么多战争片可以拍，为什么就是《八佰》？”管虎说，这是唯一一场有观众的战役，虽然战役就四天四夜，但是作为创作者，他很想知道观众的心态是什么。管虎的问题意识也是本文想要讨论的主题：晚清到民国以来，中国大众公共精神的培育，以及这种精神所赖以生长的社会土壤，是怎样在近现代特殊的历史脉络中发展的。

影片中，淞沪会战后的上海，黄浦江畔残垣断壁、一片狼藉，虽然这里打了三个月的仗，但是苏州河两岸俨然两个世界：一边是惨绝人寰的战争地狱，一边是歌舞升平的人间天堂，华界和租界构成了极强的反差。四行仓库保卫战打响前，尽管战火已经烧到了家门口，但租界里的华人习惯了在殖民者保护下苟且偷安，牌照打、舞照跳、戏照看，赌场照常开门，仿佛国家存亡与自己毫无关系。华洋隔河观战，恐怕是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

但是，随着战事吃紧民众的心态在悄然变化。日军的飞机大炮和机械化部队疯狂进攻，四行仓库里的中国守军殊死抵抗，他们在用自己滚烫的鲜血和年轻的生命，保卫这块土地上随时可能葬送的和平。士兵身绑炸药纵身一跃殉国的场面，无不刺激着对岸国人的神经，租界里的华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加入到声援抗战和筹军募捐的队伍当中。

当然，在真实的历史中，这种民众态度转变不可能发生在数日之内，电影不过是历史的艺术浓缩。但是，上海这座城市在近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参与包括慈善事业在内的公共事务的经历，他们的公共精神也在不断发育。在侵略和反侵略的斗争中，这种精神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这一点倒是《八佰》提醒我们值得注意的有意义的话题。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随着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企业，以及缫丝、棉纺、面粉等实业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发展，吸纳人口的能力非常强。1843年上海城市人口约20万，1900年超过100万，1930年314万。移民中多是周边省份来沪谋生或避难者，他们来的时候都是投亲靠友，而后依靠地缘、业缘，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会馆、公所。20世纪30年代，上海会馆、公所数量达到高峰，总数约有400多个。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今天的NGO，它们是沟通官府与民众的第三部门。

近代上海城市中许多事务，是以前中国城市中所未曾有的，诸如桥梁建设、市政管理、疾病防治、垃圾处理、居民纠纷等事务。但由于上海县官员人数很少，仅设知县一人、总管一县之治理，下置县丞、主簿、典史各一人。整个政府机构极为简单，官员既少，经费更是奇缺，完全不能适应上海这样现代化的城市管理需要。其结果，就是会馆、公所这些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大发展，其职能从祭祀先人、联络乡谊、节庆丧葬，扩展到举办各种慈善事业、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相当于一个半自治机构。

近代上海有难以计数的民间赈灾机构，每遇各地发生大的灾荒、战事，上海绅商就通过这些机构参与赈灾活动。比如著名的上海赈公所，1879年解往直隶、河南、陕西、山西四省灾区的赈款就达50万两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的慈善组织在管理上日趋规范，慈善活动更加有效。截至1937年，上海市政府有案可查的各类慈善组织有200多家，参与人数和资金数额均创新高，尤其在租界和闸北的慈善组织分布较密。

以影片背景淞沪会战为例，上海各界积极进行募捐活动，至1937年9月10日，上海各界救国捐款150多万元，此后改为认购救国公债，仅一个月，全市认购救国公债1900多万元。同时，还有大量民众从事战地服务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淞沪会战期间共有8200多名伤兵及难民得到上海市民团体的救护。影片中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勇敢地用油布包了一面大国旗，在枪林弹雨之下，跳入苏州河，泅水到达对岸，亲手送到国军手中。这个片段就是当时爱国群众志愿抗日的生动写照。

此刻，慈善已经不是个人基于利他精神对不幸者的救济行为，而是指向了为实现公共利益的志愿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慈善才被称为公益，它具有培育公共精神的功能。当一个民族遭遇外敌入侵时，这种公共精神就会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托克维尔称为“理智的爱国心”，它与个人权利联系在一起。在《论美国的民主》这部经典中，托克维尔区分了两种爱国主义：

有一种爱国心，主要来自那种把人心同其出生地联系起来的直觉的、无私的和难以界说的情感。这种本能的爱国心混杂着很多成分，其中既有对古老习惯的爱好，又有对祖先的尊敬和对过去的留恋。怀有这种情感的人，珍爱自己的国土就像心爱祖传的房产。这种爱国心，在宗教虔诚的鼓舞下，往往更加炽烈。这时，人们会创造出奇迹。这种爱国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它不做任何推理，只凭信仰和感情行事。

同所有的轻率的激情一样，这种爱国心虽能暂时地激起强大的干劲，但不能使干劲持久。它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以后，往往便任其于安宁中衰亡。

另有一种爱国心比这种爱国心富有理智。它虽然可能不够豪爽和热情，但非常坚定和非常持久。它来自真正的理解，并在法律的帮助下成长。它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但在掺进私人利益之后便会消减。一个人应当理解国家的福利对他个人的福利具有影响，应当知道法律要求他对国家的福利做出贡献。他之所以关心本国的繁荣，首先是因为这是一件对己有利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电影演到最后，四行仓库对岸的人群中，每一个人都对八佰壮士致以崇高敬意，国民党左派元老何香凝女士说了一句话：“若国人皆如此，倭寇何敢？”此后的八年抗战中，历史见证了何香凝女士的这句感慨。在《八佰》全国公映之际，当我们走进影院重温淞沪抗战中八佰的英雄壮举，感受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爱国主义的洗礼时，别忘了影片精心刻画的八佰对岸的亿万民众，回到他们生活真实的社会场景，思考“理智的爱国心”的真义，或许不辜负这部电影创作者的一番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