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出圈路

本刊记者/李静 仇广宇

“你们的票太难买了！”9月20日晚上，上海新天地笑果工厂演出的主持人刚走出来，底下的观众就喊了出来。

“我花800从黄牛那买的，听说还有炒到一两千的。”后排一个男观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笑果”微信小程序上，这场演出的票价为220~280元，不过目前可以查询到的所有演出场次，均显示“已售罄”。“确实是很难买，” 笑果文化首席编剧程璐为难地说，“我最近天天要拒绝很多向我求票的朋友，我也要不到票啊，太难了。”

而就在2013年底，程璐和其他几个脱口秀演员在深圳一个酒吧演出，下面还只有4个观众。

“以前我们演出总是要给观众普及什么是脱口秀，刚开始可能用两三分钟的时间介绍这是个啥，现在不用了，只要一个演出打了脱口秀三个字，就有人买票。”活跃在广深的脱口秀演员皮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过六七年时间，这个在中国国内原本冷门又小众的艺术形式已经登堂入室，一票难求。伴随着一家自带流量的行业公司“笑果文化”，一批现象级综艺节目“吐槽大会” “脱口秀大会”和频繁上热搜的演员，脱口秀已经成为中国喜剧大家庭中最年轻却已独立撑起门户的一员，与在中国本土传承已久的相声、小品呈鼎立之势。

一场白宫的表演

中国人第一次发现脱口秀和自己有关，还要追溯到10年前。2010年3月17日，在一家跨国制药公司工作的生化博士黄西受邀在美国白宫举办的记者年会晚宴上表演脱口秀。那场秀的视频通过互联网迅速传回了国内，黄西因此在华人世界一炮而红。

“一夜之间，邮箱里都是国内发来的邮件。我还挺奇怪的，国内会知道这事？我以为直播完了就算了，结果没想到（国内）还有人看了。”黄西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据我当时了解，当时国内还没什么脱口秀。”黄西不知道的是，他那场表演给一些正站在脱口秀的门口向内张望的年轻人极大鼓舞。

2009年，程璐还是个在公司里能用几个段子和模仿就把同事逗得前仰后合的翻译，平时在网上看黄子华的“栋笃笑”，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因为有语言优势也常看国外的“talk show”和“Stand-up comedy”。有一次偶然在豆瓣上发现深圳有家脱口秀俱乐部，开始有一搭无一搭地参加俱乐部的线下活动。

这家名为“外卖”的脱口秀俱乐部，是来自香港的TakeOut Comedy脱口秀的分支机构，也是中国内地第一家脱口秀俱乐部。2010年，俱乐部组织会员到香港兰桂坊看了一场美国职业脱口秀演员的表演。那场表演让程璐非常震惊，因为“差点笑死了”。程璐记得，自己捂着笑疼的腮帮子和肚子从兰桂坊的台阶边往下走边琢磨，现场的脱口秀表演居然这么厉害。

紧接着，黄西在白宫的演出视频就传到了中国。与好莱坞那些又跳又闹的脱口秀演员不同，他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讲，他的表演给了程璐这些中国第一批接触脱口秀的人“很大的刺激，大家都欢欣鼓舞”。原来，“美式脱口秀也并不一定要很疯，不一定要表演能力很强，只要把文本写好，稳稳当当站着照样可以成为很厉害的脱口秀演员。”

从那之后，程璐每周都去俱乐部，有意识地多上台多练习，利用翻译工作以外的时间多写东西，开始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后来，黄西出了书并且回国发展，程璐和俱乐部的成员都去过黄西的签售会和分享会。但黄西在央视主持的节目《是真的吗》却并没有他的白宫脱口秀那样受到欢迎，他的美式幽默到了央视的节目中似乎有些水土不服。被誉为“华语脱口秀第一人”的黄西的确给尚处在萌芽阶段的中国脱口秀上了一课，但日后扛起脱口秀大旗的却是一个小眼睛的内蒙古青年。

2010年，李诞正上大学二年级，喜欢文学，不惜坐几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广州赶到北京，只为看一眼在北京开讲座的作家阿城。当然，他也喜欢脱口秀，最爱看的是《宋飞传》。在片中，美国脱口秀演员宋飞扮演自己，每一集演到一半，宋飞就出来讲一段脱口秀，然后再接着演，这种形式让李诞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回想起自己小学时看过一个早已忘记名字的动画片，形式就是模仿《宋飞传》。“机缘巧合，我接触脱口秀其实非常早，是在小学，看到这个动画片里的小孩模仿宋飞。”李诞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闲暇时，李诞创建了一个微博ID叫“自扯自蛋”，在上面发一些自己写的小段子，吸引了不少粉丝。那时，距离将李诞拉入脱口秀这一行业，让他与和日后的好友兼搭档程璐、王建国相遇的节目《今夜80后脱口秀》开播，还有两年。

他们没了脱口秀是要死的

脱口秀是典型的舶来艺术，起源于英格兰，兴盛于美国。但在进入中国时，阴差阳错地犯了个翻译上的“错误”。脱口秀的翻译来自“talk show”, 亦称为谈话节目，在美国对标的是《艾伦秀》《今夜秀》，国内的“talk show”节目有《鲁豫有约》《金星秀》等。“stand-up comedy”直译为“站立喜剧”或“单口喜剧”，它的舞台形式极为简单，一个人、一支麦逗乐全场，叙事的基本形态为笑话或段子，取材多为自己对于过往经历和当下生活的情绪感悟。中国的脱口秀实际指的就是“stand-up comedy”。

中国第一档真正意义上的“stand-up comedy”节目为2012年5月开播的《今晚80后脱口秀》，也正是这个节目的名字使得“stand-up comedy”这种艺术形式以“脱口秀”的名称在中国将错就错了下去。

几年前，程璐和王建国曾很努力地想把这个“错误”改过来，让大家认识“站立喜剧”，但现在他们已经放下了这个执念。“到底应该叫什么已经没必要再纠结了，重要的是大家已经认可了这种艺术形式，市场也接受了。”程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今晚80后脱口秀》由相声演员王自健主持，一开始，很多人认为脱口秀就是单口相声。其实，脱口秀与单口相声有本质区别。在程璐看来，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单口相声更多的是在表演，内容也是相对固定的桥段，而脱口秀是讲述自己的生活。

“中国的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观众大概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换成脱口秀演员登台，观众可能连一点概念都没有。”黄西说。他认为，脱口秀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没有地域性。

所以这种形式可以在城市里火，属于城市文化，“相声没有京腔的话没人看，但脱口秀啥口音上去讲都行，玩的是个人亲身经历，是每个人对这世界比较独特的看法，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普世的。”如果说相声是码头文化和天桥文化，那么舶来之后的脱口秀天然就是都市化和互联网化的。如果说传统喜剧艺术注定是分南北的，郭德纲和赵本山难以取悦南方观众，海派清口和栋笃笑又让北方人颇为费解，那么脱口秀就成为了弥合南北的通吃型喜剧，而相比于小品那种典型的晚会型模式，脱口秀显得随意太多。换句话说，脱口秀比需要历经多年训练甚至需要童子功的传统曲艺更加自由，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如此，它让表演者和受众都感到亲切，说的是具有共同经验的生活。普世化的槽点，易于互联网传播的形式，所有人皆有可能参与的低门槛，像是损友间用吐槽拉近距离的聚会一样的表演形式，注定在这个流动频繁、与互联网伴生的时代备受年轻观众欢迎。

李诞大学毕业后，到广告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朋友介绍进了《今晚80后脱口秀》担任编剧。很快，程璐也加入了创作团队。在程璐的印象中，李诞极具天赋，“他想段子也太快了！一会就说出一个来，他可以一直说，说着说着稿子就成了，效率极高。”没过多久，李诞的表现力也展现了出来，他从王自健口中的“我的一个朋友蛋蛋”逐渐走向台前，自己讲脱口秀，慢慢找到了表演的感觉。这档深夜播出的节目，也为中国的脱口秀培育出了第一批观众。

尽管电视观众得到了脱口秀的启蒙，线下的脱口秀演出仍然处于蛮荒时代。2013年底，还在深圳一家电信公司上班的皮球看了一场免费的只有4个观众的脱口秀开放麦。开放麦指的是脱口秀演员打磨段子的表演，通常免费或票价极低，演员有现在均已成名的程璐、梁海源、张博洋。皮球很快成了他们的固定观众，平时跟着他们一起玩，也尝试自己说脱口秀。

“那时候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演出的酒吧后来不让我们演了，说‘你们讲的挺尬的，又没有观众’，就把我们轰走了。”皮球说。之后，这些热爱脱口秀的年轻人的开放麦只能租写字楼的会议室，租金演员们平摊，做一次开放麦不但没有收入，每个人还要倒贴20块钱，即便是这样，也依然没什么人看，演员比观众还多。每一两个月，他们也会组织一次售票的商演。皮球回忆：“票价大概是80，在各个渠道也卖得很艰难，经常打折，送很多赠票。”

在李诞眼中，那时的自己对脱口秀的热爱比不上程璐、梁海源这些朋友，“他们是疯的，他们没了脱口秀是要死的。”

当时业已成名的黄西已经回国，经常在微博上推这些这小俱乐部的演出。为了支持这些年轻的中国脱口秀演员，他常在自己演出前让他们做开场，“叫他们体验一下在大场合怎么讲脱口秀”，后来在北京创立了单立人喜剧俱乐部的“石老板”、创立了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的“西江月”等人都被他提携过。黄西记得，这些年轻人对脱口秀非常有热情，有一次在北京演出，几位国内的脱口秀演员在方家胡同一个垃圾桶旁边，拉着黄西一直问：“在美国，脱口秀演出是怎么办的？”“开放麦大概的形式是什么？”“主持怎么弄？”黄西就站在那里，把美国脱口秀的经验给他们讲了一遍。

其实，那时候黄西自己演出的场合也不固定，有时候甚至在四合院里面演。有一次，他在某个四合院里说脱口秀，旁边就是“妇联”，还有居委会。他讲完后，一个大妈举起手，黄西以为她对脱口秀感兴趣，觉得挺好，结果，大妈问：“你说我儿子到底该不该出国？”

吐槽大会

2014年，《今晚80后脱口秀》总导演叶烽办婚礼，曾同在湖南台共过事的老朋友贺晓曦赶来参加，俩人商量着一起干点大事。当时，互联网等领域的内容产业分众趋势明显，但是电视媒体??领域里，垂直类内容一直没有做起来的。贺晓曦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我们都觉得电视的垂直类内容该有一些产业化运营的机会了，具体要做什么当时还没太想好，但是不做什么想好了。一是不做喜剧之外的事情，二是不做不长线的事情。”

同年，笑果文化在上海成立，李诞成为股东之一。随后，程璐、王建国、池子等《今晚80后脱口秀》创作团队的成员纷纷加入，笑果文化的团队很快搭建了起来。以脱口秀行业为目标，聚合资源，做深度运营的探索和尝试，似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个行业公司。” 笑果文化CEO贺晓曦说，这是公司成立伊始他们集体给自己定下的方向，“我们肯定不止做节目制作公司，这是湖南电视台当初教育我们的，一定要做产业。虽然没有特别弄清楚行业公司要怎么做，但脑子里有这样朦胧的一个概念。”

公司刚成立时，大家的主要工作仍然是给《今晚80后脱口秀》供稿，公司自己的第一个项目该做什么，灵感来自于另一场婚礼。

2015年，程璐和脱口秀演员思文结婚，俩人琢磨着借婚礼和圈内的朋友们聚得有创意一点，请大家吃饭太普通了。当时正赶上贾斯汀·比伯出演了《喜剧中心吐槽大会》，这个节目随后被脱口秀译者“谷大白话”翻译并在国内传播开来。程璐夫妇很喜欢这个创意，于是找了几个比较熟的圈内朋友，拉了一个名叫“婚礼吐槽大会”的微信群，和大家商量仿照贾斯汀·比伯的节目，做场对观众开放的婚礼吐槽大会。

在吐槽大会上，程璐和思文是主咖，来参加吐槽的演员朋友在吐槽他俩的同时互相吐槽，尺度全开。程璐本来有点担心这种形式大家接受不了，事先在群里立了规矩：不准翻脸。没想到的是，效果意外地好。当天观众满座，气氛热烈，还有人赞助了啤酒，互相吐槽的朋友们不但没翻脸，关系反而更亲近了，所有人都很兴奋。

这次的成功试水，让笑果文化看到了“吐槽大会”这种形式的市场价值，紧接着，他们在线下又做了几场演出，仍然成功。贺晓曦说：“我们确定年轻人喜欢这种??娱乐消费产品，而且这个产品会产生很强的社群感，给我们带来广阔的运营空间。怎么去推广它？当然做一档节目是比较快的推广方式。”

由种子萌发为线上的综艺节目并不容易，首先是艺人的邀请，尽管近两年已有不少明星敢于在公众面前放下身段以“自黑”显示自己接地气，但在当年，在一档节目中接受颇为激烈的吐槽，并没有几个人愿意这样被“冒犯”，播出平台也对这种形式拿不太准。但贺晓曦相信，“好的内容哪怕当时给人看了，人家没有马上做出什么决定，但它一定会产生很好的连接”。

做好样片，笑果本想请王思聪做嘉宾，但联系之后并没有得到回音。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就在笑果团队四处找人看样片时，王思聪主动联系上了他们，不是上节目做嘉宾，而是直接投资。不但如此，王思聪向很多平台推荐了这档节目，还出来给《吐槽大会》站台。

最终，《吐槽大会》于2017年1月正式登陆腾讯，播出三天即达到3000万点击量，截至2017年3月节目收官，《吐槽大会第一季》总播放量达到14.5亿，单期播放量最高破2亿。在微博上，以“吐槽大会”为主话题的阅读量为11.3亿，讨论量超过161万，并多次登上微博热门话题榜。

脱口秀在中国发展了近十年，直到《吐槽大会》的出现，才真正把它引向了更广阔的大众视野。李诞也凭借在节目中的出色表现而走红，成了家喻户晓的脱口秀明星。当年4月、5月，笑果文化又相继完成华人文化、南山资本、天图投资、游素资本近2亿元融资，成立不过3年估值已达12亿，脱口秀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节目模式和一个成功的生意。

脱口秀大会

2017年，已经入行两年一直在北京表演脱口秀的周奇墨感觉市场开始变暖了。之前，他和“石老板”一直是北京唯二的全职脱口秀演员，日子过得很艰难，赚得最少的一场演出，只有16块钱。很多时候，商演和开放麦都需要演员们自己去攒。

2017年初，《吐槽大会第一季》播出后大获成功，资本开始涌入脱口秀的蓝海。“石老板”拉来了一笔200万的投资，创立了单立人喜剧脱口秀俱乐部。“单立人”请了一些演员，其中就有周奇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之后，北京这方面就开始走上了比较正规化的演出模式。开始比较有目的、有长期规划地经营线下演出了。”

也是这一年，从一家设计学院毕业后换了很多份工作的河北姑娘杨笠，看了《吐槽大会第一季》，对脱口秀产生了兴趣，于是去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看了一场线下演出，“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难，我也能干。” 杨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于是顺理成章成了脱口秀演员。不过，收入并不能养活自己，一次演出能赚200元，一个月最多只有十几场演出，日常开销还得依靠以前的积蓄和家人赞助。

给整个行业带来了深刻影响的《吐槽大会》在第一季火热收官后，却并没有急着录下一季，而是在几个月后，推出了《脱口秀大会》。从纯经济角度看，在一个节目正火的时候暂停，无疑不划算。“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定义为行业公司，我们就是想跟大家讲，这种多元态的表达才叫??脱口秀，不仅仅是吐槽，思文、Rock、韦若琛那样的表达都是可以被称为脱口秀的。” 贺晓曦说，“我们是站在10年、20年以上的维度去考虑事情，我们要去培育这个行业，以获取最长线的收益。”

《脱口秀大会》挖掘了很多线下的素人脱口秀演员，与《吐槽大会》吐槽明星嘉宾不同，将槽点转向了社会。年轻的素人脱口秀演员们用段子讲述着自己对生活、职场、前途、理想等复杂社会问题的困扰和担忧，由于是通过网络放送，尺度比电视节目略大，节目中的内容唤起了观众极大的共鸣。池子、庞博、王建国、思文等人的表现越来越出色，他们和李诞一起，将中国的脱口秀文化进一步丰富了起来。第一季节目和《吐槽大会》一样大获成功，2017年10月收官时播放量突破十亿。

就这样，《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成了脱口秀的两个知名IP，一季接一季地顺利滚动运转了下去。李诞作为其中最核心的脱口秀演员和节目幕后推手，成为大部分观众眼中脱口秀最具代表的人物。

2017年，来自内蒙古的杨蒙恩跟家里人说，自己打算在北京加入一个脱口秀俱乐部时，他的妈妈问他：“脱口秀？是不是李诞那个？那你是和李诞在一起吗？噢，不是？那你以后是不是跟他在一起？”杨蒙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他妈妈那样的普通观众而言，“脱口秀就等于李诞，李诞也等于脱口秀”。

线上节目的成功把线下演出迅速带入了春天。2017年，皮球辞去了电信公司的工作，成为全职脱口秀演员。他说，原本一周一次的开放麦只能来十几个观众，但《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播出的那三个月，每次会来60、70个观众，深圳开放麦的频次也从一周一次变成了一周三次。在黄西印象中，刚回国演出时，“放眼一看，观众几乎是同一个类型的人，基本都是大学生、白领。但最近这两年，上了一些年纪的或者有些小孩也都来看，这说明大家对这种娱乐形式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了。”

2019年，《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播出后，全国脱口秀厂牌出现爆发式增长。皮球记得，在那之前虽然演出观众比以前多，但厂牌一直比较稳定，北上广深每个一线城市有三四个，在2019年之后，深圳、广州差不多接近10个厂牌，上海一下子接近二十个，青岛、沈阳、西安、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二三线城市也出现了脱口秀俱乐部，全国大大小小的脱口秀厂牌已有五六十个。

接住流量

2018年年底，杨笠和杨蒙恩先后南下加入了笑果文化，他们赶上了好时候。2019年，笑果文化成立了新部门“演艺中心”负责线下业务，开始尝试多种线下新喜剧表达形式，并开始建自己的剧场，杨笠和杨蒙恩有了更多演出机会，再加上给综艺节目作编剧，尽管那时他们都还是不为人知的素人演员，但脱口秀已经给他们带来了稳定且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

这一年，也让入行已7年却自认为对脱口秀不足够热爱的李诞，对脱口秀产生了热爱，这种变化源自于接连不断的线下演出。

2019年5月，笑果接下了位于上海襄阳北路的最早的美式喜剧场所“山羊Goat”。7月，第一家“笑果工厂”在徐家汇开业。这两个自营脱口秀剧场，除了周一休店，每天都有开放麦或脱口秀演出。所有演出票都在笑果自己开发的小程序上出售，但售票只是笑果小程序的功能中的一项，所有对脱口秀感兴趣的观众还可以在“我要报名”板块里申请在“开放麦”上场主持或是尝试表演脱口秀。

负责线下业务的笑果文化副总裁刘丽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线上节目引爆了受众对脱口秀及脱口秀演员的热情，“我们要做的是接住流量，将观众的好奇转化成为喜爱，再引导他们看线下演出，与演出场景发生互动，小程序有效地把节目平台上的流量导入了笑果自己的‘池塘’，而且粘度相当高，我们筛选出了最垂直、最核心的用户，这些年轻人已经把看线下演出视作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李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笑果第一次做自己剧场，“以前谁也没干过”，刘丽娟和贺晓曦都挺激动，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两个人经常“吵”，“都很崩溃”，于是剧场这一块业务，李诞自告奋勇想要管理。“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我管理的方式也特简单，我就天天去，天天在剧场里待着，然后就演出。”

正赶上去年9月笑果文化要在墨尔本办演出专场，他干脆也借此机会做线下训练，试一些新写的段子。录节目虽然也有现场观众，但李诞觉得小剧场的线下演出给人的物理感觉还是不一样，近距离和观众接触，看着他们被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有种奇妙的反馈，“会让人觉得‘我这么优秀吗’？”这给李诞带来了满足感，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开心”。

在线下脱口秀现场，演员和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感也更强，演员除了讲自己准备好的段子，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就是调侃前排观众，把观众当成演出的一部分。线下演出，演员和观众之间气场的链接，让他们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体。

后来在《脱口秀大会》中被广为人知后，杨笠也坦言，线下气氛更宽松，观众对演员更宽容，“因为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你这个人，你离他很近，大家‘见面三分情’”。不像看节目，“他是隔着屏幕看，对他来说，你只是一个素材一个信息点。”

可以说，要让脱口秀辐射到更广泛的人群，就必须让更多人体验到线下演出的现场感染力，脱口秀演出必须打开它的渠道。经过节目的发酵和线下布局，笑果2019年线下演出的观众人数超过10万，比2017年增长近500％，已有上百位演员登上过笑果的舞台。

演员通过开放麦一遍遍打磨段子，试验观众反应，在此过程中观众也对不断成长的演员有了粘性，还吸引了更多新人加入脱口秀行列。从腾讯视频到微信小程序再到线下演出，笑果这条垂直导流路线打通了脱口秀的底层生态链——线下演出为线上输送人才和内容，线上综艺为演员和厂牌提升流量和知名度。

李诞说，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有观众在看过线下演出后说，“这什么玩意，我也能说”，然后走上台去投入到脱口秀这个行业中来。

刘丽娟回忆，在2019年为第一家“笑果工厂”租场地时，合作方都是怀疑的态度，虽然大家看过节目，但是还是觉得“你们这种演出做得成吗？能做多久？我们这地方很贵的。”今年，有了两个自营脱口秀剧场的成功运作，上海叫得出名的商场都主动来找刘丽娟，“请你带着品牌到我们的商圈来”。

2020年7月17日，247平方米的“笑果工厂”在上海“新天地”开业。刘丽娟说, “新天地笑果工厂”开业仅两个月，盈收已经完成了全年50％的目标，预计再过两个月就会完成全年指标。

向德云社学习

2019年9月，脱口秀市场已经发育到足以把单场常规演出带进大剧场的水平，笑果文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可容纳1200人的剧场开办了脱口秀专场演出。原本计划在2020年开发出在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地的20场全球巡演，结果年初疫情暴发，只能暂时搁置。李诞后来在节目里自嘲说：“我还以为这就是笑果文化2020能遇到的最大的挫折了。我低估了2020，我也低估了这家公司。”

今年上半年，笑果文化遇到了创立以来波折最多的一段时期。元老池子出走、程璐思文离婚、《脱口秀大会第二季》冠军卡姆因吸毒被捕，再加上疫情对线下演出的重创，甚至有人担心笑果还能不能撑下去。

贺晓曦说：“抗拒对未来焦虑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做眼前的具体的事。只要把事情做好，就会回到正轨上。”今年6月，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录制前夕，笑果文化把所有演员召集在一起，验尿，请律师普法，开节目动员大会。李诞在白板上写了四个大字：节目第一。

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节目上，李诞刻意淡化了自己的存在感，让参赛的演员们有更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这一季的赛制，也更加残酷，冲突感更加鲜明。

这些年轻演员没辜负他。9月23日，《脱口秀大会》第三季迎来收官之战，节目播出期间共拿下97个微博热搜，平均每期播放量超1.1亿，数据表现超过了前两季。“女生闺蜜”杨笠、“北大网红”李雪琴、金句频出的杨蒙恩、凭借音乐脱口秀形式夺冠的王勉等一大批新人成了熠熠生辉的脱口秀明星。

刘丽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演员已经不够用了，无论是上过节目的演员，还是在线下演出的演员，演出、商务活动都非常多。笑果文化一共有七八十个职业演员，现在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黄西记得，在美国时，每天晚上在曼哈顿岛看见成百上千个脱口秀演员，从一个俱乐部奔向另一个俱乐部。他现在感觉很激动，因为他看到中国脱口秀正快速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着。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脱口秀环境最好的国家，没有之一，这种条件是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很多只有一年经验的演员一个月就能挣个万八千的，美国很多演员、编剧做了四五年都还没个结果。”黄西说，“中国的脱口秀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但也要警惕发展得过快，毕竟作品还是需要时间来积累沉淀的。”

李诞也看到了市场太热劣币进场的问题，“现在靠脱口秀这三个字就能把票卖了”。“有些人攒局，攒的演员可能刚开始讲一个月，根本就不会，这批观众看完骂着走了，再换一批观众接着卖票。有些人不会说脱口秀，但是心够狠，然后找到心更狠的演出商，组织卖票，就能挣钱了。”

《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收官后，李诞、贺晓曦等几个高管几次开会时都互相反复提醒，“慢一点”，“凡事不要急”，宁可决策的时间更长。“虽然即时的反馈很美妙，但是也会造成迷惑。尤其处在上升期的口碑和反馈过程中，更容易被即时的反馈迷惑。”贺晓曦说，“节目给整个行业带来了红利，我们这个行业公司要做的就是去拓展行业的标准和高度。”

在脱口秀面临困境之际，探索出一条道路，同时还培养出一群可以独当一面、接棒国内脱口秀的年轻艺人。很多人将李诞比作脱口秀界的郭德纲，将笑果文化比作德云社。贺晓曦认为，无论笑果文化还是李诞，都还年轻，和前辈的位置并不一样，但他承认，笑果一直在努力地学习德云社，“他们真的有太多东西值得学习了”。

至于李诞，他似乎并没考虑那么多，“现在在路上随便抓住一个人问，你知道什么是脱口秀吗？他能说出来，这事在短短五年之前还是不成立的。实不相瞒，我觉得我的理想已经实现了。”李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