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导演陈可辛 集体主义使中国女排代表中国 | 读+访谈
反映中国女排40年来奋斗历程的电影《夺冠》,上映3天,票房近两亿。这是一部不需要过多介绍的电影,故事里有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人物。巩俐对郎平的“神还原”,朱婷等女排队员“自己演自己”的惊艳效果,片中反映的时代变迁等,都成为热议的话题。9月27日,《夺冠》导演陈可辛接受线上采访,回应了上述话题。
演郎平,巩俐是不二人选
1978年,改革开放启幕之年。这一年,中国女排出征曼谷亚运会,18岁的郎平开始在国际体坛亮相。观众席上,年仅16岁的陈可辛目睹了这一幕,中国队进场时他热血沸腾。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已经拍出了《甜蜜蜜》《如果爱》《投名状》《武侠》《中国合伙人》的56岁著名导演陈可辛,接到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电影局的邀请,拍摄一部展现中国女排发展历程的电影。大时代的风云与个人的命运如此交织在一起,陈可辛回首曼谷那一幕,不禁感叹“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这部电影拍得很不容易,陈可辛在电影开拍前、拍摄中、完成后都经历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如今,所有人都称赞巩俐把郎平演活了;可是巩俐曾三次拒绝这个角色:“如果我演不好,就可能成为千古罪人。”
陈可辛却认准了巩俐,他告诉记者:“跟巩俐的合作其实是想了很多年,以前也聊过一次,但是结果一直没真正合作上。这次很幸运,因为确实她是饰演郎平的不二人选。我也一直跟她说,她只要站在那儿了,她就有那种很强势的气势,她很倔强的眼神,就是郎平了。她在电影圈里跟郎平在体育圈里有同等的地位,她们都是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批走出国门跟国际接轨再到影响力那么大的中国女性。我觉得除了她,真的想不到还能去找别人去演这个角色。”
“能熬到今天就靠中国女排4个字”
电影杀青后,原定今年大年初一上映,由于疫情又被推迟。8月,陈可辛发了一条微博:“首映前,经历了人生最煎熬的1个月。没想到首映后再经历了更煎熬的7个月。拍了30年电影,以前历尽的所有酸甜苦辣,在这都不算什么。能熬到今天就靠中国女排4个字,中国女排是精神,是信仰,谢谢所有的女排姑娘们,你们的故事给了我莫大的能量,去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每次遇到困难,陈可辛都会提到郎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女排精神是不一定赢,但是明知道自己输,都会一分一分赢回来。”
这部电影里有不少泪点,陈可辛自己最感动的一幕,是女排姑娘们上台领奖时,郎平给远在国内的老友拨通电话,她一言不发,让老友和她一起聆听现场奏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访谈】
我不希望它是一部很简单的主旋律电影
读+:陈导,体育题材以前几乎没人敢碰,你这次拍中国女排是为什么?在拍这部电影以前,你和中国女排有过交集吗?
陈可辛:我第一次现场看中国女排比赛是1978年曼谷亚运会。18岁的郎平第一次亮相国际大赛,我当时16岁。1978年是挺特殊的时候,中国回到国际体坛,看到中国队站出来,真的觉得很震撼。
后来看到中国女排的各种电视转播,看到观众跟球员的互动,看到中国人对中国女排的疯狂,赢球之后的振奋,就觉得那个是远远超出了排球,甚至是超出了体育本身。
接到邀请让我拍中国女排这个题材,我也觉得很值得拍。中国女排这个题目是很大的,使我能够从女排的故事入手,以小见大地看到整个背景,再把这个背景从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都拍出来。以前也拍过跨越时代的戏,但这次应该是最全面的一次性地去表达这几十年。
这个电影有它一定的特色,它的整个背景跟国家、跟国民的共情有很强烈的联系。我也知道它有主旋律的共性在里面,但是同时我也不希望它就是一部很简单的主旋律电影。我希望找到一些和观众更有关联的东西,也会使得观众看电影的时候能带动他的情绪,同时也能够在带动情绪之下找到一些人物更接地气的东西。
读+:女排精神在不同时代的意义,所体现的集体主义情感,你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些?
陈可辛:女排精神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不同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拥抱世界,在我们感觉要追不上外面世界的时候,希望世界看到自己。那通过什么去认识中国呢?其实女排就是让世界看到中国的一个事件。它确实不是一个体育运动那么简单,是一种中国的精神,很有集体主义情感。也是因为集体主义,才使中国女排变成能代表中国的一种精神。
那么今天,当中国已经有高楼大厦、有冰箱、什么都不比外面差,甚至比外面更好的时候,女排精神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呢?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又都回到个体呢?你看到电影后半部的表达,其实每个运动员她们是90后、95后,她们有很强的个人诉求、个人表达,但是你说她们在一个集体运动里面,她们难道就不是为了集体吗?难道她们就不需要一种集体的荣耀吗?可是在集体里面,她们也在发问“我们为了什么打球”。
我常说,每个人把自己做好,其实大家也会好,每个个体都好,那么群体怎么会不好呢?集体怎么会不好呢?
女排队员走进影棚,每个人都在发光
读+:《夺冠》整个拍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可辛:电影从1979年写到2016年,三十几年的跨度,从女排的故事看整个中国的背景。整个戏的核心就是女排精神,上世纪80年代的女排到现在女排的传承,80年代为什么会赢,现在怎么再去赢,90后和60后甚至50后的分别在哪儿,中国的改变在哪儿,这是这个电影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最大的难题是,这一题材跨越30多年,确实有太多太多的故事,怎么样去取舍?在取舍的过程里面,郎平“蹦”出来是绝对的,每一段历史几乎都绕不过她。但是我们确实也不想把电影变成一个“郎平传”,而且还要把它控制在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多小时里面,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其实这个电影是三个多小时的,结果是剪了很多才终于剪到现在2小时15分钟,我都有点惊讶,能够在这个长度里面把这个故事讲完。
读+:电影当中出现了两支中国女排队伍,上世纪80年代的老女排和现役女排,老女排是怎么找到演员的?
陈可辛:最大的难题是剧本,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选角。我没碰过一部电影,选角是那么头疼。但是最可贵的就是无论80年代女排那一批演员,还是现役国家队的这批演员,都令我喜出望外。她们都不是在演戏,而是把真实的感觉表达出来,让她放松放开,镜头抓她最好的表演瞬间就好了。
我们在选角老女排的过程中,曾经用传统电影导演的模式,找了比较高的女演员或者模特,练了两周排球就完全知道不可能拍。后来用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通过体育总局、排管中心的支持,全国每一个省,每一个大学都去,见了几千个排球运动员,结果终于选到12个做老女排的演员。而且每一个人的形象都是我们跟着当年老女排的形象去找。
她们每个人的戏都是真实的,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带着信念跟使命来演这个戏。我记得当时跟其中一个演员聊天的时候,她一米七八,她说她从8岁开始打排球,打到16岁测了骨龄就知道她不会更高了,就知道她要进国家队的梦想可能很难达到。结果到最后,她就觉得她这一辈子都要打排球,这一辈子都要做跟排球有关的工作,可能是教教小孩、做教练啊等等。
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进国家队对她们来讲是多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她们进不了国家队。她们来拍这个戏,就等于是用上了想进国家队那个劲儿。这些95后的小女生,她们的训练和付出其实都完全是像80年代那批队员的。她们是带着真实人生的经历跟信念来的,那是我几乎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感动。
读+:现役女排球员本色演出,演得都非常到位,这是怎么做到的?
陈可辛:现役女排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感觉。她们来的时候,刚刚拿了世界杯冠军,还参加了国庆阅兵庆典,每个人的气势都在最顶尖的时候,她们进来每个人都发光一样。
她们很有自信,不会觉得她们不懂电影,或者没拍过电影,她们来了就好像在主场一样,一点都不像来到别人的地方。一上来她们就很清楚地去表达自己那场戏应该怎么演,我应该怎么说,你应该怎么说,她应该怎么说。有一场戏很重要,就是她们在中巴大战之前一个晚上,大家一起聊天,那场戏我们是整场完整地拍了。
朱婷的戏,大家都很惊讶,但是我觉得不只是朱婷。包括其他人,我们看到很多“郎导”在训话的时候,旁边的队员都是有反应的,我看到张常宁,每一次镜头看到张常宁,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她听着“郎导”说话,听巩俐说话,她眼泪就会流出来。其实这戏不是在她身上,她只是十几个球员里面的一个。但是你就看到她眼泪出来,我觉得她们就真的把生活带进了电影里面。
12台机器拍“中巴大战”,拍摄2天、剪辑2个月
读+:“比赛”是每一部体育题材电影都无法回避的场面,但是很难拍好。《夺冠》中的3场大战是怎么拍的?
陈可辛:拍得最费劲的就是这三场比赛。第一场是江苏男排跟中国老女排,大年三十的那场比赛;第二场是中日大战,就是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第三场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
拍江苏男排那场,我们用了6天,我们是用传统的电影分镜的方法去拍,就是一个一个镜头分好了去拍,每一球要怎么打,球落地在哪儿。
中日大战那场比赛,因为篇幅长很多,而且观众也熟,我们就调了6台机器,干脆就不分镜头了,球员也不能重复每一球每一个动作,所以只能给他们真打。那场球赛也拍了6天,然后把它剪在一起。
“中巴大战”我们只有两天半的时间去拍。从巴西请了几个当时的国家队队员过来,这帮球员无论是巴西的或者中国现役女排的,全都是打过那场比赛,她们都知道那场比赛怎么打,但对她们来讲,要还原每一球也不容易。我们还是用中日大战的方式,就是开球和得分,要跟原来的一模一样。我们再调了6台机器,请了体育频道专业拍排球比赛的摄影师,跟我们原来的机器一起,加起来12台机器一起拍。两天拍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去把那场球赛慢慢剪辑出来。(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邓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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