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的灯光暗下来，聚光灯打在吴彤身上。舞台中央，他穿着白衬衫、黑马甲，双手捧着一把红棕色的笙，不停变换指法。

他演奏的，却是号称B站“处刑神曲”的《Astronomia》——风靡网络一时的黑人抬棺视频的BGM。B站跨年晚会上，吴彤和百人交响乐团表演节目《万物笙》。短短的十分钟里，他们把动漫JOJO的主题曲、新闻联播BGM等B站热门配乐串烧在一起，还用《二泉映月》等民乐曲目配合《猫和老鼠》的画面，演绎了一段“官方鬼畜”，被网友评为“全场最佳”。

吴彤已经快50岁了，白头发开始密密匝匝地往外冒。年轻时，他是风靡一时的摇滚乐队轮回的主唱，向所有摇滚人一样，一站上舞台，就蹦得老高，享受嘶吼的快感，熬夜、喝酒、抽烟，剃头，穿着奇装异服到处晃。

可而立之年以后，他却逐渐淡出摇滚圈，拾起自幼学习的民乐，在艺术上不断精进，两次获得格莱美音乐奖。他的生活也随之趋于平静，用规律到严苛的作息代替疯狂，一代摇滚旗帜人物，反而爱上了站桩、饮茶和辟谷。

在以边缘、对抗、叛逆著称的摇滚圈中，很少会出现这样的人生轨迹——在近天命之年依然保持着艺术和人生的进化，直至获得世界主流舞台的认可，并且还获得了人生意义上的平静。

以下是吴彤的自述：

在十几、二十几岁的年纪，喜欢上摇滚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我打小学民乐，吹了十几年的笙，也拿过不少奖。之所以会爱上摇滚，一方面因为笙的曲子都很老，来来回回就那么些，我觉得不满足。另一方面就是摇滚那种嘶吼的个性，正好和叛逆的年龄一致。再有一个，老实讲，摇滚很酷，能够吸引别人尤其是小姑娘的目光。

那会儿流行听walkman（随身听），我听得最多的是猫王、迈克杰克逊。我喜欢骑自行车的时候戴着耳机听，把声音开得很大，踩着脚蹬子、踏着音乐节奏，带劲儿。

那首后来被大家说是最早的民族化摇滚《烽火扬州路》，就是我在自行车上创作出来的。高二的一个中午，放学后骑车回家，一段旋律突然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我特激动，觉得这段旋律特好，赶紧把车停到路边，哼着调子，用walkman把它录了下来。

轮回乐队组建的时候，我刚20岁，上大学。音乐学院不大，有那么几个离经叛道的人，在学校里很有名，大家就互相找。最开始是借磁带，我听完借你听，你听完再借我，一来二去的就都认识了，混在一块儿玩摇滚。

当年国内的摇滚圈很封闭，可能全国所有的吉他手都在用同一本吉他教材，各个乐队用的是同一台合声器，也没几个人知道这玩意儿该怎么用。我对摇滚的认知也比较单一，总觉得摇滚乐队的主唱必须得有一把沙哑的嗓子，就拼命熬夜、抽烟，把原本亮堂的嗓子给磨成了烟嗓。

图 | 吴彤（中间）在轮回乐队时

我在乐队里负责写词，曲的部分也会参与。大多数时候，我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诗，读波德莱尔、里尔克，还有国内的一些朦胧派诗人，学习他们语言的节奏。有时找不到灵感，我就会一个人骑车，找一面很宽的湖，在湖边呆一会儿，就能平静下来，然后可以写得很快。

上世纪90年代初，摇滚乐的演出机会也很少，好不容易有演出，也常常会碰到临时取消的情况，理由是“不好管”。所以我们的状态常常是，在无尽的等待中，没完没了地排练。

我很郁闷，不知道摇滚到底错在哪。我们的歌，会表达年轻人的狂妄，也探寻爱情的真相，摇滚更多地承载的是我们对生命的热情，而不是别的什么。

一般来说，轮回一年能演个三五场，大多数都在一些underground（地下）的场所。最有名的地儿是“外交人员俱乐部”，在新源里附近，场地不到一百平，有个小舞台，还有个酒吧，中国人、外国人通通挤在里面，每个人的穿着都很大胆，手里拎瓶酒，特酷。

那几年，我整个人都沉浸在摇滚乐里。站在舞台上，我能恣意地挥洒和表达，呐喊、嘶吼，从头嗨到尾，演出结束以后，地上留下一滩水，全是汗。

但我不喜欢混圈子，可能我心里还是有点清高，也不愿意去经营人际关系，所以我一直都是摇滚圈的边缘人物。我不会像有的人一样，总是喝酒到天亮，胡闹、吹牛、目空一切。

我也想过，我这样是不是太不摇滚了，有些人玩世不恭的那个劲好像挺酷的，可能我天生的摇滚元素不够。为了更摇滚一点儿，我就把头发给剃了，要么顶着秃头，要么留一小撮毛儿，天天穿着奇装异服在学校里面晃。

后来我出国以后，才发现这是两回事。我碰到过很多“朋克”，眼皮、鼻子上都钉着钉子，他们一样会在五星级宾馆给抱小孩的人开门、给老人让道、帮别人按电梯。所以我想，不管玩不玩摇滚，人都应该有最起码的修养，不应该为了耍酷，不尊重人。

玩摇滚这事儿，我爸最开始是不支持的。

我家是一个民乐世家，从我太爷爷那一辈起，我们家就开始制作和演奏中国的民族管乐器，这门手艺传了四代人，将近百年。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似乎命中注定就要玩笙。

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看我父亲教别人吹笙，相当于是泡在笙乐里长大的。五岁那年，我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攒笙，是我爷爷专门为小孩儿做的，用湘妃竹做的，很别致。

为了让我成才，父亲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每天下班以后，他都径直回家看着我练习，有时还会体罚我。课余时间，院子里别的小伙伴们都在玩游戏，夏天粘知了、冬天堆雪人。

只有我，战战兢兢地对着我爸，一遍又一遍地吹笙。

图 | 正在吹笙的吴彤

我爸出去时怕我偷懒，就在家里放了十张空白的录音带让我吹笙时录。我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我猜十几岁，但每次看到墙上的乐谱，就觉得看到了我的坟墓。

但是在父亲的“威慑”下，我的音乐底子打得很扎实。按父亲原本的规划，我应该一直在民乐的道路上深耕下去，他希望我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管乐演奏家，然后看一场我的管乐的专场音乐会。

所以，当我玩摇滚以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被人带坏了”。他们有的会穿破洞牛仔裤，一个兜儿绿的，一个兜儿红的，有的男生会留很长的头发，在我爸看来，这些打扮都很出格。但他不会表现出来，对我的朋友们还是挺客气的。

那几年，我爸的身体不好，已经有点半身不遂了。我们住在一个两居室里，有时我忙到很晚，他看到我房间的灯还亮着，就会拖着身体推开门看看，问问我饿不饿。每次，我都是在写歌或者看书，他看到我这么努力，也慢慢接受了我做摇滚乐队这件事儿。

回想起来，我爸好像有很多次都尝试过跟我聊聊摇滚乐。他去世的前两年，经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只手蜷着，另一只手不停地按摩麻木的身体，身体跟着手的动作摇晃，像一座肃穆的摆钟。但他经常会冷不丁地说一句，“别太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跟我说。”

我当时想，摇滚的事儿你哪懂啊？能帮上什么呢？后来我才听我的音乐老师说，我爸那时候专门找他问过，摇滚乐到底是什么？会不会让我学坏？能不能在未来支撑我的生活？

所以，没有跟父亲好好沟通过，成了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去世之前，我拿了一个北京音乐广播电台的奖，起码让他看到我在这个行业里，是有能力得到肯定的。

在轮回乐队的那段日子，我曾经下决心，要一直跟乐队的哥们儿走下去，玩一辈子摇滚。

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就卖了30万张，还签约了日本的JVC唱片公司，2000年，我们发行的单曲《春去春来》火了，被选为央视元旦晚会的表演曲目。能登上央视的舞台，说明我们终于从地下走向了主流，有那么点儿一线乐队的意思。

但我和乐队其他成员之间，有一些发展理念上的分歧。比如我希望摇滚音乐可以更加国际化，把轮回的摇滚带到国外去，但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国内市场发展呢？这为我们后来的分手埋下了种子。

我和摇滚乐的一切，都在2004年被清零了。当时我去了美国，帮助西门子公司开发电子笙，在这期间，轮回乐队接到了新的演出邀约，我没法两边同时兼顾，也和乐队成员沟通过，可大家都是各执一词，解决不了。后来，在媒体上看到轮回招募新主唱的消息时，我感觉天都塌了，没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轮回。

生活好像一下失去了出口，只好尝试去找一些新的方向。在美国，我加入了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想把中国的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起来，觉得这是门事业。

但重新开始没那么容易。在国外，没几个人认识我，我英语不好，沟通都成问题，很难融入到那种音乐的环境中。而且丝绸之路乐团的风格跟轮回完全不同，他们是非常低调的，马友友总是带着我们扎进大山里排练，一待就是一个月，演出的时候没有很多观众，也没有什么媒体来报道。

说实话，我的心理落差很大。在国内，我已经习惯了那种做“明星”的生活，每天出门被长枪短炮围着，经常在大舞台上表演，下了台有粉丝来找我签名。但在丝路，这些都没有。

那段时间的感觉就是很失重，在国内失去了重心，在国外也找不到自己。其实，也有人来找过我，想让我回去唱摇滚。我考虑过，但我还是不想回头，不服。

我不想再以一个摇滚歌手的商业形象示人，然后为了维护商业的形象，语言、衣着、行为的方式都得搞得很“摇滚”。

既然下了决心，选择了一条新的路，那我无论如何都坚持得走下去。而在和丝路慢慢磨合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对音乐的态度好像变得更加开阔了。

丝路的音乐家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音乐语言，所以乐队的作品也非常多元。

以前，我对现代派的音乐作品有些反感，因为它的作品在音响和节奏上很奇特，独自练习时，很难听出音乐的线条，每次练我都想，这是什么鬼东西。

可是，当乐曲排练合成以后，作曲家的意图就显现了出来，的确是新的。

直到第一次拿到格莱美，我才觉得，真正喘过点儿气来了。2010年，我和马友友等人获得了格莱美最佳跨界古典专辑奖，得知这个消息时，我还不敢相信，荣誉怎么突然一下就降临了？

图 | 吴彤曾两次获得格莱美奖

但没过多久，我又一次失去了对生命的掌控感。我得了湿疹，皮肤上开始出现密集的小红疙瘩，痒得不行，这个病又没法治，突然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失落，好像自己是一个自由落体，没法把人生握在自己手里。

有个朋友知道我的情况以后，推荐我去辟谷班试试。那几天，我好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之前我觉得人的身体状况就是一条抛物线，想要让自己变得强壮，只能拼命地锻炼自己。但我参加辟谷班以后，学习了一些养生的方法，才恍然大悟，有时候可能“少就是多”。

就在这个阶段，我读到了一篇文章，是晋朝的潘岳写的《笙赋》。在这篇文章里，潘岳形容笙的音色是“直而不居，曲而不兆，疏音简节，乐不及妙”。我突然领悟到了笙的好，跟摇滚乐的躁动不同，它是一种节制的的表达，更加深刻，是音乐层面的“少就是多”。

我感觉自己好像重生了。我进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我以前习惯了熬夜，晚上工作，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从那以后，我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每天晚上十二点前睡觉、七点起床，打坐或者站桩一会儿，再投入工作。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种说法，说“摇滚乐只是吴彤去尝试的一种可能性，民乐和笙才是他的全部”，说实话，我并不认可。在我身上，很难划分哪一半是摇滚、哪一半是民乐。

2016年，我发过一张专辑，《烽火扬州路》也被收录在其中。重新唱起这首歌，我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当初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年纪太小，没有真正领会到词里的壮阔，只是单纯地想把摇滚乐和古诗词结合起来，觉得这样很酷。而到了四十多岁，我才发现它们内在的灵魂是真正可以契合的。

今年十月，我在成都参加了一个音乐节，同场的还有郑钧、左小祖咒、刺猬乐队等等，是我时隔多年以后再一次和这么多摇滚圈的人一起演出。一走进演出的场地，那种属于摇滚的、排山倒海的气势突然一下就回来了，乌泱泱站着好几万的观众，充满了生命力。

我当时表演的曲目是《莲花处处生》，一首特别舒缓的歌。前奏刚一起来，我突然有种阔别已久的感觉，好像是条件反射一样的，我就跪了下来，亲吻了一下舞台，台下一片宁静。

图 | 在音乐节上表演的吴彤

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在轮回的表演的时候。我在后台会把嗓子吊得特别高，常常是观众还没见到人，就先听到声儿。在舞台上，整个人都是特别兴奋的状态，一边唱，一边蹦得老高。

回想起以前那段玩摇滚的时光，我觉得自己“傻得可爱”，那时我们有很多迷惑，但又渴望表达，是很恣意的一段日子。

现在，我跟摇滚圈的人来往不多，接触得最频繁的还是以前轮回的吉他手赵卫。我们都有音乐学院的背景，他是学黑管的，比我年长几岁，对我的影响很大，是我发自内心佩服的一位音乐家。

我们当年那批一起玩儿摇滚的人，到现在还在坚持的是少数，很多人已经远离了音乐的道路，甚至过着比较潦倒的生活。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说，大多数玩摇滚的都玩不出什么名堂，最终会走向颓唐。

其实搞摇滚的人，几乎都是老小孩，活在自己的精神乌托邦里面，他们没有坏心眼，很天真。他们的现状好与不好，当然大家各有评价，他们自己也许觉得还不错。但这种现状是不是合理，可能不是他们能决定的。

我是觉得，人在一条路上走，肯定是会碰到瓶颈的，有的人能翻过这座山，有的人就到此为止了，但只要活着，每个人都有未来，那些现在看起来颓唐的人，指不定哪一天就走出来了。

至于我自己，一切也是未可知的。我始终觉得自己身上还是保有一些当年摇滚的气质，比如那种愤世嫉俗的精神，说不定以后我还能在摇滚的路上往前走一步呢？顺其自然吧。

- END -

口述 | 吴彤

撰文 | 周晓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