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编者按：这里是一个怀旧剧场。

“小时候看得最多的电影是‘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那会儿看个电影，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比今天在座不知道要多多少倍。有人还会坐到银幕后面（观看），因为很多电影台词早都烂熟于心了。露天电影是我童年很深刻的记忆。”

8月28日傍晚，北京南锣书店露台架起了投影仪和幕布，作为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露天放映点，1990年公映的电影《我的九月》在此重映。导演尹力系上红领巾，站在幕布前很激动。

《我的九月》（1990）

“《我的九月》拍完后三年，我拍电视剧《无悔追踪》，四十年老北京的故事，里面出现南城的长巷头条、草厂头条，包括后海大金丝、小金丝胡同……早已面目全非，昔日胡同大杂院的生活氛围早已灰飞烟灭。那会儿，鸡犬相闻，左邻右舍有堵墙，两家子拆了和一家人一样。都穷，也没什么隐私，谁交了女朋友，谁家今天吃馅儿（包饺子），闻味道、听声音，没遮挡更没什么秘密，苦涩又温馨。一会儿，《我的九月》一开篇，大家就会闻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市井气息。三十年了，让我们在银幕上共同回味一下不太久远，但再也不会重现的老北京胡同里的生活。”尹力这样为放映开场。

时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于蓝（中）视察《我的九月》拍摄现场，左为摄影李建国，右为导演尹力

电影《我的九月》拍摄于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前夕，以“准纪实”的手法讲述了宽街小学三位参加开幕式武术团体操小学生被“刷下来”后的故事。尹力回忆说1990亚运会，是北京第一次举办洲际运动盛会，“当时刘欢、韦唯唱的那首《亚洲雄风》，满街筒子都在传唱。男主角张萌就是我去看他们排练时选中的，他成功地塑造了‘安大傻子’的形象。”

《我的九月》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投拍（1999年，儿影厂和北影厂等8家单位合并成立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当年上映后好评如潮，次年更是摘得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在之后的岁月中，它也没有被世人遗忘。“我现在的助手那天还跟我说，‘呦，您还拍过这个呐？豆瓣评分8.8！’作为一个儿童片，这就不容易了，何况还是我的电影处女作。”尹力说。

8月28日的主创见面会上，当年在片中饰演“安大傻子”和安小妹的演员张萌和邢丹丹也来到了现场。两人之后并没有从事演艺事业，张萌现在是一位高级定制西服店的量体师，邢丹丹则在798艺术区开了家首饰店，专营自己设计的饰品。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那会儿一般人家都没装电话，更别提什么手机，“剧组拍完戏也就散了”。邢丹丹后来曾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实习，一次尹力要出国做评委，签证表恰好到了她手里，这才恢复了联系。而张萌和邢丹丹这对戏里的兄妹则一直有联系，如此这般才再又聚拢了起来。

尹力在《我的九月》片场给“安大傻子”饰演者张萌说戏

导演尹力在片场给安小妹的饰演者邢丹丹说戏

“兄妹”二人的现身，让尹力高兴得几乎眼中泛出泪花，“我们已经有三十年没见面了。丹丹那时才五岁，在剧组最小的，我带她吃饭的时候都得拉着她手去。北京这么大，两个陌生人在大街上互相瞟一眼都是缘分，更何况我们还合作了一部电影，留在了大银幕上。今晚秋风习习。九月，马上又要到了。”

尽管没有从事演艺行当，张萌却依旧是个影迷，他后来反复观摩过自己主演的这部电影，既悔且爱。“当时太小了，进剧组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导演特爱惜胶片，所有的戏都是先走多少遍，才敢实拍。小孩哭不出来怎么办呢？只要能躲开镜头，导演会‘辅助’我们哭一下。镜头躲不开，那就先把你叫一边，‘张萌，咱这遍可实拍了啊！’嗯，‘摁酸鼻’，你就哭去吧。”尹力的特别“辅导”，曾被张萌爸告到了时任儿影厂厂长于蓝那里，人家没别的要求，就是提出把导演换了。于蓝耐心地赔笑赔不是，最后说，“有意见可以提，换导演可不行。”

“导演塑造的是他心目中的北京。背后走过几个人，拿什么东西，推门进家前怎么就一只白鸽斜刺里飞出来了，后来再看我才明白这都是设计。导演对孩子们还是挺好的，比着剧组的服化道摄影什么的跟前儿，他才是个‘暴君’。”张萌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当时片场调度多，不是定镜头跟那一直拍，尹力很多时候亲自上阵，“?着摄影李建国跟拍，‘哎，建国，你这边走，这儿走这儿走！’一场戏拍完，李建国身上有时就被导演?得青一块，紫一块。后来从八一厂借来斯坦尼康，就借了一天，紧着拍，长了借不起。”

在片场，摄影师李建国腰缠手持斯坦尼康摄像机稳定器跟拍，尹力在侧指导

张萌和邢丹丹一起为澎湃新闻记者回顾了片中张国立饰演的高老师家访那场戏：当时高老师讨了个没趣儿，安建军送他出门。雨落拍地嘀嗒作响。可细听之下，尹力还加入了一条电视转播国足亚洲杯输球，孙正平解说“球迷朋友们再见！”的音轨。再听之下，而后球迷京骂和酒瓶的响动也隐隐可闻。两人沿着胡同小路走到王府井大街前，经过工人修路那一段，焊枪电弧跃动、火花四溅预示了北京的城建与扩张，又到了一次剧变的前夕。

“30年过去了，电影中的小演员，那会儿的小观众，今天都已人到中年。但我认为社会再变化，也不是每个人都想一夜成名，普通的大多数还是选择过安稳的小日子。这些平凡的人可能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父母，甚至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自己。为生活中孱弱的小人物做传，把他们的心灵，心路历程留在大银幕上和亿万观众同享，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和目的。”8月28日电影放映前，尹力最后说。近日，他在京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回顾《我的九月》拍摄前后的故事趣事。以下以他本人口述形式呈现。

左起：演员陶泽如、摄影师李建国、导演尹力、演员张国立

【尹力口述】

这么多学导演的都待着呢，你一学美术的怎么拍戏呀

讲《我的九月》，就不能不提我艺术生命的伯乐于蓝厂长。

《我的九月》摄制组成立会上于蓝发言

我是学美术出身，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当时学院五大系：文学系、导演系、摄影系、美术系、录音系，这么安排就构成了电影创作的主创团队——有这五个人，开拍！

当年我们这一届里面有两个特点，一是学生年岁相差大，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上来的凤毛麟角，大部分都是当过工人当过兵插过队，在社会上闯荡一圈儿了，这些人做梦都没想到还能上大学！一个班岁数差着十几岁的大有人在，张艺谋入学时27岁了，可最小的刘苗苗才16岁。我呢，算是处在中间。话说回来，当时老师们也没比我们大几岁，教学相长，一起学习，氛围好得不得了。

二是，当年世家子弟多。像袁牧之的女儿、赵丹的孩子、白杨的孩子、华君武的孩子，包括像江海洋的爸爸江俊，上海人艺的，夏钢的爸爸夏淳导演，（北京）人艺的。包括蒋晓珍是白杨的女儿，胡玫的爸爸是解放军军乐团指挥胡德风，李少红的母亲也是老电影学院毕业的。来自上海的张建亚原来就是上影的演员，北影的子弟像田壮壮、陈凯歌等也不少。

毕业分配的时候那些大厂都有名额。相反被边缘化的，按照当时的话讲“发配边疆”，最远的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张艺谋、何群、张军钊、肖风这四个人，他们是憋着一股劲，到那儿率先成立了青年摄制组，拍出来《一个和八个》。相反分到北影厂的，李少红、陈凯歌，夏钢都是从场记、副导演做起，慢慢熬。所以当年《一个和八个》出来对电影界的震动，对同届毕业生的震动都是巨大的。它改变了电影学院毕业生毕业后按部就班熬年头（的规律），没当过助理、场记以及副导演就直接就冲到一线拍戏？这搁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后来西安电影制片厂，吴天明起用陈凯歌他们拍出《黄土地》，包括当年一系列的创作都是由这儿带出来的。

到了大学三年级，1981年要实习去了，很多同学到外地的摄制组，我们同班同学不是在峨影（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戏就是在北影拍戏。我当时和美术系的同学王鸿海跟着郑洞天老师拍摄《邻居》，摄影组还有张会军、王左，两人是摄影系的；表演系的陈浥、袁牧女出演。过了多少年我和张会军开玩笑，“没毕业俺们就是主创，是片头上字幕‘美术 王鸿海 尹力’，你们干得再牛也是摄影助理，搁片尾字幕。”《邻居》当年就得了金鸡奖，可以说（我）在这个行业还没迈脚，就到了这么一个高度，这是很多老美工师一辈子都想获得的荣誉。

我毕业分配到中国儿童制片厂，刚成立没几个人呢。儿影厂初创时期，真是全仰赖于蓝厂长。她早已是新中国22大明星（之一），到了退休之年又挑起这个担子。我觉得她就是老革命，是党的一颗螺丝钉。当年她嘴里就是三句话十一个字，“跑断腿，磨破嘴，泪水加汗水”，才把儿影厂给磕下来。于蓝不只是建了一个厂，而是开创了中国儿童电影事业。这话一点儿不为过，儿童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学会、童牛奖、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这几个事儿，没有于蓝一件也干不成，在她身上充盈着那个年代共产党人身上烁烁生辉的理想主义光芒。

2013年（癸巳年）， 于蓝92岁生日 尹力作画贺寿

看到同学们都在拍片，来到儿影厂，我自然着急，得拍电影啊！于蓝说咱没片子拍，咱也没钱，这么多学导演的都跟这儿待着呢，你一学美术的，怎么拍戏呀？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每年都有工作定额，得完成指标。1984年儿影厂的楼总算盖起来了，外立面想设计四个娃娃脸，一查尹力会画画，得嘞，这事儿交你了。画完烧成陶瓷挂上，这事儿也还是我来。当时于蓝对我说，尹力要不这样吧，你把这个弄完，算你一部戏（的工作量）。

今天听来可笑吧，就跟于蓝糊弄我一样。什么叫“算你一部戏”啊？我1984年履历表上填什么，四个瓷娃娃脸吗？没辙，整整一年跑遍全国，从广东佛山到淄博张店，最后在河北邯郸陶瓷五厂，磁州窑烧成了。我这人缺点和优点是一个，杂家，爱好多，分神儿的事也多。原来在北京象牙雕刻厂当工人，画画，外加烧窑，还能整点乐器，二胡、提琴什么的二把刀吧。起先，我在北京丰台世界公园边上还有个三立方米的气窑，没玩几年被强拆了……梁漱溟老爷子有句话，“鳏寡孤独，人生之最苦，谓曰无告。”什么是“无告”？就是那句，“可与人言无二三。”

我一定要把那种毛茸茸的生活质感找个机会呈现出来

1986年到1988年，上影厂的宋崇导演（曾执导过《霹雳贝贝》等）调到儿影厂当厂长。1988年，他把《好爸爸、坏爸爸》剧本，六集电视剧交给我拍。那部戏的女主角叫黄点点，我女儿出生，小名“点点”。这部戏拍完，（时任）中央台少儿部主任徐家察一看不错，马上排播，而后播了得有上百遍。有一年在商场买东西，忽听见广播里“哪个爸爸不骂人，哪个孩子不挨打……”（《好爸爸坏爸爸》主题歌歌词）一问，那天父亲节。

1989年，我拍了两部上下集的电视剧。一个是根据台湾作家钟肇政同名小说改编的《鲁冰花》，吴贻弓导演当时看完就很肯定，他提出在我的影像风格里有一种“有组织的无组织状态”。另一个是《老师 新年快乐》，那年英达刚从美国回来，问当时国内有什么好电视剧，他爸爸英若诚把我这片子就推给他了。老爷子给我这戏的评价是四个字，“行云流水”。

《鲁冰花》和《老师 新年快乐》火了，全得了奖。那会儿全国电影制片厂还成立了一个电视剧评奖，这两个戏全是一等奖，对我这个崭露头角的导演，大家私下还是公开评价都还不错，于蓝也认为这导演可用，这样就有了给我拍电影的机会。当时推荐给我一部小说，罗辰生写的短篇《傻老师》，一个农村小学老师帮助落后学生的故事，主角是老师。我心里很忐忑，其实，咱想拍一部真正的儿童片。

那个年代，上影厂的石晓华执导了《泉水叮咚》（1982，张瑞芳主演）、《娃娃餐厅》（1986），包括北影厂斯琴高娃执导了《四个小伙伴》（1981）、王君正拍了《应声阿哥》（1982）……我偶尔也去参加一些儿童电影研讨会，一开会就争论。争什么呢？什么是儿童片？哪些是给儿童观众看的？好像谁拍了个戏，写父母离婚的，主角是儿童，反映了很多社会问题，一帮人在那争论这不是儿童片。老在这些间题上兜圈子，我常常听不到一半就开小差：有朝一日，我拍一部给你们看看。那时心里傲得很。

《我的九月》片场置景

要我说，儿童片不光是一种题材归属，严格意义上，它应该是一种影片样式。我们可以通过儿童片，谈我们对生活的所发所感和认识。那种把儿童电影归属于“小儿科”的看法，自身倒显得有点孩子气。儿童片也不意味着是创作者“儿童思维”的质量结果，更不是因为特定的题材而给创作者制造低劣产品以托词。人们对儿童电影的不屑，往往反映了我们思维的停滞和单向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创作者自己对所要表现对象的认识的浅薄甚或无知。

光说不练嘴把式，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终究你得靠作品说话。我就和于蓝说，算了，我要用一次实践的机会，拍一个（电影）就把这些争论给终结喽。拍什么呢？拍一个纯粹给儿童看，但绝不是小儿科的电影。《傻老师》小说拿到手里，那个年代领导给你一小说，意思就是他们已经定了可以拍，让你来拍罢了，你也还没牛到说这不行，还敢挑挑拣拣?！

在《傻老师》小说的基础上，我就想怎么弄。两个出发点，一是结束无谓的争论，我就拍一个纯粹的儿童片，但又不是左拍手、右拍手，祖国花朵那种。要有一定分量，一定思想含量，它得和电影有关系。咱们说电影和电视剧是两码事，电视剧把故事讲完整就是终极目的。这之于电影就跟盖房子似的，才不过是正负零，刚出地面还没起墙。电影的存在要有最基本的形态，第一风格，第二语言，第三美学建构，再有就是形而上学，提纲挈领能拎出来的那部分东西。

再有当时内心那股的劲头在，就是我觉得老北京的市井文化，隐隐地觉得正在消逝。我从小在大杂院长大的，邻里之间大家都贫穷，共用一个水龙头，谁家养了鸽子，谁家来了亲戚，聊天儿隔壁都能听得见。邻里之间孩子们三天香、两天臭地打呀，诸如此类吧，我觉得一定要把这样的生活积淀，那种毛茸茸的质感找个机会呈现出来。

《我的九月》拍完大杂院最后一场戏，剧组大合影。 居中拄拐的老人，为尹力的祖母。拍摄时已92岁高龄，两年后去世。在导演记忆里，北京大杂院门墩处，都会坐着一位老奶奶，是个符号亦是纪念。

第二呢，那会儿张艺谋他们拍戏，都玩儿不完整构图。受小津安二郎影响，喜欢固定画面，不完整构图。比如演员脸唰一切，就露一半。据说张艺谋当年拍电影，每天晚上画分镜，演员们抱个西瓜来蹭活儿。指着他画的画面，跟看小人书似的，“导演，哪个圈儿是我啊？”生怕第二天拍摄，谁给卡出镜头去。而我要拍电影，想展现的是市井扑面而来的烟火气，一定要长镜头纵深调度，跟拍摄影才能实现。就像法国新浪潮的《四百击》、《枪杀钢琴师》，那种手持摄影，在街上跟拍，通过纵深调度，不断改变信息量，改变演员的景别，以造成一种生活流的感觉。这种拍法，必须要有斯坦尼康跟拍器材，演员要灵动地出画入画，当年确实有一定难度。

1990年，我们保留了电影手工制作的质感和状态

开拍前，我就定下来《我的九月》的风格：真实、自然，充满生活情趣。要撷取出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生活细节。我们要有意去发现，有意去选择。这种发现和选择，不仅是一种态度，其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同时，戏的生命力在于里面人物是否能立得住，我希望在《我的九月》里塑造出一二个立得住的儿童形象，这是第一原则。

安建军绰号“安大傻子”，这样的形象在中国电影银幕上之前还没有以主角身份出现过。从社会价值导向上说，安建军是既讷于言，也不敏于行，生活中处处被挤兑、受奚落、给误会，被褫夺，那个“杵窝子”（北京话，形容人活得窝囊）啊，让人又生气又心疼。而像刘庆来这种人，伶牙俐齿、能说会道，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尽给自己脑门子上贴金。这两个人长大来到丛林法则的当代竞争社会，恐怕一个还是弱者，一个就能吃得开。当时我就在想，这个社会该怎么走？是让刘庆来长大了更如鱼得水？还是要给“安大傻子”这样的人长大后留出一方天地？我们是要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吗？其实，这样的一对人物今天也不绝嗣响，山东那个被人冒名顶替上了大学，这是被看到的。

在安建军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我们对生活的达观态度，就像他说的:“打一下就打一下呗，还能老打啊?"这是他的善良，也是他的豁达，今天的人再看可能还能读出某种智慧。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生活中有这样的孩子，可能自身性格上有一些问题，但他们并不傻，那些自以为计的人也不要太“聪明了”。故事里对他的发现，应该像在生活中发现这种人一样，慢慢来。围绕着他，各种各样的想法融入你来我往的“大白话”中，让它在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流露，使影片更加“莎士比亚化”。

张萌那个抹鼻子的动作是我帮他设计的，很有少年的糊涂和稚气。当时拍电影是要掐着片比，1:3。用一尺胶片，只给你三尺，拍了就废，不够也没处买去。只能实拍前反复走戏，那时也没胶带，就在地上用粉笔画个记号。我说，“行了。”场记打板喊，“这次实拍啦！”小演员们提着气，哎，他们也知道这次不能错了啊。可孩子之前又不会表演，特别是哭戏。有场戏张萌一个人坐在课桌前掉眼泪，可他就是不哭，我急得只好蹲在椅子底下掐他，为这事后来没少跟孩子家长解释、道歉。

那时也没有跟焦器，剧组专门有个跟焦员，手动跟焦，现在简单多了，高科技。所以小演员特别不容易，观众看着行云流水，生活一片，实际上这些孩子脚底下走位都练了多少遍，还得若无其事地说台词、做表演。那时还没有手机，全组只有摄影师李建国有个数显的BP机。只能先拍两条，拍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第一没监视器，第二得胶片洗出来，才能看到拍成什么样。送到洗印厂检查这批胶片没问题，可以换景了，洗印车间就给李建国发来一条数字信息。好嘛，他还得掏出个密码本翻译，“8801616？哦，底片没问题！”这下大家才放心了，继续拍！

尹力和李建国，想想再拍

在1990年，我们保留了电影手工制作的质感和状态，和今天所谓工业化、数字化的制作比较起来，物质条件九天九地之分，现在可能缺了点什么？缺了内心的由衷。今天拍电影真幸福，非线剪辑、多少个监视器支着，就看你想怎么折腾吧。但那时不然，真是生憋出不少土法子。我和李建国找到一台图书馆运书的小推车，他坐在上面扛着阿莱3（摄影机型号），我推着车，边推边喊，“副导演——孩子往前走！”“那谁——该你入画了！”观众在《我的九月》里看到校园中的嬉闹，胡同里的穿梭，都是这么拍出来的。

纪实？我要纪这个时代的“实”

1990年，全国最大的事儿就是开亚运会。我当时就想，这个纪实不能光从形式上跟拍，不是流动的长镜头就是纪实，一定是要纪这个时代的“实”，让它有刚刚发生过的质感。所以就把背景放在了亚运会开幕式的团体操上，当时找到宽街小学，他们正在为开幕式排练大型团体操中的武术表演。

新闻媒体要纪实，《我的九月》也是纪实。这里面，《北京晚报》记者骆玉兰的使用（确实有这个人，片中角色也是她本人演的），再加上影片选取的那段时间的生活，不只离现在很近，时效感和纪实性很强，而且大家都非常关注和熟悉的，所以稍有不慎，就会假。影片不能有编造的痕迹，这点，从选择故事题材、视角、结构、节奏、每个人物处理的分寸感等等，都得特别注意。必须让观众相信在银幕上所展示的一切。如果在影片里点拨点什么的痕迹多了，强调让观众看点什么的设计多了，就不行。要尽量完整地展现生活流程，让观众自己决定取舍。

在工人体育场彩排的时候，我和摄影师一人扛着台机器进场拍摄，作为片尾的画面。

时任儿影厂副厂长、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在看完《我的九月》样片后写给尹力的建议

《我的九月》公映后，好评多多。用流动纪实的手法拍摄老北京，这是头一遭。当时《北京日报》的解玺璋、《北京青年报》的余韶文、《中国青年报》的王永午、《人民日报》的李力这些媒体人一起看完片儿，蒙了！尹力是谁？这人什么路子，怎么就蹦出来了？两个研究法国电影专家，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陈景亮，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崔君衍，他们兴奋地说，“这是法国巴赞的电影理论在中国电影中的一次生动体现。”

吴贻弓先生当时特别推崇《我的九月》。他有句评价：“电影表现出的有组织的无组织状态，进而导演美学上有意识的无意识行为。”邀请我带着电影来上海和同行研讨，一下飞机，张建亚、江海洋来接我，老同学见面有啥生分的，问候我第一句话，“册那……”

责任编辑：程娱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