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向来偏好“以貌取人”。

比如看起来忧郁文静的梁朝伟，打飞的去伦敦的广场喂鸽子，听起来就特别合理；

但是中国文化里又向来忌讳“以貌取人”。

比如人人都喊男神的完美神颜金城武，私底下是个有自闭症的游戏死宅；

再比如看起来和电影中的恐怖分子长的一模一样的邱礼涛，身上有着一层又一层让你意外的属性。

票房救世主VS 噩梦制造者

2020年中国电影的200亿票房目标虽然在《送你一朵小红花》的临门一脚下完成了，但是《拆弹专家2》才是妥妥的2020年中国电影票房冠军。

无数观众在看完之后高呼“港片回来了”“还是港片顶”之类的溢美之词，然后开始百度“邱礼涛”是哪里冒出来的一代宗师，打开网页之后又惊地手机落地，瞬间回到童年阴影的回忆里，拿烟的手微微颤抖。

香港电影在国内观众心中占有永不磨灭的一席之地，其原因之一是佳片无数，另一个原因就是很多邪典电影大开了观众们的眼界。

就像如今各大视频平台都会有一票海报上印满了枪车球的擦边球海报一样，当年的小伙伴们看港片，也会在碟店里寻找有枪车球的碟片封面。

如果你恰好在封面上看到一只半裸的黄秋生站在一条女人的大腿旁，觉得今晚可以不寂寞了，于是租下了这张碟，那么恭喜你，正式走进了邱礼涛的cult世界。

但凡你脑子的血没有向下流，多看一眼片名《人肉叉烧包》，也不至于一晚上都呕吐不止，双眼失神，手脚冰凉，夜不能寐。

《人肉叉烧包》的剧情很简单，前半段就是黄秋生杀了一家八口人，然后把他们剁成了馅做成了包子卖了，客人们还觉得很好吃，连来调查的警察们都赞不绝口；后半段就是黄秋生被捕，面对这个人渣，警察殴打他，医生虐待他，狱友侮辱他，最后他自己咬断自己的大动脉求死。

影片竭尽所能的制造视觉奇观，在那个没有什么电脑特效的年代，用各种硬核的道具制造惨案现场，血浆横流，残肢遍地，俨然惨案氛围组，把电影烘托的诡邪怪诞。

黄秋生更凭借癫狂的表演拿下了香港金像奖第一个三级片影帝，之后就走上了出演各种变态的不归路。

然而这还不是他俩人生的最高光时刻。

三年后，邱礼涛和黄秋生带着《伊波拉病毒》来了！

这部电影可谓是邪典电影的集大成者，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看过之后男默女泪的史诗级B级片。

里面的情节包含了你所能想象到的所有低劣、变态、暴力、血腥、色情、恐怖和癫狂。

比如影片开场，黄秋生和某女通奸被抓，结果直接杀人全家；

比如黄秋生在非洲看到一个病到吐白沫的黑妹，第一想法是上去嘿嘿嘿而不是救人；

比如自带病毒的黄秋生对警察进行口水攻击……

整部电影充满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毁灭元素，同时又有着微妙的令人着迷的恶心气息，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对此片的评价都极高。

之后邱礼涛又拍摄了《阴阳路》系列8部，成为了香港鬼片最后的荣光。

再之后邱礼涛就和邪典电影直接挂上钩了，无论多少片商找上门，他也会找点时间，找点空闲，带着黄秋生，常回片场拍拍B级片。

比如2007年的《降头》，2009年的《头七》，2014年的《重生》以及2017年的《失眠》。

追梦电影人VS影圈打工人

但你若认为邱礼涛是个有追求的B级片个性导演，那你对他的认知又太过于浅薄了。

邱礼涛的偶像是德国导演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一个只活了37年，但是用14年拍了41部电影同时还有时间抽烟喝酒烫头吸毒搞同性恋的疯狂导演。

邱礼涛在私生活上并不追求宾导的做派，但从1987年第一次执导电影《靓妹正传》以来，从业34年的邱导已经导演了93部、参与拍摄34部、编剧30部、任制片人14部电影了，满打满算也有将近130部电影。

其中一些名导的知名影片，都是由他来做摄影师的。

比如黄泰来的《法内情》《三狼奇案》《爱人同志》、陈可辛的《晚九朝五》、徐克的《顺流逆流》《蜀山传》《七剑》等。

邱礼涛拍片速度快在业内是有口皆碑的，无论多大的片子到他手里，也就是个把月的事情，甚至还可以节约成本。

比如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要在一年内从立项到上映，于是请了邱礼涛来做执行导演，仅仅一个月就拍完了。

但邱礼涛并不是有什么追梦的目标才去疯狂拍片的。

16年时光网采访他时表示：烂拍没有关系，没得拍才是问题，开工是开心的，因为有寄托。

果然打工人，打工魂。

在邱礼涛三十多年的从业经历里，他拍过各种类型的电影。

警匪、动作、爱情一应俱全，甚至时不时还会拍一些主旋律电影，着实是有点多产多能。

其实是个文化人

每一个导演的电影都是思想的体现，导演背后的文化涵养，才是一位导演的真面目。

邱礼涛虽然在商业电影中游走多年，但其实他是个实打实的文化人。

大学期间他就在《年青人周报》《翡翠周刊》《凸周刊》《文化新潮》《星岛日报》和《TOP》等报章杂志发表文章。

后来还创办了《中国青年周报》、《大影画双周刊》和《影艺》半月刊三本杂志。

1981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修读电影，拍电影的间隙，一路考到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硕士，博士论文题目叫做《The progression of political censorship : Hong Kong cinema from colonial rule to Chinese-style socialist hegemony（政治审查的发展：香港电影从殖民统治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支配权》。

还有一篇博士论文叫《当代中国文化工业：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寻绎》，其中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原版小说，其见解透彻到胜过很多内地人。

包括在他的那些速成电影里，也能看到许多他对社会的思考。

比如《人肉叉烧包》中对澳门警察的描写，竭尽无能之事；

《梦差人》中对不同警察部门和制度的反思；

《给他们一个机会》中对青少年未来出路的思考；

《凶手还未睡》中对女性遭遇家暴的关注；

《性工作者十日谈》和《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关注了边缘工作者；

《夜叉》讨论了法律和私刑的辩证关系，后来在《扫毒2》中升级讨论。

在电影《等候董建华发落》中，邱礼涛把焦点集中于政治变动下的底层人物，不做批判，不站立场，只是安静的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真正表达出了“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的意境。

另外邱礼涛还是一位摇滚乐爱好者，他出席每一次活动的时候，衣服上都印着著名摇滚乐队的图案。

而内地摇滚一战封神的1994年红磡演唱会，就是由邱礼涛亲自导演的，这场演唱会至今仍是乐迷心中的最爱。

这些年来，香港电影市场衰落，港式商业片也逐渐式微，无数香港导演来到内地后水土不服，电影不再具有以往的水准，甚至沦落到无片可拍。

庆幸我们还有邱礼涛，在熟练的商业片流水线上，依然保持着对体制的思考，对世俗的洞察，可以让内地的港式电影保持着一份独特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