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全勇晋

编辑 | 阿元

设计 | 诗宇

排版 | 新一

不知道刘家辉当年在大学送外卖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被“困在系统里”。

技术是否中立，算法有没有温度。这些问题，作为“码农”的他又会怎么回答？

人们常说摇滚乐是反叛的，是规则的破坏者。当白皮书在这一季《乐队的夏天》上，以黑马之姿冲进大众的视野，以极富冲击力的舞台表现，给摇滚乐的“旧秩序“撕出一条裂缝，人们纷纷感叹“后生”可畏，甚至给主唱刘家辉冠以“小窦唯”的称号。

然而，当乐迷们看到他在《乐夏》后台敲代码的画面，又不禁感慨：“摇滚音乐人”在毕业设计面前，也和同龄人有着相同烦恼。这瞬间拉进了与观众们之间的距离。

在音乐之外，刘家辉是无数“码农”中的一个，是信息社会庞大分母中的一个字节。和你我一样，刘家辉试图与这个规则做抵抗，试图在规则中找到容身之处，却又无奈地接受着规则的统摄。

作为挣扎的一种方式，刘家辉把自己想说的话放在了作品里。

合成器的8-Bit旋律开门见山地发出尖声的警告，一遍遍在你的耳边重复，激流般涌动的贝斯和鼓点，载着怒气滚滚向前；吉他发出失真的嘶吼，撕裂一切虚幻的梦境，让漆黑的真实降临。

主唱在句尾的每一声呼喝，在通鼓上每一次奋力的捶击，都如同拳头宣示自我的存在，意欲冲破钢筋混凝土的守卫。

一只“老鼠”，“猥琐”还是“骄傲”地活着？除了去接受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白皮书试图给出自己的回答。

01 “再坚持坚持”

白皮书的故事有一个“俗套”的开始，父亲一盘唐朝乐队的磁带，引着刘家辉走上了摇滚之路。之后开始听The Eagles（老鹰乐队）、窦唯，做音乐的种子就此在心中埋下。除了磁带之外，刘家辉表示，小时候父亲还会教自己弹琴，在做乐队这件事情上也给了自己足够的宽容。

不同于刘家辉父亲对儿子音乐上的支持，其他两名成员在乐队的路上都遇到了不少的阻碍。

鼓手虫子大学是建筑专业，本以为学的是画楼房做设计，没想到其实是建筑施工。和自己想象的差距过大，喜欢摇滚乐的她，便跑去和别人组乐队，扒Beyond的歌开始打鼓。

虫子的母亲本希望女儿毕业以后能找个稳定的对口工作，对女儿做乐队的选择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但还是隐隐地表现出对前景的担忧。贝斯卢子健聊到这个话题时表现出更多的无奈，自嘲道家里人对自己已经“放弃治疗了”。

白皮书的成员几年内经过更换，虫子作为鼓手在2017年加入白皮书，贝斯手卢子健则在今年，乐队已经和《乐夏》签了合约后，才真正加入。而卢子健原来的乐队，She Never Sings Our Songs已在前段时间解散。

虽然大家将白皮书称为是一支年轻的“学生乐队”，但除了主唱刘家辉刚刚从学校研究生毕业，虫子和卢子健早在行业中摸爬滚打了多年。俩人原来在教育机构做老师，教小孩子弹琴打鼓，边平衡着工作，边坚持着做乐队这件事。

卢子健开玩笑地说：“可能想通了，我就不在这行干了。”

虫子之前在西安、云南都组过乐队，来北京也是同一个目的，做乐队。她没有给自己留太多后路，为了节省路费，每次有演出，她都要自己背着器材坐地铁往返。

知道音乐这条路不好走，也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可能不太容易获得期望的回报，刘家辉本科毕业后申请了软件工程的研究生，一边读书一边等待乐队的机会。大学期间为了挣钱做音乐，刘家辉还当过一段时间外卖员，在大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波，忍受着客人发泄对自己的不满。

来到《乐夏》，虫子获得了很多从家庭里得不到的赞许，来之不易的肯定也让她流下了泪水。回忆起之前奋斗的时光，尽管物质上得不到太多满足，但虫子表示自己并不觉得辛苦，精神上的愉悦让自己更富足。《乐夏》的经历也让她坚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02 “喜欢什么搞什么”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经历，让白皮书的音乐具有很强的人文意识和平民属性。

每每看到社会新闻中人们的悲惨遭遇，刘家辉总会觉得“一定是有什么出了问题”，面对荒诞又残酷的现实，自己不能熟视无睹。

对城市底层工作者和弱势群体的关注，结合自身经历积攒下来的情绪，最终一并通过音乐释放了出来。

白皮书的音乐是大多是缺少光明的，幽暗鬼魅的合成器loop构建出阴云密布的末世场景，富有行进感的鼓点如漩涡一般卷入黑暗，主唱低沉的声线从潮湿阴暗的沟壑中探出，传达着隐秘的危险。歌词的真实如同一把利剑，刺向笼罩在头顶的巨大虚空。

不同于重塑音乐精心雕琢的严密结构，白皮书缺少一分齿轮咬合的机械感，反而是通过尖锐的吉他失真和狂躁的舞台呈现，显露出挣脱铁栅的意图。

虽然定位于后朋克，但白皮书显然不甘于局限在这一种风格。

除了后朋，刘家辉表示自己最近在听日系自赏，小时候也喜欢周杰伦这样的港台流行歌；虫子高中时习惯听着《南方》回家，喜欢Metallica还组过金属乐队；贝斯卢子健说，他“特喜欢”冰岛的Sigur Rós乐队, 以及氛围后摇一类的作品。

刘家辉说，后朋克只能笼统地概括乐队目前的风格，下一张专辑也不想再重复自己，“腻了”。新世代听众的音乐口味相较过去更为庞杂，市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大众审美不断更新，音乐人自己也在不断寻求突破。

刘家辉希望乐队能“以开放的心态去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喜欢什么搞什么”。甚至还半开玩笑地说，“明天就玩民谣！”

03 音乐需要被听见

当然在满足自己之外，音乐首先需要被更多人听到。

客观来说，和木马、Joyside等老一辈乐队相比，这个时代的乐队有更多曝光的机会。首先得益于大众音乐消费偏好的改变，当下音乐商品及其传播渠道的多样性，让大众的选择不仅仅局限在主流音乐人身上。包括民谣、嘻哈在内，摇滚乐或者乐队的形式虽仍是小众，但也逐渐被更多人接受。

其次，商业化的运作和更成熟的业界生态，对于作品和音乐人的推广是作用显著的，而这也正是上一代的乐队们缺少的。

幸运的如花儿、达达，借大公司的资源一步迈入主流，名利双收；而没有得到垂青的如木马，以及早期的痛仰，虽然在小圈子里颇有名气，但都过着相当拮据的生活。

然而到了今天，独立音乐日渐兴起，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建立起更完善的生态体系，给乐队们提供更好的经纪宣发支持。音乐消费的人群和场景愈加多样化，市场逐步细分是大势所趋，更多的音乐人可以在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地上”与“地下”之间的隔阂在慢慢缩小。

另外，早期乐队闯出的经验，使得后来者的音乐之路能相对少一些崎岖。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北京、上海等地都建立起更为丰富的演出场景，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稳定的摇滚乐爱好者和消费群体，也不断地吸引着音乐人和资本投入，在城市内部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态。

而这些积累下来的财富，新乐队们可以“坐享其成”。

更不用提声名在外的北京“School酒吧”，在推举本土新乐队上也是功不可没，盘尼西林、指人儿、丢莱卡，包括白皮书，最初都是在这儿打出了知名度。

事实上在参加乐夏之前，白皮书在北京的乐队圈已经小有名气，是School酒吧和Temple livehouse的常客。去年单School一个场地，白皮书就演了近30场，叫好又叫座。

△ 白皮书在SCHOOL

图源：网络

不过在表面的风光外，乐队本身的收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School的场地不大，一场演出也就100来人，加上最开始都是四五个乐队拼盘演出，场地再抽走一定比例，乐队其实分不到多少钱。

刘家辉透露，一场演出下来，乐队每个人只能摊到不超过200块钱，剔除路费和酒钱，收入微不足道。乐队表示，这已经是“比较稳定的情况”了。

上节目之前，节目组问他们通过这次经历最希望收获什么。白皮书表示“希望有更多观众来听我们的歌，把它传播出去。”而节目播出后，乐队也确实收获了更多的关注。

微博粉丝暴涨，而因《乐夏》注意到白皮书的粉丝们，也终于走进livehouse，专场演出分分钟售罄。乐队成员也表示，今后要更职业化地做音乐，通过作品慢慢把口碑建立起来，让乐队的日子可以过得更好，改变此前入不敷出的生活状态。

谈到乐队的未来，刘家辉表示“走一步看一步先干着”，以后的事情不愿多想，先把音乐做好。

对话

Q&A

&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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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鹿角APP：当时知道要上《乐夏》是什么感受？你们应该是从“乐夏巡星计划”选拔上来的吧？

刘家辉：对，我们是“巡星计划”比赛得了第一，然后乐夏导演组他们也去现场看了我们的演出，商议过后决定让我们上乐夏。

小鹿角APP: 《老鼠》这首歌是怎么选的？

刘家辉：这首歌很早以前就有，我们演了好久，观众对这首歌的反馈也比较好。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第一场就演《老鼠》这首歌，没有在挑歌上浪费太多时间。

小鹿角APP：《老鼠》这首歌的合成器旋律是一个亮点，但你们第一场其实没有现场演奏，是不是当时也感觉缺了点什么？

刘家辉：其实也不是。放采样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确实没那么多乐手，也请不起，而且我们认为采样并不影响音乐的呈现。但我不可能去放一个鼓的采样，因为鼓是这个音乐特别重要的一环，它需要现场的呼吸和律动，但是我觉得那些合成器就是一些很死的loop循环，是不影响现场呈现的。

小鹿角APP：你们改编赛演的《小摩托》，被美团外卖官方转发了，什么感觉？

刘家辉：我还挺高兴的，因为他配的视频真的挺好的。不像“大明星们”有很强的话语权，其实外卖员这个群体他的话语权比较弱。本身这首歌就跟我送外卖的经历有些关系，我看到美团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外卖小哥五彩缤纷的生活。这个是我感到高兴的，相当于有一个途径和出口为这些人增加一点声量。不过也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了（笑）。

小鹿角APP：你们做音乐家里都是支持的吗？

虫子：我大学毕业本来是要工作的，家里人没有想过我会去做乐队。跟我妈说我要打鼓的时候，我妈就说，你要是选择这条路，以后就打碎牙往肚子里咽，有什么苦都不要跟我说。我觉得那也算是一种支持，她至少不反对我。

然后就一直报喜不报忧，可能好几个星期没有收入，然后突然演了一场演出100块钱一个。我就会告诉她，你看我一个小时都能挣100块钱了，之类的。一点一点她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差。到现在，已经定型了，她反对也没有用了。

小鹿角APP：还是挺有压力的。

虫子：就还好，因为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前我学建筑去工地，虽然会有稳定的收入，家里也支持，但是我在那个地方是格格不入的，没有办法去跟别人交流，我觉得那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乐队比较好。

刘家辉：我爸一直算支持，因为最早也是他给我“引上歧途”的，琴也是他教的，所以算支持吧。当然有的时候他也会疑惑，毕竟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很多不确定，或者是动荡也好，会希望我们稳定一点。他也会善意地提醒我，会问我确定要这么做吗？上了《乐夏》以后就好多了。

其实他对我们的音乐还是不太能接受。他也会怀疑，说这个歌这么难听，怎么会有人喜欢呢？但看到很多人喜欢，还有很多专业人士评价还OK，他就相对放心了很多。长辈永远会担心你。

卢子健：我家放弃治疗了。

小鹿角APP：他们知道乐夏很多观众喜欢你们，给你们票数很高吗？

卢子健：他们无所谓。

虫子：我也是。本来以为上乐夏我告诉爸妈，他们会很激动，结果发现我跟我妈讲刚刚那些事情的时候，她跟我讲了一堆她自己的事情。在我看来可能没有那么关心吧，觉得你能把自己照顾好就可以了，那些别人看到的事情就不重要。

小鹿角APP：有些人写歌，可能一部分来自于生活，一部分来自于对外界的观察，你们的《我不高兴》，是什么样的创作背景下写出来的？

刘家辉：主要还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些观察、对社会的洞察，但是确实是有模糊化行为的。我们创作的时候有非常鲜明的态度，但表达的时候我们会稍微暧昧一点，让这个态度不是那么的直观，不是一猜就能猜到。

包括好多人在网上，比如说《老鼠》他们会有各种解读。我并不认为他们过分解读了，其实都蛮有意思的。但正是因为我不愿意把答案告诉他们，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找到他想要的那个点，选择用这种方式理解。比如一个小朋友，他甚至觉得这是一个讲小老鼠的儿童歌曲，我觉得都是OK的。

小鹿角APP：对于社会或者是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你们有不满或是别的想法吗？

刘家辉：肯定是有我们自己的态度，但不是对于社会不满，而是一些行为现象，对于现象的有些不满是肯定的。

小鹿角APP：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刘家辉：比如《我不高兴》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叫《浮生录》，那个歌其实在音乐创作上是一个很没有技术含量的歌，但它的词的确是我从社会新闻里提取出来的，都是真实的。有些事情就很匪夷所思，比如说一个得了癌症的农民，他用蜂窝煤烫自己来治癌症，你会想这一定是有问题的。人类社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的同理心和同情心，或者说的现实点，就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一定是有问题的。

包括有一个老奶奶去医院，她得了绝症，一辈子攒的三四万块钱，去医院刚准备办住院，第二天钱就被偷走了，她就没办法治病，直接就死了。本来有这个钱可能能会稍微延长一定寿命，但人就是这么没了。

这些是非常让人沮丧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要搞事情，因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有问题，只是我看到了，让我感到很吃惊，有这样一个情绪，我就把它写出来了，有些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所触动。

小鹿角APP：刺猬的子健在节目里说你们的音乐是直角的，这跟你们的理工科背景有关系吗？

刘家辉：首先我觉得一首歌或者两首歌不能代表我们的全部，我们也有另外的样子。但子健说的是有道理的，至少我们呈现的那两首歌是偏这种的。

可能我的这种理工背景会影响我的审美，造成我对机械或者工业感的东西有一定美感体验。比如说我个人很喜欢高楼大厦，还有那种特别宏伟、人工做的一些东西，可能老卢就不是特别喜欢。

小鹿角APP：为什么选择呈现这种很理性的音乐呢？

虫子：可能我觉得那样比较酷。我编鼓喜欢特别清晰的东西，就是你一听它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律动。这种审美的话，可能我在里面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小鹿角APP：主唱看上去在生活中是个蛮温和的人，怎么能做到在舞台上那么“凶”地唱歌呢？

刘家辉：我觉得做音乐和做人不太一样，但并不是完全对立。你看孙红雷演坏人演的那么好，他现实里也很和善，这是一种对于艺术创作的激情和内在的表现。不管是音乐人还是演员或者画家，这种内在的表达是可以通过舞台和音乐释放出来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实也要那个样子。

尾声

与前两场不同，白皮书在与椅子乐团的加时赛中，选择了更为内敛和自省的《清河》。舒缓的节奏伴随坚定的鼓点，放慢了时间流逝的速度，bassline在一旁亦步亦趋，漫步于河岸。极具后摇特质的氛围吉他夕阳般晕开，浸染了整个天空，细润绵长的小号在意识深处缓缓地流淌着，一如清河，窸窸窣窣。

在经历过人世间些许苦难后，让清河洗去灵魂的污垢，将大脑抽空片刻，随它放逐漂流。面对淘汰的压力，白皮书选择回归自我，用这样一首走心的歌曲给乐夏的旅程画上了句号。

节目结束后，白皮书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曝光，筹备巡演、上音乐节、接受媒体采访……刘家辉觉得乐队马上就要“熬出头了”。作为一支2016年成立的乐队，经过了4年的磨炼和经验累积，眼前的机会着实来之不易。同时，乐队成员也希望能有更专业的团队帮助打理事务，自己则更专注在创作上。

采访的最后，主唱刘家辉向我们回忆最初决定做音乐时的心路历程。他表示，虽然一直对自己的音乐很有自信，但对于能否被市场接受却总是不太笃定，一直在观察。对于全职做音乐这件事，也反复拉扯了好几个来回，与自己的理智和情感作斗争：

“

好几次我都想放弃，而且几次我都放弃了。就像自己有一个开关，不管自己多么努力地去规避这个事，人家一碰这个开关，“啪”就又回来了，就是这种感觉。对音乐也是类似的情感，就是这样反反复复，每次都暗下决心，我不要再掺和这烂事了，但最后还是控制不了自己。所以还是要有内在的热情。

”

或许面对规则，面对生活的压力，面对那些难以改变的事，除了接受，热爱是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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