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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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的价值」

专访导演陈可辛

三联生活周刊：先是《李娜》，再是《夺冠》，为什么连拍两部体育题材电影？是你个人喜好，还是出于对市场的判断？

陈可辛：首先是，在这个大环境里，你要考虑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之前我没拍过体育题材，导演刚开始工作的几年，拍的东西都有自传的成分，很个人化，慢慢才会向外去找些新的东西来做。其实不管拍什么，归根结底是拍情感，拍人的故事。

一开始我不是想拍体育题材，只是想拍李娜，觉得她是在一定社会环境里很特别的存在。从《李娜》开始，才对体育题材感兴趣。后来想拍女排，本以为影响力这么大的一个团体肯定有很多人想拍，一问才知道，竟然没有，所以就决定去拍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做这部电影之前，你对中国女排、“五连冠”、“女排精神”这些内地人很熟悉的人和事了解多吗？

陈可辛：知道，但没有后来了解得那么深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排在香港也非常受欢迎，或者说在全世界华人华侨社会里都有很大影响力。我个人的经验是，1978年亚运会在泰国举办，当时我16岁，在泰国读高中。那是郎平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现场看排球比赛，中国队一出场大家都很疯狂。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体育迷，但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女排，不仅国内对她们疯狂，整个华人圈子都对她们很疯狂。

但你要真问我对“女排精神”了解多少，那就是后来做剧本时慢慢去挖掘、慢慢去分析这个现象了。每个人可能理解都不同，但在我看来，1978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在我们落后、缺乏自信的时候，中国女排是最先走出国门，重新走进世界大环境的，是冲在最前面的一群人。那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很大的突破和尝试，已经远不只体育那么简单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好像就是对时代的东西感兴趣，《甜蜜蜜》是在拍时代变迁，《中国合伙人》也是。拍李娜还是在讲一个运动员的成长，但拍女排不一样，它背后有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我觉得，中国女排的主角是时代，通过女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同时代的面貌，而我可以对这种“面貌”做一些个人化的解读，这可能就是很多人说我喜欢“夹带私货”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拍《中国合伙人》的时候你说，有些经验可以转化，内地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和香港上世纪70年代的经验很相似，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拍。做《夺冠》时，有这种经验上的转化吗？

陈可辛：女排也一样，《合伙人》拍到了80年代末期，《夺冠》走得更远。那个年代的内地我没有经历，“文革”也没有经历，但40多年后，大家也都是通过看书，通过看资料、影像去了解和思考，所以把这些东西做得能有共情感并不难。

在内地拍电影这么多年，很多人都问我怎么做到“接地气”，其实我没有刻意要求自己接地气，因为我在哪儿都必须接地气。11岁离开香港，18岁去美国，21岁回来，不管在内地、香港，还是在美国，我都不是个当地人。人性内部是相通的。你首先要忠于自己的感受，其次是不要过分主观，要多和大家聊。在内地拍电影，我需要有非常信任的编剧，价值观上我们要很像但他比我更了解内地的生活和文化。我和编剧张冀之间已经建立了这种信任。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女排的认知，你们有分歧吗？

陈可辛：这次合作是他说最多次“你是香港人，你不懂”的一次，之前他很少说这样的话。女排的故事很多，需要做取舍。三个阶段，很大体量。张冀一直坚持，女排的故事要顺着讲，按时间来，不能像《中国合伙人》一样在时空上跳来跳去，要老老实实讲故事，因为中国人对女排有极深的感情，这个感情是时间累积的。但我觉得，每个故事都有一百种讲得好看的方法，没必要拘泥于那一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争论，争到后来我都放弃了，打算按剧本拍完，回来再想办法剪。

三联生活周刊：《夺冠》拍的是有原型人物的故事，选角上怎么考虑的？现在看，个别角色的选择还是有争议的。

陈可辛：当时《中国合伙人》争议也很大，我们都经历过。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郎平、一百个陈忠和，我们只能用自己的角度和角色需求去判断。巩俐是郎平的唯一人选，确定要拍《夺冠》时我就决定要让巩俐来演郎平。你仔细想想，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不是她，还会有谁？除非我们不用明星，那电影就不是一个商业片，会更像个纪录片。

但如果找明星，在现有的女演员里，谁的资历、年龄、气场、外形条件会比巩俐合适？巩俐和郎平在各个方面都是匹配的。一开始，巩俐还有些犹豫，我就告诉她，其实你不用演，你那个倔强的样子，站在那儿就很像郎平了。至于去模仿郎平的动作和神态，那是巩俐对自己的要求。

陈忠和我也一直希望黄渤来演，编剧张冀和我都很喜欢陈忠和这个人物。他和郎平一样，是英雄人物，但更接地气。做采访时，我们除了郎平之外，聊得最多的就是陈忠和。他不是那种很嚣张的英雄，是比较内敛的，也更像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但内在很强大，最难找的就是这种演员。黄渤亲和力很强，而且常常喜欢笑，喜欢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些气氛缓和，这方面我觉得他们是匹配的。五官像不像？其实不一定像。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2013年到2016年这段的戏还请来了现役的国家队队员来拍，包括之前看资料，你能从这些运动员身上感受到你感兴趣的时代议题吗？

陈可辛：电影80年代的大氛围和人的状态，我找了很多书和纪录片来看，也看了很多摄影册。肖全的摄影集《我们这一代》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很多演员的形象都是按他照片上的感觉去找的。

我们找了郎平的女儿白浪来演郎平，她当然是观众能买单的人选，更重要的是她从小在美国长大，身上那股特别阳光的感觉很符合80年代运动员的气质。现在这批运动员明显在自信心上是特别强的，虽然是第一次演戏，算是素人演员，但其实每个人都是明星。“这句话我不会这么讲。”她们自己演自己，还会自己改动台词。你能在她们身上看到鲜明的个性，这是时代在她们身上的体现。

三联生活周刊：接受采访时，你提起过，李娜的叛逆并不是所有年轻观众都能找到共鸣。《夺冠》以80年代为起点讲故事，还有那种集体主义的情怀，容易引起观众共鸣吗？

陈可辛：体育题材天然有一场关键的比赛，是可以推动情绪的。我喜欢拍有清楚叙事的电影，有些人喜欢拍和看那种被理性思考打动的东西，而不是情绪，但我偏偏是喜欢情绪的。大家总说女排是集体主义，但这里也有个人英雄，有具体的人的故事。再集体、再个人英雄主义，最后能引起共鸣的永远是人性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一直很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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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