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吃，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叉烧包，是广东粤菜的著名美食点心，受到大湾区食客的广泛喜爱。也正因如此，这部《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才会取得如此深广的影响。

电影的主演黄秋生，又凭借“变态”杀手的角色获得了金像奖影帝，也使得影片比之一般粗制滥造的惊悚片、犯罪片更具口碑。

在1994年的第13届金像奖，张曼玉与梅艳芳颤颤巍巍、哆哆嗦嗦地念着最佳男主角名字——“八仙饭店黄秋生”。而到了1999年的第18届金像奖，一同与梅艳芳登台的张曼玉，看到获奖者后说道：“不是吧？又是你！黄秋生。”（此次凭借《野兽刑警》“烂鬼东”一角）

由此可见，从“变态”杀手到“野兽”警察，黄秋生在犯罪片、惊悚片等类型电影中塑造的“极端的”、“富有毁灭性”的角色，体现了表演功力。

放到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部电影，却发现“变态”杀手并非有多可怕，不过是特定阶段的商业噱头，而影片所揭露出的社会怪象，其中的人性之“恶”与无法摆脱的“劣根性”，才是最令人恐怖的地方。

01

电影改编自真实的澳门“八仙饭店灭门惨案”，将这桩奇案通俗化为一场赌博借款的纠葛杀人案。在1985年澳门夏天的海岸上，浮现了截肢，事出有异，却迟迟没有线索。直至调查组发现八仙饭店的前店主郑林一家全部神秘失踪，现任店主黄志恒又迟迟无法呈示合理的接手手续、成为最大嫌犯。

犯罪嫌疑人黄志恒拒不承认的同时，又被发现与香港的一宗命案相连（与郑氏案同样是因赌博借款纠葛的凶杀案），至死不承认罪行的黄志恒在狱中自残毙命。

电影对“变态”杀手黄志恒性格的塑造方式，更趋向于一种“去生活化”、略显夸张的方式，使其性格更极端化——嗜赌如命、杀人如麻、极度贪婪暴怒。放在当时或许是为了制造惊悚效果，但用当代的眼光来看，这种方式却降低了恐怖程度。

不仅仅是因为当代人恐怖感的“阈值”被提高了，更在于这种极端化的方式反而创造了一种脱离生活的“疏离感”，在提醒观众“这是个例，高于生活，在现实中很难遇到”。

这也是奇案改编的电影难度所在，现实矛盾纠葛的复杂错乱，是无法用电影复刻的。过分渲染传奇性又很难达到原本的警世意义。

黄秋生在塑造角色的方式上，也是更注重表现角色的暴戾与邪气。阴狠可怖的眼神，深不可测的面孔，磨刀时丝毫不见波澜的面部表情，都展现出了角色那种极度凶残、蔑视生命的恶魔状态。

02

影片的叙事主要分为两条线，一边是黄秋生的“变态”杀手，另一边是李修贤的李sir以及其下属团队。事实上，相比黄秋生的杀手，李修贤饰演的李sir及其下属们，更像是真正的主角。

他们足够真实，性格足够鲜活。他们具有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普通人那般的世俗烟火气，他们拥有这样那样的个性、优点与特长，但却一样有着人性深处无法摆脱的“恶”。

这种“劣根性”比未经文明驯化的暴戾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当代的人性之恶、负面情绪、潜意识中的戾气，并非“大奸大恶”，看似无关痛痒，却刻于骨子里更难以被抹去。

在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李sir领衔的“重案组”团队，一直处于一种极度慵懒、闲散、懈怠的状态之中。

他们发现海面上被冲上岸的残肢，丝毫没有任何情绪波澜，反而是抱怨一大早碰到这种事十分晦气。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闲侃、吹水、耍帅、说笑，在同事中唆使新人，在工作中互相推诿、邀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精神的时刻也莫过于欣赏上司李sir带回来的小姐。

对待责任疏于承担，对于现实逃避面对，纵情声色，贪图享乐。

这是“现代症候群”——当现实的琐碎、世俗世界的陈规陋习、世态炎凉的人间万象，逐渐磨平了人的棱角与心志，身处各个职能的人都变得世故庸碌、油滑俗练，缺乏更深的理想、抱负、憧憬，丧失悲悯、共情与同理心，唯一在乎的是自我感官的满足与愉悦。

当由贪婪、懒惰、色欲、暴怒组成的人性之“恶”，堆叠在一起，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着暴戾，而身处其中的芸芸众生，却沉溺于其中，贪图安逸，无法挣脱。

03

电影的导演邱礼涛（代表作有），作为香港电影恐怖片领域颇有成就的著名导演，其所擅长的并不仅仅是类型片。邱礼涛十分善于在小制作商业片中把握住商业通俗性与社会写实性的平衡，在用戏剧化故事满足大众观影趣味的同时，对于人性的针砭时弊、对真实人情的洞察力，也可见一斑。

在深入思考影片《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是作为出品人、主演身份参与到影片整个创作过程中的李修贤。

80年代的李修贤，因为《公仆》获得金像奖的影帝。其为当代人熟知的是在《龙虎风云》、《喋血双雄》中与周润发的珠联璧合，其主演的《霹雳先锋》又对周星驰职业生涯有着重要意义。

李修贤进入了90年代后，仍旧是警察专业户，只是本片中的李sir，不见了当年的满腔热血、胸怀理想的那份青年人的正义感，放弃了对情义的追逐，放纵了自我，变得不再有抗争精神、不再愤世嫉俗，成为世俗社会里层层倾轧的“逐利链条”中的凡夫俗子。

影片中大量的黑色幽默与戏谑的基调，中和了血腥场面的恐怖氛围。

而影片的讽刺并不止于李sir领衔的“重案组”内部的“黑”，更是通过几度出现的报刊、记者将讽刺矛盾对准更广泛的“看客”。事不关己的人，将别人的苦难当作一种“景观”、“奇闻”去“欣赏”，人与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共情与同理心，也造就了影片中每个人的“麻木”与“冷漠”。

电影上映时正处于香港电影黄金时期，而在耀眼的数据与光环之下，很多电影创作者已经看透了观众“求新求异”的猎奇心理。而《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在顺其道行之的同时，与一般意义上那类完全取悦他人、谄媚大众的商业片相比，更多了一丝讽刺和戏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比之放纵更需要的是克制。无论身处何地，收敛恶意、心怀敬畏、及时止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