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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乐队 “民谣与诗”这四个字里有误区|对讲机

查看:524 / 更新:2022-12-15 07:56


《流浪之歌》河乐队演出。王祥 摄

音乐人老狼在看完《流浪之歌》后发文说,“小河唱起《那不是我的名字》,突然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在上个世纪末,在一个已经被拆除的河酒吧里,曾经有那些人相拥着消耗了他们的时间,然后又被各自的河流带走。他们被那些歌牵引着,回到在废墟上重建的大厦里。那些新建的大厦早晚会变为废墟,但那些放肆的笑永远被记录在歌声里。”

安娜以法国摄影师的身份初到中国时,在三里屯河酒吧结识了万晓利、小河、张玮玮、郭龙等民谣音乐人,彼此友谊延续至今。2018年1月,安娜与他们再度聚首,共同举办了一场名为《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河乐队”也由此诞生。

十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几位音乐老友几乎都离开了北京,又因为音乐剧在北京重聚。他们的对谈中,有民谣音乐人的创作思考,更有友谊。


河乐队排练时。央华戏剧供图

十年

“回归、打开自己、勇敢了一点”

张玮玮:十年前我正在准备我的第一张专辑,特别焦灼,十年后我在准备我的第二张专辑,依然焦灼。这十年变化很大,十年前我还在北京,十年后我已经搬到云南了。在北京的时候人经常是被事儿带着走,到云南后少了很多交际和饭局,有种回归的感觉。

这些年独立音乐行业内发生了一些变化,做音乐越来越偏向职业化和商业化,大家都在忙着规划和推广自己。大理这小地方的好处就是人的野心会变小,可以停下来想想自己为什么要做音乐,为什么走上这条路。这几年开始重新学习吉他和乐理,系统地看一些历史书,有空的时候写些公号。

这些事都不能折现,我也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去年我整年都没出去演出,偶尔也会有被困住的感觉,担心自己的存款余额。今年本来打算三月份出来乘风破浪,但是遇到了疫情,直到七月才来到北京排练。疫情期间我找了个老师学街舞,还找了武当山的道士学武术,什么样的日子都可以是好日子。

郭龙:我这十年就在大理待着,业余生活基本差不多,乐队排练、练练瑜伽、跟他们踢踢毽子,以前喜欢游泳,但是这一两年也没怎么去了。玮玮喜欢看历史,我喜欢看科幻和科普类的,数学、基础物理学。

万晓利:我这十年变化比较大,中途搬到杭州,到现在生活了六年了。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工作生活方式都不是很健康,身体也发出了信号,心理也有了变化,就想着能活动活动身体。杭州让我改变了很多,整个人都向外打开了不少。

小河:刚好是大概从2010年开始,我有了巨大的变化,那之前特别自我,觉得音乐是全部,音乐可以实现自己所有的野心,还相信自己可以通过音乐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去超越自我。但是2010年我在舞台上摔下来,在床上躺了三个月……

安娜:啊?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严重吗?

小河:就是在一个画廊里做跟声音有关的展览,自己故意跳下去,两个脚后跟摔碎了,只能躺着。当时跟晓利住得很近,他还经常去看我。这是一个分水岭。就觉得很多以前对音乐的理解都改变了,开始想为什么做音乐,音乐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对我来说是什么,未来应该怎么做。有点像现在的疫情,时间越长给人类自我反思的时间就越长。

安娜:我的话,从30岁到40岁,跟大部分女孩子一样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做了一个艺术学校。后来受到小河的想法启发和鼓励,开始做话剧,也勇敢去试试上台唱歌。

友谊与中年危机

“年纪大了会看到彼此的边界”


安娜初识河乐队成员时期所拍摄的照片。

郭龙:我跟玮玮是很难得、很奇怪的一段关系,在我人生中也没有见过同样的。参加的乐队基本都是一起,这也挺奇怪,有一个乐队只要找了我,后面就一定要找他,找了他迟早也要找我。其实我们的性格爱好是截然相反的,但可能跟我们认识的年纪有关系。青年时代也老会闹别扭,但是现在更知道那个东西,就会尽量避免那种情况的出现,各自尊重互相的空间,尽力去理解对方。特别是两个岁数大了的男人,又是“成熟的散伙儿男团”了。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一直是亲人一样。

张玮玮:是的,我们俩很小就认识了,成长轨迹也几乎重合在一起。如果我们不离开家,也有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长的友谊。但因为一起离家,我们成了命运共同体,西北人出门喜欢扎堆搭伙儿,共同去面对陌生的环境。我俩曾一起面对过很艰难的生活,也同时加入过美好药店乐队、IZ乐队、野孩子乐队、小河和小利的个人乐队,还一起给孟京辉做了几百场的戏剧配乐。我们认识快三十年了,几乎一直在一起生活和工作,这很神奇也很珍贵。

张玮玮:不害怕,我们现在就是各做各的事情。我们生活几乎都在一起,如果工作也还是捆在一起,不闹别扭是不可能的。有时候是要主动创造距离,稍微离得远一点。年纪大了,要看到彼此的边界,并尊重它。

郭龙:生活和工作只能选其一,现在我俩大部分工作不在一起了,但是生活离得很近,经常一起吃饭,反倒特别好。但是两者都在一起,矛盾就特别多。我们还是住得非常近,现在家的距离跟小时候家的距离几乎一样,阳台还是能看到对方家。

小河:对,一起到今年这么久,很难得。其实我发现,到这个岁数回头看,中年烦恼这件事好像并没有,但是对自己以前的作品有过质疑。之前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向内的,我只关心感兴趣的命题,我相信灵感是从天而降的,每天练琴都在等从天而降的东西,其实特别被动。慢慢我就不再喜欢这种感觉。后来做了《傻瓜的情歌》,是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录的专辑。对我来说这个可能不是中年危机,而是一个创作命题,就是如何在未来规划你和音乐的关系,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万晓利:我也没有,哈哈哈。可能有调整的状态,但是现在的状态比前些年要好。

民谣

“刻意追求诗歌化的语言有问题”


安娜镜头下十几年前的小河、万晓利。河乐队

张玮玮:生活状态和年纪会给创作带来影响,好比我以前喜欢清淡抒情的,现在更喜欢节奏律动的。但是大命题没有变过。

郭龙:这个大命题不能单放在民谣创作上说,是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艺术创作都是这样的。很多好的作家、画家的作品都是在年轻时代最贫穷、表达欲最旺盛的时候创作出来的,这可能跟人的身体节律有关系,但我觉得不绝对,有伟大的创作者突破了这一点。还是要保持敏感。很多人生活安逸之后并不是没有能力了,而是他不想说了,就觉得这些事儿都见过了有什么可说的,就没有敏感和热情了。伟大的创作者都是像孩子一样,一直有敏感和热情。

张玮玮:失恋了能写出好歌结婚了就不能,穷的时候能写出好歌富了就不能,这是胡说。鲍勃·迪伦多早就有钱了,毕加索、达利过得这么好,一生创作没有任何影响。你什么样的时候都能创作,如果你不能创作只能说明你本身有问题,从外面找理由就太可笑了,是在欺骗自己。整个欧洲古典文化都是建立在贵族阶层,他们没穷过,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可能有误区。

很多时候,我会对同龄的一些音乐人感到可惜,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都四十岁了,在舞台上还是渴望回到二十多岁的自己,展示青春的样子。其实日常生活里的有些平淡的心声,比年轻时的激荡更接近真相。你能想象鲍勃·迪伦复制自己20年前的样子吗?四十多岁是创作的正当年,一个人有了阅历、生活稳定,心态平衡、不再受荷尔蒙控制,难道不是可以去向更辽阔的世界吗。“不穷了就不能写歌了”,这都是对青春的眷恋,有些小气。

我认真地想过这个事儿,写歌要干什么,我做民谣,民谣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叙事是最重要的,是我喜欢的表达。所以我很早就想好了,世界这么大,我能说清楚一件事就可以了。就把白银说清楚。

万晓利:我跟玮玮不太一样,我还是有不少改变的。从2015年发了《太阳看起来圆圆的》听起来是特别内收的开始迈进向外的,包括后来的《天秤之舟》,都向外走了走。这是一个从北京到杭州之后心理的转变,对我来说我已经努力了。

小河:晓利的转变也跟家庭有关系,有那么好的嫂子和女儿,真的给了他特别多支持。我觉得我们都在变老,不同生命阶段看到的风景也不一样,我们年轻时候会觉得靠自己来信仰音乐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后来慢慢开始觉得以前不敢接触的东西和不屑一顾接触的东西,到了一定阶段都没有那么可怕,甚至有一点想要去了解。所以接近它之后就是会改变。年纪越来越大,活着轻松不紧张才是最重要的。年轻时候就觉得什么自在啊,自由最重要。

万晓利:创作环境也在变化,不管是北京还是哪儿也好,整个音乐氛围都变了。以前巡演就我们一些朋友在路上都能碰到,都是熟人在演。过了几年有些乐队就开始没听说过了,这两年就几乎都不认识了。这么些年涌现了很多新的音乐人,有更多人或全职业或半职业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安娜:对,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没什么音乐环境,最大型的只有每年五一的迷笛,音乐节也只有北京上海,后来才找到了小小的河酒吧。那个时候音乐人没有舞台,音乐只能在河酒吧呈现,但中国发展那么快,20年内一下子就有了特别多的舞台。后来大的高潮就是野孩子在工体的演出,15年的时间在同一个城市,乐队可以从河酒吧走到工体,这太不可思议了。音乐都已经成熟了,但是那时候没有市场。

郭龙:前两年流行Hiphop,但中国没有基础,只有极少极少一部分人有天赋创作它欣赏它,大部分人就是跟风吧。野孩子出现的时候还没有民谣这个词儿呢,没有人说民谣,都是地下乐队,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误导性,它变成了城市情歌,抱把吉他唱唱爱情就是民谣了。在很多角落还是有很多好的创作者,但是这样的人往往走不到台前来。

张玮玮:民谣连接着民族的民歌和生活,近几十年的独立音乐包括摇滚乐,其实都仍然在它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中。但近几年民谣似乎出了些问题,我觉得就是因为“民谣与诗”这四个字,它把民谣固化、美化成了一种模式。很多词作者开始刻意追求诗歌式的语言,像写标准作业一样的凑字造句,最后驴唇不对马嘴。

前段时间我和一个朋友聊张楚的《赵小姐》,他用那么日常的口头语言,完整地呈现了一个普通女人的形象,你能完全感受到她的心思,和隐藏在里面的诗意。这才是民谣该做的事情,叙事是一条更长的路,民谣与诗不一定。

郭龙:我觉得这与我们对诗歌的认知也有关系,《赵小姐》就是诗啊,鲍勃·迪伦的歌词也是诗,但我们现在追求的只剩下押韵了。


当年的河酒吧是许多音乐人心中的心灵休息地。安娜 摄

音乐综艺化

“重要的是写歌那一刻的心情”

安娜:年轻人不了解野孩子不是现在年轻人的问题,是市场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如果没有一个公司花大钱让大众听到你的音乐,就很不容易自己去找到。

郭龙:音乐是一个传播媒介,你写出来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共鸣。但是不会本末倒置,它不是创作的原因。创作是为了说出心里话,有很大的平台让更多人听到是好事。名利、关注度来了就来了也不必排斥,最重要的是你写歌那一刻的心情,让更多人知道他也有一样的感受,这是最有成就感的。

张玮玮:我前几天看到一张照片,是贵州一家酒吧在巷子里的墙上放《乐队的夏天》,一群十来岁的小孩儿坐在对面的墙角看。台上的乐队在成功挫败和种种诱惑里纷扰着,但有很多观众跟这些并没有关系,你不知道这些孩子看到了什么,在心里种下什么样的种子。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因为那一刻而拿起吉他。

小河:是的,今天我看朋友圈有人说野孩子的现象有两拨人持不同意见,但我觉得我们无论支持野孩子,还是有人觉得他们不具备商业性,这两拨人都忽略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在每个时代,都有只是因为热爱音乐才去做音乐的人,他们的初衷就是“喜欢”。音乐不是物品,是声音,是无形的,一段旋律流传到今天,用你的方式去演变,考虑的应该就是自己开不开心,能不能带给别人力量和共振。


《乐队的夏天》节目播出时,张玮玮拍下郭龙在看《黄河谣》。

年轻一代

“不江湖,端端正正的”

万晓利:这十年有很多优秀的乐队出现,他们可以很早就开始寻找自己喜欢的音乐和风格,而且很早就能学到很好的技巧。实际上我也是特别注重音乐技巧和理论学习的人,但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特别多乐器可以钻研,听得也少。

郭龙:这次参加《乐队的夏天》碰到了好多(年轻人),马赛克我们很早就认识,他们至少没有演自己,在台下也是那个样子。五条人跟我们也是很早的朋友,当时还没有很红的时候就很喜欢,有这个时代很难得的真诚质朴,我们四个还一起演出过。Mandarin的生活经历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但他们也挺真实,技术很强,年纪轻轻在电子音乐方面非常有成就了。

张玮玮:我觉得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更端正一些。我们这代人为了生活奔波,一身江湖气,也造就了我们的歌里带着烟火气。烟火气是更动人的,但像他们这样,端端正正的,也很好。

新京报记者 李妍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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