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正随团演出，在国家歌剧院出演《白毛女》。

　　演出期间，陈强接到一个电话，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为纪念这个时刻，陈强想来想去，将这个孩子取名为“布达”。4年后，二儿子出生于吉林长春，名字自然而然用了剩下那两个字：“你哥哥叫布达，那你就叫佩斯吧。”

　　　小时候的陈佩斯性情顽劣，不喜欢读书，成绩总是班上倒数。

　　当时他长得比一般孩子要高，正巧遇到一个刚参加工作的老师，见他人这么皮，也是存心治他：“你个子这么高，坐最后一排去吧。”不得不说，陈佩斯打小就“反权威”，从此就跟这个老师杠上了。　　一次，老师让同学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把手举得老高，然后站起来说：“我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儿屁。”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老师心说我还治不了你小子？随即把陈强叫到学校一通训斥。　回家后，陈强拿起鸡毛掸子就打。

　　　　那时，陈强常在外拍戏，情感上和儿子之间有些疏离。

　　但每一次看到父亲登台，看到父亲身上顶着璀璨的光环，陈佩斯内心深处还是充满了崇拜。

　　陈强曾是“中国二十二大明星”，因为出演黄世仁和南霸天而闻名，“百花奖”为其单设最佳男配角，他还是那一年得奖票数最多的演员。

　　然而，就在一夜之间，浩劫袭来，陈强被抓进牛棚，成为众矢之的。

　　批判的理由简直叫人无从反驳：“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好？”

　　　　每一次从批斗场上回到家中，陈强的白衬衫上都是一道道血印子。

　　与此同时，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孩子一样，15岁的陈佩斯被卷入了浩荡的时代洪流中，成为内蒙古一个建设兵团的普通知青。

　　边疆条件极为恶劣，最痛苦的是吃不饱，身上光长胡子不长膘，饿得风一来就倒。

　　干了整整4年，好不容易探亲回家，一进家门，陈佩斯就对父亲叫苦：“爸，我饿死了！我再也不想去了！”

　　如何才能让儿子安稳回城呢？想来想去，陈强只能让他演戏：“没有别的出路了，我也自身难保，你要是不入这行，真可能要饿死。”

　　然而，陈佩斯的长相实在太普通了，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歌舞团都没要他，正好，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需要演员，陈强赶紧找到招生负责人演员田华：“帮个忙，把佩斯收了吧。”就这么着，因为生活所迫，陈佩斯成了一名演员。

　　　　很大程度上，外形限制了陈佩斯，一开始，他能得到的都是些龙套角色。

　　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用心，经常跟搭戏的演员合计如何给自己加戏，有一次，他本来是演一个跑场的匪兵，就因用心设计，被“提拔”演了俘虏兵，一下子增加了几分钟的戏份。

　　话剧《万水千山》的编剧毓钺说：“当时陈佩斯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一讲起笑话，无论语言上还是动作上，总是比别人可乐，有把人逗笑的天赋。”

　　　　这时，陈强也给了儿子一个建议：“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你可以演喜剧，以后多给大家带去一些欢乐。”当时，陈强是北影厂党委成员，力主做喜剧，试图用电影告诉中国人：“新环境下，人人都有笑的自由。”

　　1979年，他带着儿子主演《瞧这一家子》，这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部喜剧电影，虽说笑只是手段，重点在于“说教”，影片整体笑得“极其委婉”，但在那个年代已算是一大步了。要知道，在那时让人肆无忌惮的笑，弄不好是要葬送前途的。

　　　　这是陈佩斯第一次做主演，为了演好这部电影，床头贴满了人物分析，随时随刻都在琢磨人物的心理逻辑。

　　到了片场，父亲陈强就站在摄像机后头看，有时实在嫌陈佩斯太笨，就着急道：“你过来你过来，怎么这么笨？这个时候你得这么演才行，你看着啊。”

　　于是陈强演一遍，陈佩斯跟着演一遍。陈佩斯被父亲手把手教着演完，结果呢，《瞧这一家子》火了，还拿了优秀影片奖。这时大家发现，原来让中国人笑一笑，也挺好。

　　可5年后，小品《吃面条》进入春晚剧组，还是面临着随时会被枪毙的局面。提到陈佩斯，就不能不提朱时茂。

　　1977年，因为主演《牧马人》，“浓眉大眼”的朱时茂名声大噪，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当红小生。

　　当初朱时茂刚被调到八一厂，没有房子住，就先住招待所，偶尔会去招待所打公共电话，恰好陈佩斯那时候也常去打电话。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朋友。

　　　　八一厂的演员时常要跟观众见面，有些演员就自己安排个诗朗诵什么的。

　　朱时茂和陈佩斯也觉得，不能干聊呀，咱们也给观众排点儿小节目吧。

　　陈佩斯回去琢磨了一下，便提议说：“不如把咱们平时训练演员的过程编成一个喜剧节目？”于是两人私下捣鼓了一番，排出一个“吃面条”的小短剧。

　　每次带着这个节目出去，都能把观众们逗得前仰后合。

　　有一次，到一家宾馆表演，那里炒菜的师傅本身肚子就大，加之那天衣服穿得紧点儿，看陈佩斯吃面，愣是把扣子给笑绷了。

　　　　《吃面条》喜剧效果奇佳，可以说是走到哪儿红到哪儿，一度因此轰动了整个哈尔滨。

　　春晚导演黄一鹤听说了，就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希望他们把节目拿到春晚上。

　　审节目的时候，凡是看了小品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笑得喘不过气来的。

　　可是黄一鹤冷静下来一想：“我们能让观众这样为笑而笑吗？能让大家笑得如此肆无忌惮吗？如果没有什么教育意义，可以吗？”

　　他把节目拿给姜昆，姜昆也不敢保证。上面的领导，没人点头，也没人摇头。

　　大家都在想，把人笑成这样，太不严肃了，敢在中央电视台直播这样的节目吗？

　　陈佩斯见到这种局面，对朱时茂说：“算了算了，别搞了，还有正事儿，我们回去演我们的电影。”

　　朱时茂却说：“再等等，再等等。”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吃面条》的处境非常尴尬，因为始终没人拍板能不能上，陈佩斯和朱时茂就没有“身份”。

　　每次节目组拉演员去排练，朱时茂就带着陈佩斯“蹭车”。

　　不但蹭车，连正式排练室也没有，随便找个人少的房间，进门对人一笑，两人就旁若无人地排起来。

　　甚至吃饭的时候，也没人招呼他们。

　　时间久了，陈佩斯心里郁闷：“没人搭理咱们，咱们还留着干嘛？”

　　有两次，陈佩斯急得甩开膀子想走，还是朱时茂拉住他，好说歹说，“咱们这么一走了之，对得起黄导吗？”

　　这个经典小品才一路熬到了大年三十。

　　然而，直到1984年春晚当天夜里，《吃面条》能不能上，仍旧没结论。

　　这时，导演黄一鹤对他俩说：“你们上吧，出了事我来负责。但你们记好了，千万别说错话，要是出了重大事故，我就惨了。”陈佩斯永远记得那一天夜里，黄导说这话时有多么悲壮。

　　　　结果呢？《吃面条》火了，作为春晚历史上的第一个小品，一种全新的喜剧形式让观众笑疯了。

　　事后也并没有苛刻的文艺批评出现，原来让观众自由地发笑是如此美好。

　　一夜之间，陈佩斯和朱时茂家喻户晓，街上好多人对他俩的表演津津乐道。

　　大年初一，朱时茂去公共厕所方便，刚一进厕所，就看见俩小孩站在尿池前，一个学着他的腔调：“诶你再吃一碗。”

　　另一个学着陈佩斯：“哎呀我不吃。”“诶你再吃一碗。”　“我吃饱了我还吃什么吃。”“什么吃饱了，你再来一碗。”

　　听了一会儿，朱时茂实在忍不住了：“吃什么吃！这是厕所，什么来一碗不来一碗的！”

　　之后，陈佩斯和朱时茂，一起上了整整11次春晚，陈佩斯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小品王”。

　　《拍电影》、《胡椒面》、《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姐夫与小舅子》…这些小品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每个作品背后，都离不开对社会的洞察。

　　比如那年代，社会上的不法商贩特别多，经常有烤羊肉串儿的冒充新疆人，两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特意穿着大衣戴着墨镜去“研究素材”，这才有了1986年令人捧腹的《羊肉串》。

　　　　当时陈佩斯穿的是朱时茂的睡衣至于喜剧表演的技巧和层次，别说同时代的人，即便放眼如今，恐怕全国也找不出几个人能与之旗鼓相当。

　　豆瓣上曾经有人评价陈佩斯说：“他能够操一口标准普通话，几乎不使用任何俚语进行表演，而当代喜剧离开方言和网络潮词，离开了所谓的段子，几乎无法续命。”

　　知乎上也有类似的评价说：“离开了地域和家乡，陈佩斯还是陈佩斯，可有人一旦离开这些，就什么也不是了。”

　　看过小品《胡椒面》的人都会惊叹，短短十来分钟的作品里，只有三四句对白，陈佩斯却能仅凭肢体动作让观众笑趴在地上。

　　　　朱时茂曾经说过：“其实我跟佩斯演小品没本子，每一次演出的台词都不一样，但偏偏是在春晚那天的效果最好。”

　　1990年，表演《主角与配角》时，朱时茂身上的枪带突然断了，他只好趁着背对观众时偷偷系上。

　　本来弄不好这就成了演出事故，结果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没断的时候，枪挎在朱时茂身上，朱整个人显得潇洒威武；断了之后，一系上，短了一截，换到陈佩斯身上一挎，巧了，到胸口，配上陈佩斯的表演，尤为滑稽！

　　观众看了，当即笑作一团，反倒因此留下一幕经典。

　　《主角与配角》令陈佩斯名气达到顶峰，直到多年后，一个假冒陈佩斯的用户，注册了新微博，马上有网友给他留言，“队长！别开枪，是我！”

　　微博一发出，迅速被疯转，评论数千条，可见这个作品是何等深入人心。

　　　　“白日做梦！”小品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但陈佩斯的追求远不止于此。

　　他希望能让中国的喜剧走得更远。

　　于是每年花一半时间打磨小品外，剩下的一半时间，他用来拍电影。八一厂不拍喜剧，1986年，陈佩斯打算离开。

　　当初收他的田华知道他是好苗子，上门来说了好几次，劝他别走。田华苦口婆心地劝，陈佩斯就是不听。最后厂里面对他说：“要走可以，你要走的话，就分不到房子了。”陈佩斯一笑：“那简单，我不要了。”

　　　　但陈佩斯没想到，在当时的计划经济环境下，要拍一部“娱乐片”是何等困难。

　　第一部电影《父与子》，陈佩斯写完剧本，到西影厂求一个拍摄的“名分”，扶持艺术片的厂长吴天明见都懒得见他。

　　一个副厂长看了剧本，回绝了他：“你走吧，这类电影我们不做。”回去的路上，陈佩斯想：“你们不做，那我自己来做吧。”

　　于是他承担风险，自己拉来投资，可电影拍到一半，陈佩斯才得知，影片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摄。

　　看在陈强的面子上，上头没有追究。可等电影拍完，因为没厂标，发行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后来，中影公司收购了这个“黑户”，电影《父与子》成为了中国影史上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虽然在今日看来，这部喜剧并不出彩，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实属难能可贵，环顾四周，老百姓根本没有喜剧可看，中国也太缺乏让人发笑的娱乐。

　　《父与子》上映后，陈佩斯趁热打铁，又拍了《父子老爷车》《傻冒经理》

　　《二子开店》《孝子贤孙伺候着》…那些年，陈佩斯的父子喜剧非常红火，在冯小刚将葛优推上喜剧片王座之前，可以说最深入国民人心的喜剧角色，就是那个秃头、小眼、一脸贼笑的陈小二。

　　不过，那时陈佩斯还没能够预见到，无论是电影，还是小品，最终都会成为他生命里的过去。

　　认识陈佩斯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有追求的人。所以当初为了自己拍喜剧，说不要房子，就不要房子。同时，他骨子里有一股倔强，这样的倔强，在外人看来固执乃至偏执。

　　陈佩斯不同于他演绎的混混、流氓，私下里，他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对待任何作品都趋近完美。就像一个打磨玉石的手艺人。

　　　　在和朱时茂排节目的过程中，两人经常各持己见，相持不下。

　　当时，陈佩斯和朱时茂的作息时间不同，陈佩斯早睡早起，朱时茂晚睡晚起，每天夜里，朱时茂等陈佩斯睡了，还一个人伏案吭哧吭哧修改剧本，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早起的陈佩斯又照自己的想法改了回去。

　　两人没少为这个吵架，甚至冷战，最后还得各自的老婆把两人请出来，这才能继续把好作品磨下去。

　　搭档之间尚且如此，面对春晚剧组，陈佩斯感觉自己的作品受到桎梏太大。当初为让《吃面条》上春晚，陈佩斯就感到厌烦，几度想走。

　　之后10次创作，每次都需要送审、修改，还有各种原因不明的突发性撤节目。

　　当时，陈佩斯热衷探索新的喜剧形式，希望小品可以有更大的突破，可他的创作意见，从没被采纳。

　　　　1998年，《王爷与邮差》，成为陈佩斯在春晚的最后一次亮相。

　　工作人员把麦克风随便挂在戏服外，朱时茂刚一上场，麦就掉了，陈佩斯不得不靠着他，让他蹭麦说话。

　　最后，当陈佩斯开始满场疯跑时，朱时茂只能把台词“吼”出来。

　　原来准备的声效光碟，现场没给他们放。下台之后，陈佩斯掉了眼泪。从那时起，他便决心退出这个舞台。

　　而就在第二年，面对作品被央视侵权，未经本人许可发行小品的光碟，陈佩斯和朱时茂勇敢地站出来维权，将发行方告上法庭，毫无悬念地胜诉。

　　从此，两人彻底与那个舞台告别，一个小品时代，也就此落下帷幕…

　　　　一次谈话节目里，主持人问陈佩斯：“离开春晚，你后不后悔？”他想都没想，便说：“不后悔，上春晚的时候，我过得很狼狈，见谁都是大爷，作品里的东西受到太多的限制。

　　当时我提出过许多的想法，但每一次人家都说‘NO’！那么我也有说“NO”的权利，虽然说这个字的代价比较大。”

　　主持人又问：“9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都面临知识产权被侵犯，为什么你就那么忍受不了？”

　　陈佩斯说：“当然要发声，至少要让人知道，我是被侵犯的，否则五十年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看到，会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他愤怒的，不是那个侵犯你的人，而是面对侵犯，我们选择了漠视和沉默。”

　　在胜诉之后，陈佩斯也曾说过：“我不是什么斗士，千万别抬高我。我只是对错误的事情，说了个‘不’字。”

　　　　在所有人面对顽固的高墙选择无视时，甚至在许多人希望攀附高墙获利时，希望借助高墙的力量而功成名就时，陈佩斯第一个站了出来，说不。而几乎在同时期，他的电影事业也走到了尾声。

　　当时他拍了一系列喜剧电影，每部电影盈利，只刚好够下一部开机。如此算下来，电影是拍一部亏一部。　　可这样的亏损，并不是因为电影不好，而是因为整个市场极其不规范：“当时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当年派出5个组到河北去监票，有的地方演7场却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但上报却只报40%上座率，非常混乱。”

　　陈佩斯俯身一看，四处都是暗礁，四处都有这样那样黑色的潜规则，四处都是不可言传的勾结和打压，这都是他心底最为厌恶的。无奈之下，他只能关闭电影公司。

　　　　在做人和做艺的层面上，陈佩斯是个有精神洁癖的人。看到那些光照不到的地方，他的第一反应是赶紧离开。

　　他知道世上有许许多多的灰色地带，他没有能力去改变，但至少不会借此牟利。别人告诫他：“你要懂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他却说：“这个世界缺的不是规则，而是规矩。我们在这么烂的世界里生活了几十年了，再把余生都这么烂下去，多没劲啊！”

　　曾有一段时间，陈佩斯被封杀的消息传得很盛。甚至有人说他交不起孩子学费，然后贷款包下一片山林种果树。陈佩斯听了传闻付之一笑。有人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孤胆英雄，可陈佩斯根本没有那样看待自己。他的确花钱承包了一片荒山，但不是为种树，而是为保护环境。每当烦闷，他会去那里静心。

　　　　陈佩斯并没有像外面风传的那样，一度陷入了生存的巨大压力和困境。

　　蛰居两年里，他看了许多的书，思考了喜剧方面的许多问题后，最终将目光投向了话剧。

　　因为朋友有被托儿欺骗的经历，陈佩斯再一次以他的平民视角，捕捉到了这个社会的讽刺点。

　　2001年，全国话剧最不景气的时候，话剧演员纷纷出走去演电视剧了，陈佩斯的话剧《托儿》横空出世，一下子创造了千万票房的神话。

　　他带着《托儿》在全国巡演，一连演了120场，观众多达17万人。

　　表面上看起来风光，但背地里充满艰辛，当时各地剧院十分简陋，舞台边就是厕所，后台一股尿骚味，水阀已经锈住了，连个正常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可陈佩斯还是一场场坚持了下来。随后，他又制作了《阳台》《雷人晚餐》《戏台》等多部话剧，累计500场次，观众超70万人。创造了话剧界的票房奇迹。

　　　　陈佩斯常以手艺人自居，在这个一切都求速度的时代，他也的的确确像个“匠人”。

　　当初和朱时茂的《王爷与邮差》，从构思到最终变成一个小品，陈佩斯花了十年时间，才让它上台。

　　至于每一次话剧剧本，几乎每一场戏，每一句台词，他都是反反复复推敲、修改。

　　《阳台》一场戏，曾改了十几遍，女演员十步的走位，他能推敲40分钟。

　　而随着年纪的增大，他体力也常常透支，每一场戏演下来，中途要喝几次盐水，可就是如此，还是一场不落地演了。

　　朱时茂曾经受他之邀出演《托儿》的配角，演了33场下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吃不了他这个苦，太累，太寂寞。

　　每天都要重复。同一个舞台，同一帮演员，同一句台词，同一个感觉，不觉得很寂寞吗？”

　　可陈佩斯就像个熬得住寂寞的手艺人，编剧毓钺看他一场戏演下来，满头大汗，人跟水耗子似的，真是在活受罪，于是劝他：“你去搭一个剧组，30集电视剧，4、5个月也就出来了。

　　你自己再租个大房车，弄俩助理，小火锅一点，慢悠悠吃上。

　　你这样的腕儿到哪还能让你吃苦啊？”可陈佩斯就是不干！

　　　　生活上，陈佩斯极其朴素。他最爱吃的就是面条，能天天吃羊肉烩面不腻烦。

　　每次他上节目，只穿上半身正装，下半身一律粗布裤子和布鞋，因为录节目一般只拍上半身。

　　他住的地方是乡下，开最便宜的车，有一次倒是花钱买了一张很贵的床，睡了几天，腰疼，又换硬板儿床了。

　　无论衣食住行，他都不求奢华，只要让自己感到舒服自在就行。

　　话剧火了之后，很多人送钱上门，拍电视剧的、拍电影的、做真人秀的，陈佩斯都客客气气给人请了回去：“对不起，我这边还要忙话剧，一帮话剧演员要跟着我吃饭呢。”

　　他拒绝了一切浮华，不断给生活做减法，因为他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凡此以外的，都可以舍弃。

　　而一个人只有懂得了舍弃，才能够更好地抓住想抓住的东西。当然，每过一段时间，他也接广告，不是为了穷奢极欲，而是为做话剧筹钱。只要你看到电视上出现陈佩斯的广告了，那说明他又在筹备一部新作品了。

　　　　在这个嘈杂、物欲的时代，陈佩斯看上去更像一个异类。娱乐圈有什么诱惑，他从不掺和，他有的只是艺术上的苛责与追求。朱时茂说：“他太倔，太认死理。”但他的倔强，是出于对艺术的敬畏，也是他和这个世界相处的一种方式。

　　曾有一次，上海戏剧学院排演《阳台》，戏结束后，大幕还没有完全合上，有一个学生直接就下台了，陈佩斯马上叫住这个学生说：

　　“你在演出，观众还没有退场，作为演员你怎么能从两侧下去？你是个演员，要懂得尊重舞台！”这，就是那个倔强的陈佩斯。

　　几乎每年春晚之前，都有媒体会做一个调查，问大家希望哪个喜剧演员上春晚。群众的呼声中，总少不了陈佩斯。每当大家觉得语言类节目不好笑时，总会有人提到他的小品，无限感怀。

　　陈佩斯虽然亲手拉下自己时代的帷幕，但却在一代人心中打下了烙印。当我们怀念陈佩斯时，我们究竟在怀念什么呢？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怀念的，其实并不是落幕后那个陈佩斯本人，只是他在舞台上奉献的笑声。

　　　　当我们穿过大幕，走进后台，看到那个严肃、较真、倔强的陈佩斯，看到那个不卑不亢的“手艺人”，这样的他，才是我们最该怀念的。

　　他在求快的时代，依然精心打磨，他在攀附的时代，依然保有傲骨，他在贪婪的时代，依然懂得舍弃，他在躁动的时代，依然懂得坚持。

　　曾有一位主持人问陈佩斯：“你希望自己做喜剧的理想境界，是把它做到一个怎样的广度？”陈佩斯毫不犹豫地说：“没想那么多，就坚持到明天，还有明天，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