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脱口秀大会》近日完结，这个节目在播出期间产生了多个热搜，掀起了不少讨论，例如杨笠的“男人是不是迷之自信“、李雪琴的“宇宙尽头在铁岭”等都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连嘉宾罗永浩也因“老罗6亿债务还了4个亿”的段子而被网友津津乐道。

人们喜欢看《脱口秀大会》这样的节目，因为人的最基本和独特的能力之一就是笑。人们喜欢发笑，喜欢被逗得乐不可支，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被逗得捧腹而笑呢？在《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一书中，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探究了笑在古罗马的核心位置及其文化内涵，借此，今天的读者也可以窥见今日笑的规则和文化。

在下面这篇书摘中，比尔德指出，研究人们为何发笑的作品汗牛充栋，不过基本上都围绕着“笑的三大理论”——优越论、乖讹论、缓释论。这三种理论似乎可以解释很多情况下人们发笑的原因，可是，抨击这些理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样的一般性理论总是有过于简单化的嫌疑，而人性却往往更加复杂。

《“笑的三大理论”》

文 | [英]玛丽·比尔德 (Mary Beard) 译 | 王迪

说起关于笑的现代书籍，其种类之多实在让人望而却步。在我们大学的图书馆里，有大约一百五十本英文书的名字里带有“笑”的字眼，而且都是21世纪头十年里出版的。除了各种回忆录、小说和诗集会千方百计地在书名页添上这个字以外（比如Love, Laughter and Tears at the World’s Most Famous Cooking School［《在世界顶尖烹饪学校里的爱、笑与泪》］这样的书），还有许多五花八门的书：有的是大众心理学书籍或自助书籍；有的则介绍了幽默的哲学，或者对笑话进行剖析；还有的则探究了低声轻笑（chuckle）、咯咯地笑（chortle）、窃笑（snigger）和吃吃地笑（giggle）在你能想到的任何时期或地方出现的来龙去脉（回到原始人的山洞里追寻笑的起源）。

这些书有些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有些则是广受大众欢迎的图书。在它们背后，其实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专业文章与论文对笑进行了更为全面、细致的研究：有人研究了荷兰殖民地爪哇的健康教育影片是如何利用笑的；有人仔细推敲了一番詹姆斯·乔伊斯小说中的笑声；有人则研究了电话调查中采访人与受访人是怎样笑的；还有人重新探讨了那个经典问题——婴儿的第一次大笑或者微笑发生在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发生的。更不用说还有许多人从激进的哲学角度、政治角度和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为笑奉上了赞美之词，这无疑证明老古董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eld）最担忧的事情已经成真：这位勋爵曾在18世纪40年代告诫儿子，一位绅士绝不可以大声笑出来。举例来说，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Lewis）等人曾在他们1914年的旋涡派画家运动宣言中，主张笑就像“一颗炸弹”。此外，现代法国的女性主义者也常常把笑置于立论的核心：她们不会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那样对古典神话中长相恐怖、咯咯笑着的蛇发女妖充满嫌恶，反而赞美她的美丽和笑声；她们把女性的身体和书写结合的混合物叫作“l’écriture féminine”（英文中勉强译为women’s writing[阴性书写]），并把笑作为这个混合物的一种典型特征。海伦·西苏（HélèneCixous）曾写道，书写其实就是“让你发笑的节奏”（le rythme qui te rit）：这种说法让人既感到印象深刻，又觉得捉摸不透。

以笑为主题的书籍堪称汗牛充栋，而且还有许多人正针对这一问题笔耕不辍，所以没有哪个人能够把它们全都找来一一拜读。而且说实话，也根本不值得花时间这样做。但是，当看到几百年来的分析研究成果，甚至往回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遗风时，人们往往会认为，与其说笑是人类的一种独特属性，还不如说它其实是人们讨论、研究的动力所在。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因为许多研究领域中都充斥着这样一种关于笑的观点和猜想：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次级”理论体系，它将笑的理论分为三大类，并且每一类都有几位重要的理论学家作为代表。几乎所有关于笑的书籍都会在开篇对这些理论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它们涵盖了笑的概念、象征意义和起因——本书也是如此。许多评论家都对这种元理论化中存在的过度简化现象心存疑虑，我更是如此。不过，让我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这三个理论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某些古典理论中的观点（所以我才会将它们称为“古典理论的弟弟妹妹”）。我们如今研究笑的方式依然与古雅典和古希腊的人们密切相关。

第一个理论被称为“优越论”（superiority theory），主张笑是嘲笑或愚弄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笑总是会伤害到某一个人：我们往往会因为笑柄或让我们心情愉快的事物发出多多少少有些攻击性的笑，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其实是在宣示自己凌驾于他人的优越感。除了古代的作家们（比如昆体良，他曾提出一个广受欢迎的观点，即微笑［risus］与嘲弄［derisus］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之外，最为知名的优越论者便是17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他在《法律诸要素》（The Elements of Law）中写道：“我们之所以会笑，就是因为在与他人的不足之处作比较时，一时之间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些优越之处，并产生了一种突然荣耀的心理。”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其中的关键词“突然荣耀”（Sudden Glory）也经常被别人一用再用，甚至最近一本介绍笑史的书还把这个词组用作书的名字。但是，优越论并不只是笑在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体现。进化生物学重现了最早期的人类因何而笑，并提出了一些主张。比如，他们认为笑是从“丛林决斗中胜利一方的咆哮”直接衍化而来，以及笑（或微笑）其实最早来源于人攻击性地亮出牙齿的行为。

第二类理论则叫作乖讹论，主张笑是对于不合逻辑或出乎意料的事物的反应。针对这种说法，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

“他来的时候，脚上穿着——冻疮。”他解释道，这么说会引起一阵大笑，因为听者以为说话人会说“便鞋”，而非“冻疮”。在现代哲学家和评论家中，这一理论的拥趸为数更加庞大，只是他们的观点各有差异、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比如，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就提出，“笑是紧张的期待突然之间落空的一种感情”（这也是笑的研究中最为知名的话之一）。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则认为，当看到生物像机器一样呆板、重复、僵硬地行动时，人们就会发笑。后来，萨瓦托尔·阿塔尔多（Salvatore Attardo）和维克托·拉斯金（Victor Raskin）的语言学理论也将乖讹的消除作为言语幽默中的核心——比如有这么一个笑话 ：“门什么时候不是门？”“当它半开着的时候。”（“When is a door not a door ？”“When it is a jar.”）

实验科学也在笑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针对笑的实验室研究的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实验之一便是重量差异测试。实验者要求参加者拿起一些砝码，这些砝码的大小、外形相仿，但是重量上有着细微的差异；然后，参加者便可以对这些砝码按照重量大小进行排序。接着，实验者再在原先的砝码中加入一个新的砝码，这个砝码的外形与其他砝码十分相似，但是远远重于或轻于它们。当参加者拿起那个新的砝码时，他们往往都会笑起来——实验认为他们之所以会笑，是因为这个新的砝码与其他砝码之间存在着差异。事实上，这个新的砝码越重或者越轻，参加者就会笑得越厉害：也就是说，差异越大，引起的笑便越激烈。

最后一种理论叫作缓释论（relief theory），其中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论著最为知名，但这一理论并不是由他率先提出的。简单来讲，在弗洛伊德之前，这一理论认为笑是紧张感或受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时的身体表现。它就是人情绪中的“安全阀”。打个比方来说，当我们因为一个和送葬人有关的笑话忍俊不禁时，就能把自己内心对于死亡的忧虑“释放”出来——就像蒸汽机里的蒸汽气压一样。在恺撒和庞培内战期间，西塞罗的一些说笑言论引起了许多争议。他为此做出的辩解可能也与这里的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而弗洛伊德对于这一理论的阐释要复杂得多。在《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中，他提出（在“安全阀模型”中）笑释放的能量并不是被压抑的情绪本身的能量，而是一种精神能量——如果笑话并没有让一些想法或感情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用来抑制它们的便是这种精神能量。这也就是说，一个和送葬人有关的笑话使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得到了抒发，而笑就把那些本用于压抑这种恐惧的多余的精神能量释放出来。抑制这种恐惧所需的能量越多，人们就会笑得越厉害。

这三个理论其实是一种方便的统称：它们画出了纷繁复杂的笑研究史中的脉络，并且用任何时代都能理解的方式突出了这些研究中显著的相似之处。但除此之外，不管是就单个的理论而言，还是就能够界定这一研究领域的整个体系而言，它们都存在着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首先，目前还没有任何理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对笑进行探讨。它们可能试着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在听到笑话时开怀大笑，却并没有解决我们为什么会在被挠痒时发笑的问题。其次，这些理论也没有深究我们在人际交往中不时露出的充满社交意味、约定俗成、受教化的笑，而是更倾向于研究那些自然、不可控的笑。优越论和乖讹论最初并无意解释为什么认知到优越性或乖讹会使人产生这种被叫作笑的生理反应（发出声音、面部扭曲和胸部起伏）。缓释论倒是直面了这一问题，但是弗洛伊德的立论（即原本用于压抑情感的精神能量会以某种方式转化为身体动作）本身便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大部分关于笑的理论都把重点集中在“滑稽”、“笑话”或“幽默”等更易处理的相关范畴上。在这一领域最为知名的著作中，有些书的书名就将这种倾向性表露无遗：弗洛伊德很显然就是在研究笑话；柏格森论文的全名是《笑：论滑稽的意义》（Laughter: An Essayon the Meaning of the Comic）；西蒙· 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 的新作十分出色，介绍了许多关于笑的知识，其书名叫作《论幽默》（On Humour）。甚至在这些书中也能体现出一条普遍的规则：在研究笑的特征与种类时，一个理论想要涉猎的内容越多，就越没有说服力。如果一句话以“所有的笑……”为开头，那它的正确性便微乎其微了；或者，就算它是对的，说的也一定都是些一目了然、了无趣味的东西。例如，优越论详细地解释了玩笑和笑中的一些等级。但是，它越想形成一个完整的概括性理论，就越无法解释清楚相关的问题。如果把优越感作为出发点的话，只有绝顶聪明的脑袋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因为双关而开怀大笑。难道真的是双关语里暗含的口头较量把我们带回到了这种原始人为了一争高下发起的仪式性竞争吗？又或者，这可能只是在表现人类之于语言本身的优越感？我对这一点抱有深深的怀疑。

弗洛伊德试着解释了下流段子为什么会让人们发笑，不过无论我们怎样理解他的说法，当同样的理论用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因为小丑夸张的举止而捧腹时，其结果本身就近乎是好笑的。弗洛伊德还认为笑的机制中一定要节省精神能量，并提出当我们观看小丑表演时，会把他的动作和我们自己在做同样的事情时（可能是穿过一个房间）的动作做比较。这种时候，我们就要产生精神力量来想象自己做这些动作，并且这些动作的幅度越大，要产生的精神力量就越多。但到最后，这些精神力量超过了所需的量（即我们在想象做较小幅度的动作时所需的精神力量）时， 多余的力量便以笑的形式释放了出来。当然，这不失为一次大胆的尝试——弗洛伊德想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笑中找到某些成系统的、科学的一 致之处。但是这种说法确实没什么说服力，所以我们便会不禁想到：一个用来解释人们笑的机制和原因的一般性理论应该是怎样的？与任何关于笑的总体理论相比，现代的理论家们在阐释自己关于笑的想法、思想和理论时，几乎都会显得更加深入、更具启发性——不论他们最终的目的为何。这点与亚里士多德颇为相似。

不过，尽管这三个理论体系是一个比较方便的统称，但它们本身也存在着一个问题 ：它过于简单化了，这会让我们把那些冗长、复杂、有细微差别而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观点塞到这个条理清晰但又有些死板的框架里。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理论格局可比“三学说理论”要复杂得多。 这一点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从现代纲要记录中你会发现，同样的一批理论家是不同学说的关键代表人物。比如，柏格森就是乖讹论和优越论的代表人物：前者是因为他认为，当我们觉得某个人行事十分“机械化”（即一个人表现得像一台机器）时，就会为此而发笑 ；后者则是因为在柏格森看来，笑的社交功能就是嘲弄并以此劝阻这种不知变通的作风（“呆板是很滑稽的，而笑可以纠正它”）。就连亚里士多德也会被归到不同的学说中。当然，他那难以捉摸的“笑的理论”（或称为“喜剧理论”）通常被认为是优越论的典型代表，但他同时也是乖讹论和缓释论的拥护者（只是理由没那么充分罢了）。

其实，在研究笑的这段漫长历史里，抨击各位“理论之父”作品的人比拜读它们的人更多 ；之后人们会选择性地总结这些作品中的立论，以便为各种不同的说法画出一个知识谱系 ；他们还会从中摘出一些句子作为口号，但这些口号往往都没有体现出它们原本那种处于早期形态、含糊不定甚至有时有些自相矛盾的复杂本质。每当我们找回原文，弄清原文的确切意思和语境时，常常都会感到大为惊讶。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霍布斯有一句关于笑的名言，说的是“我们之所以会笑，就是因为在与他人的不足之处作比较时，一时之间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些优越之处”；但当我们发现“与他人的不足之处”后面紧跟着的是“或者与过去的自己作比较”时，这句话的意思就大不一样了 ：它仍然体现了优越论的观点，但是除了对他人的嘲弄之外还涉及人的自我批评。昆廷·斯金纳也强调，霍布斯在《利维坦》（Leviathan）中以类似的论调解释了笑的问题，还主张这其实也体现出笑的人的某种自卑心态。霍布斯在这本著作中写道，笑“最常见于那些明白自己能力不足的人，他们不得不观察其他人的不足之处，以便让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若一个人总是笑别人的不足，这其实是怯懦的标志”。与所有简单版本的优越论相比， 这里的“突然荣耀”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弗洛伊德针对笑话、幽默和滑稽展开的论述（其中也包含大量与笑有关的内容）有数百页之多，和其他的相关作品相比，人们在挪用、引用他的作品时可能更具选择性和倾向性。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迷惑不已的混合体 ：他尝试着找到一种前后一致、与各种学说并行的科学方法（我们也看到，这显然是不可行的）——这些学说中有些和他的主论点没什么关系，有些则明显互相矛盾。有许多评论家和理论家会从过去的著作中挖掘出不同的“要点”以支持自身的论点， 弗洛伊德可能是最为极端的一个例子。所以，除了笑的缓释论之外，近来一位研究罗马讽刺作品的作家也着重提到弗洛伊德探讨了笑话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复杂动力机制（在说笑话的人、听笑话的人与笑话的受害者之间）；另一位研究希腊剧院里的笑的作家则强调，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研究罗马辱骂现象的学者提到，弗洛伊德区分了有偏见的笑话和无损于人的笑话， 也解释了幽默在羞辱行为中起到的作用 ；如此等等。它们涵盖了所有的方面。不过，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弗洛伊德的《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二卷一样失传了，人们又 会对其中的各种总结和引述做出怎样的解读呢？我猜，它们一定与原意有着天壤之别。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一书第二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