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每天都在与医疗秩序的失衡作斗争。这些本该被遵守的秩序不停被人打破，就像一个个火苗，大多数被扑灭了。而最不幸的是，这一次在民航总医院急诊部，火苗最终演变成令社会悲痛的“大火”。

记者 | 王仲昀

距离2020年还不到三天，可是北京民航总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杨文再也跨不过这个年槛。5天前，她被病人家属杀害于自己工作的抢救室。5天后，当《新民周刊》记者来到案发现场，医院已正常接诊。令人吃惊的是，杨文的同事告诉记者，昨天（12月28日）还有病人扬言要砍人。

当记者刚进入医院时，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平静之下，悲愤难宁。急诊部进门左手边快要堆不下的鲜花，以及无数陌生人送来的奶茶、食物，无声地提醒着人们这里发生的事情。杨文生前急诊部的同事何医生（化名）向记者讲述了平日工作中的杨文，以及作为同事的他，对于如今医疗秩序的担忧。而随着越来越多信息被曝光，凶手孙文斌的面貌也逐渐为公众所知。

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部，已堆有上百束鲜花图 | 王仲昀

昨天还有人扬言要“砍人”

“杨医生已经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她看起来就胖胖乎乎的，每天都笑嘻嘻，对谁都不会生气。杨医生平时看急诊，她有个特点，总会给病人多说几句，就是花在每个病人身上的时间多一点。这也导致挂她号的病人会等待稍微久一点。这会让某些排队的病人不理解。这其实是现在医院普遍存在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人们都不想排队等很久，另一方面又要医生给自己多看一会，多说几句。”何医生对记者说道。

在杨文遇害案件中，一边是尽心尽责的医生，另一边是逐渐失衡的医疗秩序。

此前，医疗类公号丁香园披露，自凶手孙文斌95岁的母亲住进民航总医院起，其家属对于医院的质疑就未间断过。而院方的解释是：“我们努力说服家属同意检查，证实病情本就不乐观，老太太全身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加上基础病多、高龄、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治疗效果不好，预后差是肯定的。我们和家属交代病情，但完全没办法沟通。”

“完全没法沟通”，祸根在那时或许已经埋下。一位跟老太太曾在同一病房的患者家属也回忆：“当时说他母亲发烧，大夫开的点滴不对，导致高烧不退。一晚上，一直在找值班大夫说这事。孙文斌说自己懂医，就是大夫开错了药，导致的这种情况。”

除了治疗手段和方式，孙家与医院的另一矛盾在于是否将母亲从急诊部转向住院治疗。这主要由于急诊无法报销医疗费用，住院才能用医保。据孙文斌姐姐回忆，孙文斌看到这一情况后感到不满，认为“医院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

实际上，医院每天都在与医疗秩序的失衡作斗争。这些本该被遵守的秩序不停被人打破，就像一个个火苗，大多数被扑灭了。而最不幸的是，这一次在民航总医院急诊部，火苗最终演变成令社会悲痛的“大火”。

然而“大火”过后，仍有人试图破坏这种秩序。何医生告诉记者：“就在昨天，我们急诊部还有人想闹。当时这人来看病，他排别人后面，他非要抢进来在人家前面看。我们让他出去等着，他就喊：我要是精神病，我也砍你们。”

凶手孙文斌：无业的家中小弟

事发后，民航总医院加强了安保。《新民周刊》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每天这里有两班保安执勤，保安对于到来的记者也十分警惕。而从29日下午开始，凶手母亲原住址所在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对外来人员进出校门的审核也更严格起来。

孙文斌在兄妹五人中年纪最小，现年55岁。在之前的人生里，孙文斌帮高校打过工，之后又养猪又喂牛，但这一切都不顺利。行凶前，孙文斌仍是无业状态，自己在外租房。孙家一家此前从北京郊区经过农转非而进入城市，现在北二外家属楼这栋平房为多年前学校征用土地后用以安置农转非人员。《新民周刊》记者穿过北二外校园找到这里。在一片高楼中，这栋平房显得极为不起眼。孙文斌母亲孙某氏多年前已从这搬走，现由孙文斌的姐姐住在这里。平时，95岁的老太主要和孙文斌住在一起。

公开资料显示，出生于1924年的孙某氏是超转人员。所谓超转人员，指国家建设征地农民户转为居民户的原农村劳动力中年龄超过转工安置年限（男满60岁，女满50岁）。

超转人员，享受城镇退休老人医疗报销比例待遇。年满70岁以上，报销比例90%以上。除此之外，据《北京市征地超转人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超转人员每月都享有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费。

12月24日凌晨，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孙文斌和姐姐在民航总医院共同陪护95岁的母亲。孙文斌负责后半夜，而这正是杨文当班的时间。监控显示，当天6时前后，在杨文伏案工作时，孙文斌和她交流了20分钟。而后孙文斌突然拿出刀，从背后揪住杨文头发，连砍数刀，杨医生随后倒在血泊中。

维护医疗秩序刻不容缓

杨文在工作岗位上遇害，她的同事当天“脑袋一片空白，什么都做不了”。“这件事对我们医生触动很大，主要有两点：一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毫无防备，且无法反抗；二是手段极其残忍，你说这和恐怖分子作案有什么区别？”何医生对记者说道。

看到民航总医院急诊部这几天增派的保安，何医生表示这样的状况不知道能持续多久。“每件事都是有热度的，热度过了呢？就像法律其实也一直有，但这么些年伤害医生的事情还是一直发生。”

杨文被残忍地杀害，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这更令何医生产生了对从业环境的担忧。“我不知道明年高考报名，各大医学院的招生会不会有影响。就在杨医生遇害前一周，我们院有个医生还说以后他想他小孩也学医，这样以后在同一个系统，或许自己能照顾他。现在出了这种事，他做何感想？”

在采访中，何医生还聊到了平日急诊部复杂的工作情况。据他表示，现在急诊部招人愈发困难，因为工作强度大，要经常值夜班。杨文作为一个副主任医师，50多岁了，还经常夜班。“插队的就不说了，我们经常碰到一些明明不该看急诊的人，他也要来看急诊。你不给他看，他就去闹去投诉。医院面对这些投诉，一般都和稀泥，就说你给他看了呗。”这也是当今医疗秩序在许多医院难以保障的一种缩影。《新民周刊》在此前发表海上客的文章《无论公众是否接受，医生已自认为是弱势群体！》中业已指出：对于行政管理色彩浓重，同时又担负着经济压力的中国公立医院来说，要在“双重人格”中求生存，最好走的一条路就是“不惹事”“求太平”，一切负面新闻都不能沾，哪怕自己的医生没有任何错误。

显然，经历这次悲剧，作为医院理应明白：平日工作中，维护医疗秩序刻不容缓。一味地放任恶人破坏医疗秩序，想要不惹事以求太平，最终换来的往往是越闹越大，终成大祸。

采访最后，何医生对《新民周刊》记者说道：“27日下午的追思会上，我们同事提出急诊部停诊一天，以此纪念杨文医生。不过到今天，医院还没批准。”

“杨医生走好，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图 | 王仲昀

部分资料参考：中国新闻周刊、八点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