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案在8月9日正式进入“司法补救措施”的审理阶段，“补救措施”就是终止引渡程序。进入该阶段，意味着孟晚舟律师团针对美国“程序滥用”的辩诉已经结束，负责此次审理的法官将审判引渡程序是否合法，也就是说将决定孟晚舟是否会被引渡到美国，对于孟晚舟本人是否犯罪，法官则无权判决。

在法官做出判决后，如果结果是终止引渡程序，孟晚舟将立刻获得自由；但如果结果是准予引渡，那么将由加拿大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来决定是否完成引渡程序。按加拿大法律，加拿大司法部长有权在案件的任何阶段终止引渡程序，所以司法部长随时都可以救孟晚舟于水火之中，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孟晚舟的“生死”。但让人绝望的是，该司法部长早已倒向美国阵营。

2020年加拿大司法部长戴维·拉梅蒂就在只有美国单方面提供的“文件”，听证会也未开始的情况下先行做出判断，称孟晚舟欺骗汇丰银行和华为维持合作关系，并且孟晚舟本人“承认”她就是引渡请求中一系列行为的被追诉对象，所以引渡的所有正式要求都已满足。

据孟晚舟律师团在七月底的辩诉称，拉梅蒂还曾在引渡程序中篡改规定，使孟晚舟更“适应”罪名。在8月5日，最后阶段审理开始的第二天，拉梅蒂透过律师向法官传话，称加拿大政府支持为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理由。可以看到拉梅蒂已经彻彻底底站在美国一边。

手握孟晚舟“生杀大权”的拉梅蒂身兼总检察长和司法部长两个职位，而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这两者则由两人分别担任。司法是社会公平的保障，理应独立清明。而总检察长则通常被总理登其他政府官员视为内阁幕僚，因此加拿大的司法部长经常面临在司法上需要变通妥协的窘境。

由于这两个身份各自带来的职责有时会打架，所以在忠诚义务和利益发生冲突时，究竟哪方能赢，完全看身居此位的人品行如何，立场如何。孟晚舟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拉梅蒂总检察长的身份已经完全凌驾于其身为司法部长的职责义务和职业道德之上了。

按照拉梅蒂的立场，可以说一旦法官准予引渡，拉梅蒂就会毫不犹豫将孟晚舟转交到美国手上，届时孟晚舟律师团将不得不提起上诉，而这个阶段很可能将持续数年之久。目前，唯一的生机在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负责此次审理的法官，只要他决定终止引渡程序，孟晚舟所面临的阻碍和遭受的苦难都会迎刃而解。

日前，美国和加拿大检方律师和孟晚舟律师团在法庭上进行了激烈交锋。孟晚舟的律师团在辩论中，引用了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希瑟·霍尔姆斯的话表明己方观点。霍尔姆斯在今年夏天时曾裁定，孟晚舟方从汇丰收到的证据文件不能提供给法庭，同时明确表明，如果孟晚舟被引渡，这些文件可能在之后的审判中有用，但对于引渡程序的进行与否却没有关系。

霍尔姆斯的意思很明确，美国控诉孟晚舟有罪与否和加拿大法院无关，想引渡孟晚舟还需要提供别的依据。2020年10月，也是霍尔姆斯在孟晚舟庭审听证会上驳回了美国的引渡申请，做出裁决，允许孟晚舟方继续提供新证据，以证实美方确实误导了加方，存在滥用程序的行为，并在今年4月同意孟晚舟律师提出延期审理的请求，延期到8月初。孟晚舟能有这次最后审理的机会，霍尔姆斯帮了大忙。

此外，孟晚舟律师团还从四点反驳了美国的引渡申请，证明美国在相关过程中存在“滥用司法程序”的问题。第一点是美国出于政治动机炮制此案，第二点是美加政府个执法部门侵犯了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赋予孟晚舟的权利，第三点是美国提交的引渡依据存在重大遗漏并且会误导法庭，第四点则是美国的引渡要求违法国际法。

美国和加拿大检方在所谓的引渡依据上明显准备不足，所谓商业欺诈和违反禁令本就是建立在沙堡上摇摇欲坠的谎言，找不到证据也是正常的。美加两国想借政治手段打压中国科技，华为不答应，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