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异乡的老嬉皮被写进歌里：“讶异你说走了半生的路程/却梦想醉卧在包厘街头/然而幼稚的我应该明/你只想吃口地道的炒河粉。

中国台湾诗人郑愁予为他作诗“山人从北海来……著作随缘却无需等身……不饮酒则自由安在/又焉有文艺之风流”，诗结备注：张北海本名文艺，是有风骨的作家与饮者。

张北海瘦而高，爱穿帆布鞋、牛仔裤，“走进我的衣橱，你会发现我总有上百条牛仔裤”。

年近耄耋，张北海依旧爱喝威士忌，要加很多冰，“手指伸进杯中慢慢搅和，可以听到冰块撞击杯子以及他们相互撞击的声音”。

侄女张艾嘉从小看他的文章，总是有一种崇拜之情，但更看重的是叔叔的生活态度，“如同他喝酒：专情于威士忌，慢慢品尝、认识，深入了解。所以他只谈他懂的，其他的，就听听别人怎么说吧。”

张北海熟悉民国时期的北平，于是用6年时间写就一部《侠隐》，姜文琢磨了10年，拍成电影《邪不压正》。

大半生居住在纽约，“每天走路数小时，几乎走遍纽约，整座城市都在他的脑子里”，张北海的散文集《一瓢纽约》又成为陈丹青了解纽约的起点。

今年8月17日，张北海于纽约离世，享年86岁。

香港才子蔡澜发微博悼念张北海，“多年前我到纽约旅行曾住过他的家，很谈得来，从此成为好友，他三五年必来远东一次，我们相见，威士忌一瓶又瓶……”

几年前，张北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说道：我以往所经历的，打零工我高兴，进联合国我也高兴，写作我也高兴，交朋友我也高兴。我这一生相当满足了。

曲终人散，欢欢乐乐，孤燕穿云而去，先生一路走好！

街上人不少。有的赶着办节货，有的坐着蹲着晒太阳。两旁一溜溜灰灰矮矮的瓦房，给大太阳一照，显得有点儿老旧。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儿，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儿年纪的人，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北京旧照

1936年，张北海在北平出生，本名张文艺，家中三男三女，他排行老幺。

出生那日，冯玉祥送给父亲张子奇一块银质欧米茄怀表；齐白石送了块珍贵的鸡血石，上面刻了四个字——“有福之人”。

张北海的福气源自对生活的钝感。中学时期，所有朋友考大学都要做医生、律师、工程师，只有他什么也不知道，父亲断言“文艺什么都好，就是没出息”，但很快他又补了一句“可是他是有福之人”，说完将齐白石送的那块鸡血石给了张北海。

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早已不是首都，但在张北海的记忆中那是一段极具诗意的日子：大街上热闹而闲适，路上来往的人有说有笑，西直门内运煤的骆驼队叮当声响。夜晚空气清爽，秋意渐浓，胡同儿里偶尔传来凄凄一声“羊头肉”，刺破夜的宁静。

吃是最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写《侠隐》，文章中总是不忘记写一写记忆中北平的小吃：

“他就这么走。饿了就找个小馆儿，叫上几十个羊肉饺子，要不就猪肉包子，韭菜合子。馋了就再找个地儿来碗豆汁儿，牛骨髓油茶。碰见路摊儿上有卖脆枣儿、驴打滚儿、豌豆黄儿、半空儿的，也买来吃吃。都是几年没见着的好玩意儿。”

卖杂粮的小店，北平，1930年代

个人的记忆和时代的刻度总是相差千里。

张北海出生不满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后，张北海一家从北平、天津租界，一路逃到大后方重庆。北平清平安乐的日子他没来得及品味太多。

1942年夏，张北海一家开始了南下逃难的日子。

此前，父亲、姐姐和哥哥早已因种种原因先去了重庆，只留下母亲杨慧卿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姐姐、朋友的小女儿和五岁半的张北海从天津逃到重庆。

临行前，不少先去了后方的亲朋好友传话，不要带太多法币，只带够路上吃住和车费杂费的数额。带些银元，尽量把其他的钱，包括金条都换成美金，缝在小孩子衣服里。“我身上的衣裤就给缝了不知道多少美钞”。

此外还要多带布料、针线、肥皂等日常用品，因为必定会走不少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乡野，“幸遇农家，求助吃住，给钱没有用”。

上路前母亲一再嘱咐，如果有日本兵问起，就说是回山西老家。

这段逃难之旅，在张北海的记忆中是新鲜而有趣的，以至于长大后迷上武侠小说时，“每次读到任何侠客绿林，或者走镖的，住进任何一个客栈，都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住进的那个陌生旅店。”

路途颠沛，过江又过河，终于来到了重庆，一待就是三年。

重庆，上世纪30年代

回忆起这段去后方的往事，张北海记得最真切的还是路上吃过的美食，西安的羊肉泡馍、煎柿子饼和让他惦念到七十多岁的德州烧鸡。

1948年，张北海一家前往中国台湾。

中学时期的张北海门门功课90分以上，唯独品行被打了个59分，以致后来被开除。

中国台北的美式学校，1951年

受美式教育的影响，张北海上课时总是喜欢提问题，偶尔还和老师争论。在保守的50年代的中国台北，张北海经常找女生讲话、开玩笑，相约吃午饭或是乘火车回家。打扮上也十分美国化，尤其喜欢戴棒球帽、穿牛仔裤。

在50年代初期的中国台北，张北海成为第一批穿牛仔裤的学生，他仍旧记得自己的第一条牛仔裤是“李维斯501式”。

张北海在中国台北，1958年

因为一直就读美式学校，父亲觉得张北海在国学上有所欠缺，于是托朋友物色一个合适的家教。

高三时，有一天张北海放学回家，被父亲叫过去，“这是你的叶老师，以后每个礼拜六下午就跟她上课。”这位叶老师，便是日后古典诗词领域的大师叶嘉莹。

叶嘉莹授课方式老套，按照中国规矩先背，背完了有不懂的地方再解释。一年多以后，不论念「四书」中的哪一句，张北海可以从那一句一直背到结尾。

反观50年代的中国台湾社会，张北海用“窒息”二字形容。“一个君臣父子式社会……一个非但不鼓励，反而打击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一个我要逃离的社会”

1962年1月，张北海终于离开了中国台湾，从松山机场起飞之后，他没有回头再看一眼……

在纽约住久了，我几乎养成一个习惯，只要路过一个街头表演者，我总会停下来欣赏片刻，而如果心灵稍被触及，也会丢进旧帽鞋盒琴箱一两块钱。这位挣扎中的街头表演艺术家或许因而可以享用一杯热咖啡，而我，在纽约这样一个往往冷酷无情的大都会，竟然从一位陌生人那里得到了茶与同情之外的两三分钟快乐……你还能说什么？

纽约街头

1962年，张北海前往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

彼时，美国的性解放、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妇女们将内衣视作约束的象征，当街烧毁。到洛杉矶的第一个暑假，社区广场上摆满了桌子，张北海问了朋友才知道，因黑人投票率低，人们召集了一批志愿者坐着巴士鼓励黑人投票，参与竞选。

张北海在洛杉矶落脚处的街口有一家电影院，放一流的好片子，一美元可以看两场。张北海在里头看了英格玛·伯格曼、法国的“新浪潮”，还有苏联赫鲁晓夫时代的电影。“真的是大开眼界，欧洲电影已经搞到这个地步，那好莱坞是没办法比的”。

张北海在洛杉矶，1963年

为了自由，张北海从南加州大学读完比较文学硕士后，打起了零工。

电台、花店、加油站，几乎都是卖劳力的工作，他甚至还做过镜框，“要经过很多工序，那个喷漆可麻烦了，你先喷个底，然后磨，再喷个底，再磨，一定要光得不能再光了，然后才喷真正的颜色。”

零工一打，就是将近十年。张北海将打零工的自己比喻成一艘船，“我不想像一艘抛锚的船，固定在一个地方，但我又不知道我这艘船应该开到哪里，所以我先每个港口停一停，每个地方跑一跑。”

一次，在圣塔莫妮卡的马戏团，张北海为大象表演放道具，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长长的工字钢条放到高高的木台上，“稍有疏忽，大象屁股一吨半的重量砸到我头上，我就没命了”。

即便这样，张北海仍旧坚持刚好够开销的生活。看似自由随性的美国人，也极少有张北海这么豁得出去的人，身边的美国朋友反而比张北海挣扎、顾虑得多。

张北海不在乎别人如何看他，“什么事儿你不在乎的话，它就不存在嘛”，能够保留自己的个性，是一种幸运。正如父亲给他下的“判词”——有福之人。

直到1971年，联合国语文司中文处扩大规模，开始在全球招募翻译。彼时，张北海已经没有了到处“航行”的心情。

隔年，张北海入职联合国，第一次有了份正经的工作，年近不惑，生活终于安定下来。而接受白领工作的原因也很简单，稳定、上班时间弹性，而且待遇很好，终于不用再为经济发愁。

张北海在联合国办公室，纽约，1990年

“当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规范。在这规范里面，你可以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张北海的过人之处在于，在任何处境下他都能够自洽。

进入联合国后，张北海清晰地知道自己会在这里做一辈子，而且会生活在纽约。

“我是一个都市之子，我喜欢钢筋水泥这种玩意儿，乡村对我来说只是个乐园，偶尔去一下可以，但你让我在那儿住3天我就烦了，受不了了，我不是那种很超然的人。”

从开车的洛杉矶移居到搭地铁的纽约，张北海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每日步行，几十年下来，“我一步一步成为曼哈顿天空线下的一个漫游者”。

曼哈顿下城金融区天空线

正因此，张北海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他热爱的大都市。

1974年，香港《70年代》杂志向其约稿。中年人张北海不愿意写从前的事，因为“老想着那些就永远没法享受今天了，对不对？”

于是，纽约成为他写作的主题。屋顶上的蓄水池、街头表演，甚至是《纽约时报》的讣闻和包厘街边的蚝吧都能成为其写作对象。

大中央蚝吧，曼哈顿

他曾经花费14个小时15分钟、喝了一打零两罐8两装的蓝带啤酒和一杯双份半的白牌加冰、吃完整整一个直径足有18英寸的Pizza、半磅以上的炸蚕豆，上了不知多少次厕所，就为了计算重4磅的某天的《纽约时报（星期日版）》到底刊登了多少条消息。

作家阿城直到1986年到美国之后，才有机会看到《70年代》杂志上刊登的张北海的文章，读了一期便马上成为张迷。

在文章《张北海的风度》中，阿城写道“我在张北海的文字中，总能发现自己思维中的空白点。这就是张北海的风度，我迷张北海文字的根本原因，在于迷其风度。”

张北海的风度源自他将写作看得很轻，写作对他而言只是联合国枯燥工作的缓冲剂，“我对文学不是一种太认真的心态，如果太认真，那就麻烦了，每天就背一个大包袱。”

“风度不会被榨干，所以张北海可以永远写下去。”张北海不仅写了一瓢纽约，多年之后，还一笔一笔描绘了他心心念念的老北平。

我1974年第一次回北京，立刻感到“故乡”人事皆非。我当然明白，天下人与事，都因岁月而物换星移。

在动笔写《侠隐》前，张北海回过几次北京。

1974年，张北海从北京华侨大厦回小时候的家，连地图都不用看。从东四南大街奔北走，由头条一直数到九条，找到了30号。

此后，张北海每隔几年便回一次北京。20世纪末的北京经历了几轮新的建设，午夜时分，张北海喝完杯中酒，起身走入北京的夜。蛰居海外的作家决定写一写这座理想之城。

1995年，59岁的张北海生了场病，得了盲肠炎。在医院的九天里，张北海躺在床上琢磨，明年退休了要做点什么？

从小喜欢看《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的张北海，决定写武侠小说。

此前，为了了解自己的出生地和年代，张北海曾买过几百本有关老北京的书，这批书对写作《侠隐》帮助极大。

电影《邪不压正》片段

他多次提到一本《古都文物略》，是当时北京市政府编的，保存下了老北京的古居和文物。书中有十几幅北平的分区街道图，只是内城七区、外城五区的尺寸各不相同，张北海便找了个朋友，花了三天时间凑出完整的1930年代北平地图。

靠着资料和记忆，《侠隐》还原了当时的物价和新闻。从东城坐车到天桥3毛钱；一个老妈子月工资5块；主人公李天然在报社实习工资30块。

天津出的《北洋画报》，记录了当时北平的各种小道消息，从时政明星到京戏文化应有尽有。

写《侠隐》那四年，张北海常常在深夜写作，抬头天已蒙蒙亮。走出楼外，看到满大街的外国人，张北海心想，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在这里？忽然想起，他在纽约，而不是1936年的北平。

2007年，《侠隐》在大陆出版，姜文买来看了个通宵，决定拍成电影。筹备过程中，他先拍了《让子弹飞》又拍了《一步之遥》，版权到期又续，筹备了近10年，拉来廖凡、许晴、彭于晏，才有了电影《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剧照 彭于晏饰演李天然

作家骆以军称赞《侠隐》：“皮影戏般的飞侠、戏台上的爱情对白，乃至大型战争场景的动员及历史幻景，全在不忍删除的细微末节知识掌故中，边界模糊而让人相信‘在1937年的北京城里，真的曾经存在过那样一座城市’。”

这种“贴骨到肉的质感”和张北海的童年生活息息相关。

书中东四九条30号三进四合院“蓝公馆”正是儿时北平的家；“蓝青峰”人物原型便是父亲，蓝田则有二哥的影子，“老班”是家中的大厨，杨妈是带他长大的奶妈，蓝兰的房间就是他的卧室，以至《邪不压正》电影中的汽车都是他童年家里曾开过的汽车。

2000年以后，张北海的小说终于写就，他没有继续写下去，而是跑到家附近的纽约大学上起了课。选的都是研究纽约的课，有的讲历史，有的讲文化，有的讲建筑。

每年一门课，每个礼拜去两晚上，天气好的时候，张北海依旧保持步行的习惯。

张北海在曼哈顿，2013年

2015年11月初，张北海回了趟山西老家。

侄女张艾嘉参演的影片《山河故人》回太原路演，请他去看，而他则要带她去五台山下的祖宅寻根。“我不带他们去，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三十年前，张北海也回过一次山西老家。

“想到我母亲土生土长在五台山下，总以为随时都可以进山，一拖就是好几十年，结果一辈子也没有去成。所以我这次觉得我不但有责任代她看看老家，而且代她老人家游山。”

到金岗库村那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而过，岸边三三两两的姑娘在石头上洗衣服，远处是一头头牛羊低头饮水。

家乡和父母的描述如出一辙，只是张北海一句家乡话都听不懂。

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前的小溪

晚年的张北海生活极其简单，很少参与外界的事情，每日10点左右起床，下午拟个初稿，晚上再整理一遍，看看书，写写东西。“其实过日子本来就很简单的，不需要多少钱就可以过日子。”

侄女张艾嘉接受采访时说道“北海先生从年轻到今无论穿着或习性都没有改过，他不追求物质却欣赏好东西，爱喝酒却不求昂贵的酒，一切于欣赏而无需拥有。”

人生行至此时，张北海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和摇滚同时度过青春期，猫王只比他大一岁，“对我来说，不要再卷入实际的问题了，因为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张北海

去世前几年，张北海仍习惯手写，缓慢地学用电子设备查阅资料、回复电邮，直到2014年才开始用手机，至今都不喜欢戴手表，一块旧式怀表放在牛仔裤兜里。

游子离国多年，描绘了纽约的街巷趣闻，虚构了一场江湖侠隐。

在小说《侠隐》中，蓝兰问李天然：“人生难道就是这样，相聚一场，欢欢乐乐，然后曲终人散？”

李天然回答：“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也是张北海的回答。“你问我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就是这句话。”如今游侠已逝，但风骨犹存。

张北海在中央公园船坞，纽约，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