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继位初期，太平公主结党营私，“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阴谋废玄宗。

先天二年（713）七月，玄宗尽杀太平公主同党，赐太平公主死于家中。

十二月改元开元。至此，武周以来的多次宫廷政变暂时结束，开始了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阶段。

开元年间（713—741），玄宗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勤于政事，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发展了唐朝政权。

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很重视阅读史书。他说：“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

由于史书“事关理道”，所以，他认真阅读，但因为有些地方不易读懂，遂又设置了侍读，马怀素、储无量就是他最早的侍读。

显然，这是继承了太宗“以古为镜”的传统。

玄宗还反对奢靡，提倡节俭。开元二年（714）七月，他针对当时的“风俗奢靡”下诏曰：“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

同时，“罢两京织锦坊。”九月，又下诏禁止厚葬。他认为厚葬“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既竭家产，多至凋敝”。

于是，他明确规定：“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这种风气，虽然是有始无终，坚持时间不久，但至少反映了开元初年玄宗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

开元二十二年（734），他还亲自在苑中种麦，并和太子等人都参加收割。同时还对太子等人道：“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艰难耳。”接着又对侍臣道：“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

他既要使太子等人懂得稼穑之不易，还要了解农民生产的实际情况，正反映了他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不甘受人蒙蔽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开元年间的政治措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政治上为了励精图治，重用贤才，裁汰冗吏。姚崇、宋璟，就是他重用的著名宰相，后人多把姚、宋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社（如晦）相提并论，说明他们在开元年间起过重要作用。

姚崇建议“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等，从刑法、用人、赋税等十个方面整顿政治，玄宗全部采纳。宋璟为宰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他还建议恢复贞观年间史官公开记事的制度。贞观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向皇帝奏事，史官随同，记录所奏内容，故大臣奏事不敢随心所欲，任意歪曲事实。高宗以后，许敬宗、李义府专权，为了任意密奏其事，不准史官记录其所奏内容。

玄宗重视宋璟的意见，恢复了这种制度。政事的相对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抑制政治腐败的作用。姚宋两人还能互相配合。

司马光说：“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

两人合作的效果很好，玄宗尊重他们，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开元四年（7），有人认为，当年的官吏选拔太滥，县令多不合格。

玄宗立即召集县令，以“理人策”进行考试，结果有45人不合格被罢官。淘汰腐败无能的官吏，必然加强政权的作用。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

他认为“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遂改东都的集仙殿为集贤殿，表示他有重视贤才的求实精神。

其次，玄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开元三年（715）到四年（7），山东发生蝗虫灾害，广大农民无可奈何，只得“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姚崇积极主张捕杀，但有人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

姚崇坚决反对坐视蝗虫食苗而不救的悲观论者。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见，派人详察各地捕蝗的情况，结果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开元年间，还多次兴修农田水利，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开元二年（714），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

开元四年（7）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顷。开元中，彭山（今四川彭山）开通济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顷。

开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余顷。

再者，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朝廷集权，还改变食实封的制度。

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贵族，封户的租调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仅二三十家，封户也不过千余户。中宗以后，受封者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的受封者多达一百四十余家，封户遍及五十四州，安乐公主食封四千户，长宁公主三千五百户。睿宗时太平公主食封一万户。食封者不仅征收租调，影响朝廷收入，还任意敲榨封户，使封户增加许多额外负担。

玄宗改变旧制，封户的租调由朝廷统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额领取。这样，既加强了朝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减少了封家对封户的许多苛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开元年间的重要措施。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南北朝时期有很大发展，唐代更为盛行，武则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滥。不少人为了逃避徭役，多削发为僧尼，一些贵族官僚为了从中取利，也争营佛寺。

“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

开元二年（71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命伪妄僧尼还俗者一万二千多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实际上也提高了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兵制的改革，也有很大影响。

随着均田制度的破坏，府兵制度已难以维持。一方面是农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面是府兵不按时更番，久征不还者难以自备资粮，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逃避兵役的斗争日益高涨，“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玄宗接受张说建议，在开元十年（722）募兵十三万，充当朝廷的宿卫（后称■骑）；开元二十五年（737），根据边防的需要，“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朝廷供给衣粮，长期戍边。

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来的边兵。

从此，强制征发的府兵制演变为募兵制。兵农分离的募兵制，有利于农民安心农业生产。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使唐朝进入了富强繁荣时期。

当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这些情况，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

同时，也说明杜甫在《忆昔》诗中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并非诗人无中生有。由于经济的繁荣，人口也大量增加。

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国户数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数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九，较唐初甚至武则天时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开元二十五年（737），由于“岁稔谷贱伤农”，玄宗命提高粮价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东都一带购粮，两地各得数百万斛。于是，停运当年江、淮之租。

同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东幸”。另外，还下诏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与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京师出现不依靠关东粮食的局面是难能可贵的，各地粮食都留输本州，说明国家的粮仓存粮已满。

天宝八年（749），全国各地存粮共有九千六百零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各地“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帑藏充牣，古今罕俦国用丰衍”的情况，正是以开元年间的生产发展为基础的。

由于经济的繁荣，国力强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阶级矛盾都有所缓和，故而政权稳定。开元年间是唐朝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