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

在当前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版图中，导演万玛才旦的创作稳定且冷峻，个性化风格比较显著。在《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撞死了一只羊》等一系列作品之后，我们越来越看到一种较为纯粹且有深度的少数民族题材艺术电影创作。他的新片《气球》给喜爱艺术电影的观众带来了惊喜，在当前中国电影的视域中，作品的完整性、完成度应给予肯定。

影片中，达杰一家人因一只避孕套而陷入困境，加之家中长辈突然离世，原本和睦的小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万玛才旦在这部作品中延续了前作的隐喻式表达与动物寓言，并通过电影视听语言的艺术化处理，揭示了现代性发生过程中的人性隐痛。

“气球”的隐喻与动物寓言

电影标题“气球”在影片中是一个完整的意象，至少涵盖了三重意义：一是电影开头，达杰的两个小儿子，在无意中拾获父母的避孕套后，将其当作玩具“气球”，这是对计生用品的直接比喻；二是海报中红色气球与达杰妻子卓嘎的腹部相重叠，暗示怀孕女性的腹部；三是影片末尾，被放飞的红色气球受到众人仰望，与片头的白色“气球”相呼应，构成一组对照。红白“气球”对于原初的藏区而言，皆是外来物，成为现代性的另类表述，映射出现代观念的缓慢渗入，影响到藏区传统生活的方方面面。

动物寓言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是一以贯之的创作技法。《老狗》中的“狗”，《撞死了一只羊》中的“羊”，都以相对惨烈的动物寓言暗示了个体的生存困境。《气球》中“种羊”、母羊与羊羔的隐喻，相比之下显得温和许多。羊群的生活组织模式，同现代家庭的结构达成某种一致，同时又形成强烈对比。

达杰从朋友处借来一只种羊给自家的母羊配种，卓嘎直言种羊有点像达杰；其后又有种羊处于前景而达杰位于中景的构图；另有达杰与他人起了冲突后，跌进给羊除虱子的药浴之中。如此种种，都指向男性与种羊的异质同构。但有所不同的是，动物的繁衍受到鼓励，人类的繁衍却受限重重。达杰的身强体健奠定了他在家庭场景内的中心地位，但在整体的环境中，他又不得不面对生活的困顿，甚至需要低价卖羊来供养孩子上学。换言之，达杰一方面享受家庭场景内部的权威，时刻展现出强力的姿态；另一方面，又独自承受社会场景内的压力。当得知卓嘎动了打胎的念头时，达杰在家庭场景中的最后一丝权威，恰恰因为生育之事丧失殆尽。

相应地，卓嘎呼应着母羊的状态。母羊应以生产羊羔为己任，她亦默认了这种设定。然而，当卓嘎怀上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周医生所代表的现代理念希望她打掉孩子，达杰、江洋和妹妹卓玛却认为孩子是老人的转世，坚决反对堕胎。这一整套以生育为基础的家庭寓言，勾连起藏区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中，卓嘎鲜活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

视听语言的艺术化处理

粗粝的影像、大段的手持镜头、长镜头调度、有意味的构图、干净明了的色调、纪实性风格与超现实场景的呼应，共同构成了《气球》对于藏区时空的想象。影片在电影语言的层面相当考究。以达杰与朋友喝酒一幕为例，两个男人在室内对饮，前景是燃烧的炉火，柱子将中景内的两个男人区隔开来，后景的窗户外是一片漆黑，白色墙壁上女人的海报相当显眼。随后达杰的朋友醉倒在桌上，灯光闪烁了几次之后熄灭，屋内的光亮只剩下前景的炉火。此刻，窗外的大雨反而从先前的一片黑暗中挣脱出来，光源透过玻璃上的水帘，斑驳地映照在墙壁上，也映照在达杰饱经风霜的脸上。那幽暗的蓝色中透出达杰的生活样态，带着忧郁与无奈。借羊、喝酒、给羊配种、还羊、喝酒……循环往复的状态消磨着达杰的热情，但生活的日常中总孕育着偶然。在达杰再一次与朋友喝酒的当晚，他的父亲去世了。影片在此处给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传递出日常生活中的悲伤时刻，视听语言准确而到位。

另外，电影中的长镜头技法相当突出，无论是人物在室外的行动还是在室内的状况，动静之间都可以看出一种极为清晰的影像调度手法。《气球》中的长镜头与以往的艺术电影有所不同的是，尽管大致遵照了“上帝之眼”的模式，却给予了人物最大的尊重，给他们更多的时间释放动作与情绪，忠实地保留日常时刻的点点滴滴。

《气球》在视听语言层面确实做出了不少尝试和突破，但也依稀能够看出其他艺术电影的影子，虽然这种相似性未必是一种直接的模仿与因袭。然而，相较于独特的藏族题材表达与特殊的文化观念呈现，《气球》的电影语言大抵还是来自于典范的艺术电影手法，诸如前景割裂的效果、窗面与墙面的光影流动、低机位的水面倒影、摇晃的长镜头与准确的调度等。事实上，在作者导演的层面，万玛才旦已经属于相对成熟的创作者，但如果希望跻身世界一流导演之列，仍需找到极具代表性和独创性的电影语言，以在创作领域标记出清晰的位置。

遮蔽与暴露：现代性之困境

以超越性的视角返归本土，去描写现代性的冲突与矛盾，这是当前艺术电影创作的重要路径。这条路径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出少数民族题材本身，是基于社会文化发展的维度去静观某一区域的生存境况。在《气球》当中，最有趣的表达莫过于以一种“遮蔽”的状态去“暴露”现代化进程中的私密与痛苦。

“遮蔽”在《气球》中被处理成一种惯例状态。其一，指向视听语言，不断出现的作为遮挡物的前景，暗示着人物的关系发展，例如达杰和卓嘎夫妇在沟通怀孕事宜时，晾晒的羊皮、破损的窗户等物象均呼应着两人观念的背离。其二，指向语言本身，卓嘎羞于对周医生描述关于两性亲密关系的种种，甚至用“免费发的那个”去代替避孕套这个词语。与生育环节有关的一切，都成为被遮盖的话语，暗示与指代反而成了最为普遍的表述法则。

此外，“遮蔽”的手法还体现在卓玛与德本加的故事线中。卓玛戴着僧帽，以尼姑的形象出现，在镜头的操控下，我们看不见她的眼睛。卓玛在学校偶遇初恋德本加后的一连串场景中，双人镜头与单人镜头反复转换，但卓玛依然没有露出眼睛，这种显而易见的遮掩，暗示了她的隐秘性。德本加在赠予卓玛的书中记下了他们的故事，但书被卓嘎还给德本加，德本加也似乎再没有机会向卓玛解释当初的误会。

卓玛和德本加的前史在影片中仅有碎片化的表述，并未被完整还原，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这二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或许也与生育息息相关，而男女之间的秘密与误解不外如是。对于卓玛眼睛的遮挡，对于这段往事的隐藏，在心照不宣与秘而不宣之间，构成了一个暧昧且含混的空间。而艺术电影最令人称道的地方，莫过于最大限度地生成开放的话语地带。与此同时，被遮蔽的内容通过观众参与式的联想与补充，又一次丰厚了作品的内涵。

万玛才旦兼具多种民族文化的背景，这种跨文化作者的身份，让他既能够立足于藏族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又能以超越式的思维看待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及藏民个体的生存状态。同时，可以通过作品反映出藏区资源匮乏、观念相对滞后等现实议题。当然，在影像的背后，也能够看到导演自身的困惑与挣扎，生存在不同文化缝隙中的个体似乎都面临着诸多无解的难题。时至今日，我们呼唤此类影片的出现，呼唤以沉稳克制的镜头，在书写区域文化历史的同时持续引发观者的思考，而不是将藏区及其真实个体作为媒体奇观或流量热点进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