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的郎朗，是当今世界顶尖的钢琴演奏家之一。2020年9月23日，《美丽心灵》《达芬奇密码》的导演朗·霍华德宣布将执导郎朗的传记电影。（受访者供图/图）

钢琴家郎朗在德国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演奏《哥德堡变奏曲》时，感受到一种时空的重叠。

那里是巴赫的安眠之地，当地时间2020年3月5日，当开场的咏叹调再次奏响，郎朗听到了自然的声响。他事后将自己的心流诉诸一种神秘学的解释：“音乐当中还是有灵魂的。巴赫当时弹这首曲子，就是在这里弹的。我不一定是跟巴赫重叠，但起码这个曲子在这间教堂里重叠过。”

《哥德堡变奏曲》是巴赫晚期的一部羽管键琴作品，1741年出版，被业界称为“音乐上的珠穆朗玛峰”。郎朗将演奏这部作品视为自己人生下半程的漂亮开场——他在巴赫工作多年的教堂里公开演奏此曲，还录制了双版本CD。《纽约时报》评价：“音乐确实是巴赫的，但这一次，郎朗让它焕然一新。”

38岁的郎朗，是当今世界顶尖的钢琴演奏家之一。他是林肯中心和卡内基音乐厅开幕夜和庆典音乐会为数不多的首选明星之一。2016年，英国最具权威的电台ClassicFM评选出“历史上最伟大的25个钢琴家”，郎朗名列其中。2018年7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为什么说郎朗回归是古典音乐界一大盛事？》的文章，文中称：“一年多来，钢琴演奏家郎朗由于左臂受伤基本上无法演出，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他是古典音乐最大、最卖座的明星之一。”

近年来，中国大众对郎朗的印象或许更多停留在他的综艺形象上。他参加《青春环游记》《妻子的浪漫旅行》，在《明日之子》决赛中和太太吉娜斗琴。人们津津乐道于他的“咆哮哥”表情包，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郎朗也展示了自己的微信表情包——总共有好几页，他自己也经常使用。但郎朗坦言，他担心过度的娱乐化会“toomuch”，“离我的中心太远”。

人生下半场，郎朗对自己的定位是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家，他对此非常笃定。“我从小见过太多流星了，真的是小天才，然后一夜之间没了。包括和我一起成长的一些音乐家，你会看到，到了某些年龄段他就上不去了，明显就上不去了。我不要看到自己是这样的一种结局。”

视频来源：受访者提供

“从小就知道他们伟大，但是我弹不出来”

南方周末：录制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对你来说是实现了一个梦想。这背后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郎朗：这首曲子是巴洛克时期的巨作，并不是我平时擅长的领域。这几天我做了很多采访，到国外也是，他们都觉得我选择弹这个曲子，还是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像古尔德他本身就弹这种类型的作品，有他自己的风格。而我平时弹很多浪漫派的作品，像肖邦、李斯特这种，很多人认为那才是我风格强项的作品（编者注：古尔德是加拿大二十世纪最具精神魅力的钢琴演奏家之一，他演绎的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已成为音乐史上的瑰宝）。

但实际上，我从小就对巴赫有一种敬畏之心。因为我的老师朱雅芬教授，是全中国对巴赫最有研究的人。她从小就跟我说：“你如果能弹好巴赫，以后什么曲子都能弹好。”所以我一直很崇拜巴赫。

但是崇拜归崇拜，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这三个最牛的作曲家，我跟你说实话，我小时候没有太感受到他们有多伟大。不像肖邦、李斯特，我一听，太牛了。我从小就很敬畏那三位作曲家，我知道他们伟大，但是我弹不出来那种伟大，确实是嫩，太嫩的小孩。

所以我就先从浪漫派开始弹，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这些作品弹的时间长了好像容易腻。但你听莫扎特、贝多芬、巴赫永远不会腻，包括勃拉姆斯，你会觉得这一群人这么有深度，越弹越想琢磨出点新东西。

我第一次听《哥德堡变奏曲》，是10岁的时候听古尔德弹的。我觉得他弹得很有创造性，不是千篇一律的，没有什么对比的巴赫——听的时间一长，容易令人犯困的那种。我听巴赫有时会犯困，但是古尔德一弹，哇！我的耳朵就是竖起来的，他能把旋律弹得这么清晰，能把一些音色的处理变幻出这么多的颜色。

以前我觉得古钢琴也就那声儿呗，也弄不出来啥声儿。听了古尔德的版本，我就想如果有可能换一种弹法来弹巴赫的话，会不一样。后来我特别喜欢听穆雷·佩拉西亚演奏的巴赫，那声音出来，装饰音那花儿一听就是巴洛克式的，但声音又很浪漫（派）。我喜欢这种“颜色”的巴赫，不喜欢那种特别干的巴赫，听着感觉像敲琴似的。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开始练习巴赫，对他的作品有什么新的认识？

郎朗：我（十几岁）就一点点地开始练了，包括我17岁当替补的那次（编者注：1999年，17岁的郎朗在拉维尼亚户外音乐节上代替身体欠佳的安德烈·瓦兹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登场，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当最后一个音符演奏完毕，听众全体起立欢呼，郎朗从此在世界古典音乐界崭露头角），但我的巴赫弹得跟肖邦似的，因为那时候我弹很多浪漫派的作品。近些年在音乐会现场，我开始弹巴赫的《帕蒂塔》和《意大利协奏曲》，还弹一些亨德尔的作品。我想先试一试，别上来就这个（《哥德堡变奏曲》）。结果很多人都觉得弹得不错，说你这个巴赫不太像浪漫派的人弹的，你郎朗弹巴赫应该是有潜力的。

你看像霍洛维茨（20世纪浪漫主义钢琴大师，美籍俄罗斯人），他碰了斯卡拉蒂（巴洛克时期意大利音乐巨匠，羽管键琴演奏家），巴赫他不敢碰；就是鲁宾斯坦（美籍波兰裔犹太人，20世纪最杰出的钢琴巨人之一），也很少弹巴赫。实际他们怕他们的巴赫达不到他们的肖邦水平，大家会觉得他肖邦弹那么好，巴赫弹成这样。因为这是另一个风格，它是巴洛克音乐，不是古典音乐，就像爵士（乐），它是另外一个艺术门类。

包括它用的乐器是古钢琴和管风琴。钢琴是飞舞，可以随时换档；它不能，这个就是这个声儿，那个就是那个声儿，不能同时换，但它可以一节一节地换，这就让它的音乐更加规范化。

同时并不是说它在音乐上就不能发挥，好像少盐、少油，什么都少，这是一个错觉。因为艺术是相通的，情感也是相通的，只是它有自己的方式和味道，taste。所以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得跟真正精通羽管键琴（harpsichord）的人学。我自己也觉得，我得找一些真正的、这一生就干巴洛克音乐的人来教我（编者注：羽管键琴又称大键琴、拨弦古钢琴，出现于公元14世纪左右，是一种从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巴洛克时期盛行于欧洲的乐器）。

这三年来，我找了德国最棒的羽管键琴大师安德雷斯·斯塔尔学。开始的时候，他说你学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因为你很多习惯和巴赫有些不太一样。包括我的发音方法，用的力量，包括腕子磨的速度都跟平时弹浪漫派是两码事。

我小时候学的方法是比较西欧式的，因为朱雅芬教授是跟英国老师学的。后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他们是比较靠近俄罗斯的，整个学的是莫斯科那套玩意儿。到了美国以后，我的老师还是属于俄罗斯派的，非常的东欧。后来我又一点点往西欧走，德式的，这回专门学了一下巴洛克式的，所以对我头脑还是有很大一个提高。

包括分析也是。它的走向不像浪漫派这么直接地跳着走，它是那种“吱吱吱吱”的。浪漫派像是作诗，而它有点像瑞士钟表似的，很慢地走，但是很有情感，它的“心跳”比正常的浪漫派要慢。贝多芬的风格是比较靠近巴赫的，所以我用了一点对贝多芬的理解。

最重要的是曲式上面一定要完全掌握，这九个卡农到底怎么弹。以前我是模棱两可的，觉得“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实际在这个世界上，当你真正明白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就是Yes或No。这些人（指斯塔尔等老师）就能告诉你什么是Yes，什么是No。你知道好的律师、医生也是这样，就直接告诉你这是错的。所以我觉得斯塔尔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当地时间2020年3月5日19时，郎朗在德国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演奏巴赫晚年巨作《哥德堡变奏曲》。郎朗演奏此曲时，钢琴就摆放在巴赫墓前。 （受访者供图/图）

巴赫墓前弹巴赫

南方周末：跟着斯塔尔学了三年后，你在疫情期间演奏了《哥德堡变奏曲》，为什么会选这个时间？

郎朗：我觉得这次还算是比较幸运吧，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我3月1日第一场音乐会，3月5日第二场音乐会，3月9日以后，音乐会就因为疫情全停了，还好有这几场音乐会我才能录了专辑，而且上来就是圣托马斯教堂，一下让我离巴赫很近。

本来我是这么设计的，圣托马斯教堂放在6月份或者9月份，等我先弹一轮（音乐会）再弹。结果它只有那日子，你说绝了吧，还救了我——我们本来是准备6月份录音，后来一看圣托马斯教堂都弹出来了，3月份就赶紧录（专辑），录完我回国了，因为我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完，但是我知道这不是一两天的事。

南方周末：当时在教堂里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美好的回忆？

郎朗：首先弹管风琴，是在巴赫最喜欢的位置弹他的作品，我一弹那声儿啊，哇，就感觉一下跟巴赫拉近了。而且他那个墓就在这儿啊（编者注：郎朗在德国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演奏时，钢琴就摆放在巴赫墓旁），你就在旁边弹。

教堂里的声音，本身像是过滤式的，一弹那个声儿就飞起来了。有的教堂声音出去以后，是有回声的，但圣托马斯教堂没有。后来我一听，这么好听的声儿必须录了——本来我们没想录，我们只拿了三个摄像机，来录纪录片的，根本没想录现场，因为怕我得心脏病，所以没敢。

南方周末：为什么没敢？

郎朗：这是我人生中第二场弹《哥德堡变奏曲》的音乐会，直接就上圣托马斯教堂了。他们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但我弹完后，直接对摄像机说，“我这一辈子再不弹琴也值了”，我直接就那么说的，结果录得还真的很好。

有很多那种瞬间，在studio（录音棚）做不出来。我在studio有另外的弹法，每一个变奏曲都录了五遍，五种不同弹法，最后我来组装哪个更好。但是现场就只有那一种（可能性），而且就在那里即时产生。现在唯一有点遗憾，就是那天没有拿六个摄像机去，那样的话我就不用再录DVD了，直接完事了。现在我还得再录个DVD，但是也挺好，再过一年我还会不一样。

南方周末：声音在圣托马斯教堂里飘过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郎朗：就是自然的音响，加上它还是有灵魂的。我有时候还是相信，音乐里面会有灵魂的存在。你在弹一首曲子的时候，实际不就是重叠的吗？巴赫当时弹这首曲子，就在这里弹的，我再弹它，有个重叠感。

弹到最后我都控制不住，都哭了。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怎么还能在巴赫的墓前弹他的《哥德堡变奏曲》呢，我说这简直是做梦呢。

实际我2003年就去过圣托马斯教堂，就踩过点，当时我就想过：“等哪年我来这干场‘哥德堡’。”这是我第四次去了，我就没完没了地看，我看这能不能放钢琴，因为钢琴很长，那个台子不太大，后来咱们放完钢琴直接就对着巴赫的墓。

我小时候确实有很多非常疯狂的想法，真的是挺敢想的，比如我说肖邦诞辰200年的时候开场必须我弹。我就是有这种雄心壮志，但问题我要不敢想的话，我可能走不到今天。

“小镇上喝点咖啡，这在以前我都不能想”

南方周末：2017年你因为左臂受伤发炎，休整了一年半。那段时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郎朗：那段经历对我现在弹这些悲惨的音乐很有好处。以前我可能得稍微等会儿才能进入，现在从任何地方把我拽过来，你弹一段缓版，我一下就能进入。因为我一想到那个时候，我那一年，我马上就静下来了。

南方周末：那一年都在做什么？

郎朗：我没怎么干，自己在那思考了一年，思考我未来怎么弄，包括我是不是得稍微调整调整我的状态。但是也没有什么，我自己知道没有什么大事，炎症的东西就是靠时间治好的，炎症消了就OK。

南方周末：在那一年半里，你会担心随着年龄、身体机能的变化，以后演奏的能力受到限制吗？

郎朗：不会，因为我弹琴有很多种方法，所以这我倒不担心。但是你必须得静下来，因为那一年也干不了啥，人家告诉你了，那一年得休息。

南方周末：为什么说那一年多反而让你现在可能更理解“悲惨的音乐”？

郎朗：因为我一年多没怎么弹，我就光想了，心态发生变化了。我每天锻炼，那段时间还瘦了点，成天跑步健身。当时我一直在德国，吉娜帮了我很多忙。包括我岳父岳母每天开车领着我转悠，在湖边吃个晚饭，划个小船。6点半我们在湖边钓点鱼吃，在森林里溜达，小镇上喝点咖啡。另外我还有时间可以约会，这个很好，这在以前我都不能想。

南方周末：在此之前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郎朗：完全没时间，我现在也没时间了。所以（那段日子）挺好，能让我真正体验生活，体验生活对我的音乐很有帮助。

南方周末：怎么讲？

郎朗：你会对生活有更多品味。因为像我一直忙成这样，我确实没有太多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很小我就接受现实，我说的现实是指，不能有自己的时间，不能真正去放松，因为想到第二天要干什么，我就放松不了，很多地方也不能去，很多事情也不能做，必须要保证安全，确实有一些东西是你要牺牲的。

南方周末：哪些事物是你不能碰的？

郎朗：不可能成天晚上去club玩，耳朵都坏了。我是非常自律的，非常自律有好处，但是有时体验生活就差，没有太多的新鲜感，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我从小练琴，包括去国外学习，每天都是活在一张日程表上。

我不是说大家没有活在日程表上，但是那种日程跟我不能比，不是一码事——没有人每天都飞的，除非是飞行员，飞行员也不能每天飞，我飞得比飞行员都多，因为他们有休息时间，我只要弹完第二天继续飞。

所以一切都设计好了，这种人生是很好，但它是缺东西的，它不是跟我的自然年龄相仿的。我还好，还没有变得神经质，我还能放下去，台上台下转得还比较自然，很多人是受不了的，头脑都受不了。

南方周末：你这几年和以前相比是不是更松弛了？

郎朗：那倒也没有，我结完婚有点变化，自己的状态不太一样，回归生活、回归家庭。但我还是很拼的，只是说会多点时间给家庭，实际也多不到哪去，每天多一两个小时。但我觉得很重要。

郎朗花了三年时间系统练习《哥德堡变奏曲》，图为郎朗脸上盖着巴赫乐谱。 （受访者供图/图）

“我先帮自己复工复产吧”

南方周末：你曾说，想去参加综艺节目，有弥补童年缺失的成分在？

郎朗：这个很简单，完全就是因为疫情，今年我的音乐会没了，我就是想找个机会，上点节目，正好也能保持我的舞台状态。

只要明年音乐会回来，我不可能参加这么多综艺节目。我也不是“装蒜”，我如果有音乐会，这些娱乐节目一个都上不了，这是事实，fact。

但是因为这个planB（B计划）呢，今年我也挺高兴，我不能说完全否认这个东西，我觉得综艺对我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青春环游记》和《妻子的浪漫旅行》这两个节目，其他节目我也没怎么去，主要是吉娜。

我本来先上了一个《王牌对王牌》，那天他们正好收官，说想让我弹点古典曲子，因为他们想做出一个古典殿堂的感觉。这个主意也特别好，大家穿得都很庄重。

做完这个节目以后，贾玲他们就邀请我来《青春环游记》，说我们有一个节目挺好玩的，你是不是小时候玩得少？我说是，你找我干嘛，我也不会玩。她说就因为你不会，你才应该去体验一下生活。我们虽然没有深入相处过，但是短时间内就非常喜欢对方，像是家人。他们说也不影响你练琴，每天都给你留出时间练。你还可以跟不同音乐类型的人，像是周深啊，你们可以搞搞创作。

所以我就接了，一接这个邀约就特别多，大家觉得我好像综艺上面还有两下子，傻呵呵的。最近真的很多人找我，说你还挺适合，挺能说的，还挺逗，解放天性了。

南方周末：这个效果是你没有预想到的？

郎朗：没有，我从来没有预想过我还能上这样的节目，这也是发现了新的潜力。当然我觉得我们这次做得不错，又去做了一些文化类的跨界，真挺成功的。

南方周末：在参加真人秀的时候，有什么底线是你觉得不能去触碰的吗？

郎朗：第一天我就碰到了问题，大家选衣服，谁输了选最难看的衣服。结果上来给我弄了一个喷血哥的衣服，当时我都炸了：“我这还能回音乐厅吗？”然后沙溢说：“哎呀妈呀，你这汗珠子都这么大了，吓得。”真吓得够呛。后来他们还行，让我穿的是比较酷的那种。

南方周末：那衣服本来是什么样？

郎朗：像是一个乞丐服，是一个喷血哥的，喷血的。让我去穿它，我还发朋友圈了，说“你看我这身儿怎么样”。后来大家也是启发我，说你放松点，不至于，你太认真了。我开始也是在乎输赢，我以为真的呢，输了就完蛋了，我不会那歌也得瞎蒙，我有那种劲儿，有点赢天赢地的那种感觉，后来发现这就是大家玩一玩，效果出来就行了。

南方周末：有自己生活当中不太愿意被展示出来的东西吗？

郎朗：那倒问题不大，我倒不太注意这个东西，我从来也不是那种装的音乐家。我是担心玩太多的话，有点toomuch，我是怕这个，怕离我的中心太远。

南方周末：中心是什么？

郎朗：艺术。我会有这方面的担心，所以你看我从来不唱，从来不跳，我还是会有一些底线的。有些太娱乐的东西，肯定是不能碰，像那种建房子或者连唱带跳，过于娱乐化的。

我耍耍嘴皮子还行，我实际也是想通过这些东西，把古典音乐稍微宣传宣传。我每个节目都会往里放（古典音乐的元素），都跟导演说，我想弹弹这个弹弹那个，我会说的。

南方周末：导演们会是什么态度？

郎朗：导演一开始有点害怕，他觉得这种纯古典的大家看不明白，但一看我这么说，一看我能让大家很简单地理解、很容易地理解，他就愿意让我放这个东西了。

南方周末：你会去游说？

郎朗：对，我上节目就想做得更有文化规模。后来不断有机会让我来说艺术上的事。我开始跟导演说，我说你的猜歌环节，猜猜古典的多好。他问我，大哥，谁能听懂啊，上来就来个舒伯特的《冬之旅》，谁知道你这玩意儿？我说，你小瞧中国人的素质。

后来也加一点古典的东西放上去了，包括跟杨丽萍老师的合作。《明日之子》也是，这次决赛吉娜弹《音乐瞬间》，我弹《哥德堡变奏曲》，全是古典曲子，连流行都没有了。我觉得挺好，起码他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普及一下。

南方周末：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郎朗：音乐会我已经开始弹了一部分了，应该回归了。我的综艺效果差不多也做完了，都完事了。最近有一档节目来找我，11月份的，而且是全季的，我说不行，没时间了。

南方周末：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

郎朗：也是说，发现您（的综艺感）很好，我们这也是帮助一些企业，让他们好好复工复产。我说我先帮助自己复工复产吧。然后就拒掉了。我之后也就是上个晚会、秋晚什么的，那是演奏，不是综艺，就是弹琴。

“我绝不会到了中年，就开始堕落了”

南方周末：你之前说到了三十七八岁以后，自己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郎朗：对，所以《哥德堡变奏曲》就是献给我下一个阶段的。

南方周末：怎么理解“下一个阶段”？

郎朗：我要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家，就是这个理解。

南方周末：近几年来，外界有一种论调——认为你现在正处于从神童到成熟、再向元老级音乐家转变的阶段。你的老师巴伦勃依姆也说过一句话：“一个神童，要么不再是儿童但依然是神童，要么就不再是神童，仍然是儿童。”你觉得你是哪一种？

郎朗：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完成从神童到成熟钢琴家的转变了。现在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更高的目标，所以直接拿《哥德堡变奏曲》上了。一般人不太敢这么干，这个我知道。

我曾经说，我把每场音乐会都当成最后一场来弹。我跟一般钢琴家不太一样，因为我认为我走出来这条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要用一切守住这些生路。我对自己是非常严格的，我估计你很少能找到一个钢琴家，对全局的态度像我这么当回事儿。我看起来像不太当回事的人，但我是真的把我自己的事很当回事。

南方周末：这个怎么体现？

郎朗：你说为什么全世界最好的音乐会都给我弹？美国十个交响乐团开幕，我一个人占五个。我今年是费城开幕、波士顿开幕、卡内基开幕、洛杉矶开幕……我一个人占五个开幕，这个实际是有点“过分”了。

我为什么能？我又没有什么“干爹”，我就是用实力来证明我能，而且我愿意去拼。有些人可能对自己挺好的，你一问（他就）说：“我今天不想弹，我想休息一天。”还有不能面对自己的，自己水平不行了不承认，总是找别人的借口：“他会炒作，他很幸运”。幸运不是白来的，幸运是自己拼出来了。我就是非常清楚知道我要做什么的人。

昨天晚上我和老师通完话，我把后年的曲目全都定下来了，我永远会想到下一步是什么，我不会停的。在足球比赛里，有一种无球跑位。拿球的时候很容易知道位置，在没有球的情况下，你让你的跑位，站在什么位置，这个是最难的。我每天早上都在想，我下一步怎么干，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有时候也很累。但不管谁说我就要往下走。

我从小见过太多流星了，真的是小天才，然后一夜之间没了。包括和我一起成长的一些音乐家，你会看到，到了某些年龄段他就上不去了，明显就上不去了，我希望不要看到自己这样的一种结局。这次录《哥德堡变奏曲》就是一个态度，我绝对不会到了中年，就开始堕落了，我还是要继续更好。

南方周末：因为疫情，2020年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不是特别顺利的一年。这会让你去思考音乐的意义吗？

郎朗：今年对古典音乐几乎是半毁灭性的打击。全球最大的古典音乐经纪公司——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90年的辉煌，今年已经解体了，这公司不存在了。他们在“二战”时期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竟然没了，说没就没了。所以是非常难的一年，对于艺术来讲，先活下来，然后易地再战。我希望大家都能挺住，不要因为这件事对艺术动摇。

南方周末：除了OneWorld演唱会，意大利的“阳台音乐会”你也参与了？

郎朗：我当时正好还在欧洲呢。当时中国疫情刚出来的时候，法国全国都在给中国录（音乐视频），巴黎交响乐团也参加了。后来意大利疫情开始后，我专门录了一版钢琴弹奏的《今夜无人入睡》，结果很快，全球疫情都出现了。音乐还是很有力量的，能让人感受到这种团结，全球性团结。

这两天采访我也说，希望音乐能在这个时候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尤其在世界（上的人）不是越走越近而是越走越远的情况下，音乐一定要给人拉回来。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