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仁见智】

作者：崔莉（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电视剧《三十而已》的热播引发了诸多关于女性话题的探讨，甚至不乏群情激愤。“女人为何”“女人如何”的社会纷议，既是现实生活中女性生存图鉴的文艺映射与回响，也是女性题材电视剧创作有待深化的审美思考。

“现实主义+职场女性”是近年热播女性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突出标志。不再单纯地着力于对女性角色的生命体验、生活经历、情感追求等特定内容的呈现，更注重将人物成长经历、职场奋斗、社会环境等熔于一炉，塑造职业化的新女性。如《鸡毛飞上天》中的小商品批发零售商，《远方的路》中的民营快递从业者，《安家》中的房产中介商；《二十不惑》中的实习生小白、美妆博主、二次元佛系宅女、饭圈女孩；《三十而已》中的奢侈品店销售员、新型全职太太、大楼物业管理员等。

反观之前的女性题材剧作，职业仅仅是起到提供人物背景的点缀，笔墨集中在个人感情、家庭关系的纠葛与爱恨情仇中，窄化了现实女性涉及的生活广度和剧中人物可能追求的人生宽度，造成了女性形象的单薄和孤立。而在《鸡毛飞上天》和《远方的路》两剧中，女主人公的人生经历、爱情故事都与其所选择的事业顺逆息息相关，小商品批发、私人邮政快递业务如何突破行业局限，从夹缝中野蛮生长到进入社会主流获得合法地位的历史，不仅带出了一个行业，更是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历史。这样的人物，摆脱标签感和类型化，具有独特、真实、可信、鲜活的时代质感与生活现实感。

“只有女性自身完美才能得到幸福”这一曾经盛行的叙事主张，正在被契合现代精神的叙事视角所颠覆。如同样涉及原生家庭问题，《欢乐颂》中，无论是物质压榨，还是精神伤害，樊胜美与安琪面对原生家庭问题都痛苦挣扎，无力自拔；而在《都挺好》和《安家》里，苏明玉和房似锦则凭借个体清醒的认识和努力奋斗，实现了自我成长，摆脱了原生家庭的羁绊与伤害。“成长”的主题超越了“受难”的主题，“主动对命运说不”的叙事突破了“屈服于传统的无奈”的叙事。再如，关于第三者插足的俗套故事，《我的前半生》试图探讨“独立与爱”对女性的生存意义。显然，没有主观道德过错的女性主人公仍然要承受伤害，恰恰反证了“女性完美观”的荒谬，打破了追求完美的白日梦。

长期以来，来自男性主导的社会标准，常常以物质金钱、婚姻爱情来量化、物化女性。表面看，《三十而已》似乎夸大了当下女性的焦虑感，顾佳与王漫妮拼尽全力，依然不能获得他们认为的美好生活。其实，她们故事的叙事视角已经跳出了惯常的“赢家思维”，向内聚焦女性自我需求，直面女性自我追求的意义构成了叙事的真正议题。这一转变所具有的现代性价值在于：女性题材不再是女性如何受难，如何成功，而是女性如何成长，肯定奋斗过程本身即为人生收获。这一变化值得记录与分享，也值得肯定与鼓励。

不可否认，女性现实题材剧热播引爆的焦点、热点话题，既有创作者们发现女性问题的胆识与眼光所引发的关注，也有剧作在主题把握、叙事逻辑等方面存在的质疑与争鸣，难以自洽。

“女性职场奋斗史”常常演绎为办公室斗争和职场潜规则的轮番献丑；“女性个人独立史”则披着励志的华服，内里却是物化女性的庸俗视觉系；“大女主”形象更多依赖夸大的性别优势，其实每个命运拐点却都是假借男性之手完成。对《我的前半生》的质疑，集中在罗子君的觉醒与逆袭，主要依靠无所不能的闺蜜男友，顺带祭上了闺蜜的爱情。对《三十而已》的批判，则聚焦在顾佳这一角色为了跻身富贵太太圈，一方面不惜折损自身尊严百般迎合，另一方面对虚伪太太圈的批判却变相地演变成极端炫富。

固然相关的女性叙事逻辑验证了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对环境的选择性和适应性的关系，但如果社会环境对女性角色形成了一种价值观的压迫，剧作需要完成、需要表达的是批判物化的环境、以财富定阶层的价值观，而不是将它合法化、合理化，从而形成支配女性的话语权力，成为女性形象的叙事逻辑。所以，进一步增强女性题材电视剧的认知功能，在叙事逻辑上突破落后性别观念的羁绊，不仅要自圆其说，更要名实相符、名正言顺。

有别于宫廷古装传奇玄幻剧作中女性形象的虚空，现实题材电视剧中的“女人们”，穿梭于厨房厅堂，奔波在家庭社会间，活得结实，爱得执着，想得深刻。当前社会关于女性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多且尖锐，无论是作为电视剧收视主力的女性观众，还是作为电视收视王牌的女性题材电视剧，唯有敢于直面女性面临的真正困境，才会彰显女性题材文艺作品的独特价值，方能有益于“她消费”“她经济”“她时代”的文艺创作乘风破浪。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6日15版）